梁启超美学:审美至上的"趣味主义"

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丰富多彩,究其核心和相互联系,乃是建立在"趣味"基础之上的有机体系.他肯定审美的"趣味"即情感快乐在生活与艺术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揭示了"趣味"之美的唯心本质、创造来源和风格种类,尤其深入分析了书法、小说艺术的审美特征,并以新的文艺趣味观掀起了"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为其变法实践张目.     

王国维的文学功用观及其现代性

回眸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化进程 ,已有很多人把起点定在王国维那里。对王氏的价值重估 ,是带着对本世纪中国文学的反思和重建的自觉的。王国维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堪与传统划清界限的新质 ,以至于可以把他算作文学现代性的起点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几千年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挞伐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对文学独立价值的强调。如果说梁启超只是掀开了现代性文学观念帷幕的一角 ,那么到了王国维 ,这个帷幕便开始在徐徐地拉开了。梁启超提倡“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戏剧改良 ,虽然涉及到了汉语现代性和体裁的现代性问…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天津

“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是戊戌变法失败后 ,逃亡海外的梁启超提出的文学变革口号 ,这两个“革命”作为维新派在 19、2 0世纪之交发动的整体性文学变革的组成部分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其最初的孕育、发生 ,是与天津分不开的。一　　“诗界革命”的口号 ,最先出现在 1899年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一文中。他提出诗界革命的原则是“第一要新意境 ,第二要新语句 ,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在此后的《饮冰室诗话》中又举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为“近代诗界三杰” ,作为诗界革命的样板。可见实际上早在口号提出之前 ,以革新诗的意境、语…     

失控的革命话语——梁启超革命观的十年嬗变(1898-1907)

在1898-1907年间,梁启超的革命观在激进与缓和之间经历了曲折转变,但是,随着其革命思想传播而激化的革命热潮,却在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知识群体中不断传染和转化,反而不以他思想的嬗变而消减。梁启超革命思想在观念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反映了知识分子虽能通过革命话语的创造吹响舆论界的革命号角,但却难以控制革命话语在社会领域中的转化,以至于无法在革命的漩涡中寻找一种可以替代激进、煽情革命论的话语。这期间,尽管现实之痛让人们忘却先前革命带来的创伤并驱使人们召唤革命的再度降临,但梁启超对革命模式的摸索及其失落却逐渐地为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铺设了一条愈发清晰的道路。     

《钟嵘年谱》

《钟嵘年谱》序卞孝萱章学诚曾云：方志,一方之史;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年谱,一人之史。梁启超将年谱分为四类：第一类,自撰年谱;第二类,友生及子弟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第三类,后人补作或改作昔贤年谱;第四类,纯考证的远古哲人年表。梁氏重视第三类年...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梁启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本世纪初年是梁启超精神生命的黄金时期,他的新民学说以及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前驱。“五四”新青年以反思传统、学习西学为文化价值取向,其主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运动,革新传统的思想道德,改造国民性,这一切均由梁启超埋下伏线。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青年”所做的工作只是对先前“新民说”的继承和超越。梁启超那具有时代意义的心路历程乃近代文化转型和思想递嬗的重要一环     

《饮冰室诗话》论略

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借助评诗与采诗对维新派之“诗界革命”进行了总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是关于“诗界革命”涵义的最简明最准确的概括。它具体指诗应以古典诗歌的体式,含蓄蕴藉的风格,并与音乐性相结合,来表现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精神以及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诗界革命”于扭转复古、形式主义诗风具有一定作用。但它只是改良而非革命。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3年是梁启超诞辰130周年,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今晚报》社、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0月13日、15日在天津隆重举行。150余位海内外学者赴会,提交论文110多篇。学者们在会上研讨了梁启超的政治观、宗教观、社会性别观、科学观,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新闻舆论思想及办报活动、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想,梁启超与传统文化的延续及其变革、梁启超与某些历史人物的关系等问题,其中有很多论文涉及梁启超研究中的传统与现代性…     

现代中国文学观念嬗变论

一1907年,鲁迅发表了《摩罗诗力说》,它既是系统阐述自己文学观的论文,也是在西方近代文学思想影响和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前奏曲的背景下出现的第一篇新文学论文。必须承认,它的观念已经标志中国文学开始真正步入了近代世界文学的思想堂奥。鲁迅之前,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变有过巨大影响的是梁启超。他不仅是晚清“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文体”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理论中坚,而且揉杂了一些东西方的文学观点,在近代中国提出了颇有吸引力的“纯功利”文学观。他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     

国难之际的史学遭遇——以1931—1937年的“通史”编纂为例

新式“通史”的书写是二十世纪初期“史界革命”突破的一个关键点。既有章太炎、梁启超等时代巨子的积极倡导,又有由清末学堂改制所催生的编纂新式教科书的大量需求,“通史”写作由此走向学界中心。然而到了三十年代,学风为之一变,以史语所为代表的考据势力开始主导学术潮流,通史的编撰随之退为边缘。但在此期间,伴随日本入侵危险的日益加重,国难笼罩下的民国史学界的通史书写,实际上呈现的是一幅更加多元的图景。     

20世纪初新史学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20世纪初年以梁启超、章太炎、黄节、邓实、马叙伦等为代表的晚清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激烈批评,以“新史学”为中心进行了一场史学革命,其最初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中国现代史学之建立上。笔者认为在20世纪初史学革命中,新式知识分子借“史学”的革新,对“民族”、“国民”等近代概念进行了界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

<梁启超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种重要年谱都认为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11月23日,这一说法被许多论著沿用.其实,此说有误.1918年底梁启超因参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讨论,同时筹备私人赴欧考察事宜,致使未能与胡适在11月23日如期会面,直到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1920年3月21日两人才在林长民的家中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两位知识界领袖的初晤颇具象征意义,透露了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及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某些迹象.     

梁启超“革命排满”主张评析

在戊戍变法中以改良为职志的梁启超,1898年流亡日本后,一度高唱“革命排满”主张。因此,郭沫若称他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人”。而革命派首领孙中山则斥责他“口谈革命……而为保皇之中坚”。那么,梁启超“革命排满”主张的实质是什么?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初读

车晴的《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以下简称《年谱》,《年谱》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无论是从谱主身份、编撰水平,还是从编辑特色来说,都是一本很值得推荐的好书。众所周知,中国史传之体,自古即有纪传与谱谍之分。纪传、谱谍,各有所长。纪传以描写生动见长,而往往以作者之见解对史料有所取裁。谱谍则要求全面准确,不以作谱者自己的意志与好恶为史料取裁的标准。从客观性来说,人物年谱是更为重要的一种历史记载。     

浅析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惊世骇俗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塑造了具有“独立自由、进取冒险、利群爱国”的新民形象，试图从改造旧的国民性的角度来挽救中国近代的民族危亡，并提出了“道德革命”的思想，认为“道德革命”是实现“新民”的重要途径。道德革命的思想是在我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来的，通过深入分析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笔者发现它对于我国目前社会主义转型的道德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一、“道德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粱启超从理论和现实上为“道德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证。首先，梁…     

非晚清文学“革命”运动否认论

1899—1902年间,梁启超在日本接连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戏剧改良等口号,倡导文学革命,并且引起普遍的响应。从总体上看,梁启超与其支持者所倡导的文学革命,不仅尖锐地批判旧文学,强烈地要求建设新文学,而且具有适应时代需要的、较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产生了一代形式较为通俗新颖的、表现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要求的文学作品。这些理论和作品为社会所广泛接     

清经解类型及价值分析——以《皇清经解》正续编为例

本文以<皇清经解>正续编所收400余种经解文献为例,对清代经学文献的编撰体例进行了类型分析,并适当归纳了各种类型经解文献的编撰特点及其价值.重点在分析注疏、论说、考辨之作三大类经解文献的特色,至于文字校勘、音注、年谱、图表之类经解文献等,由于其体例较为直观,则略而不论.     

论梁启超的理想人格：《新民说》重读

在“道德革命”的旗帜下,梁启超的《新民说》表达了“新民之道”的多项意谓。该书以明确的历史意识和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为前提,以建设“公德”为契机,以“利群”为道德之总纲来平衡公德与私德,目标是造就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应的“新民”。解读《新民说》,不宜纠缠于表述之欠周延甚或前后扞格,而可悬置系统哲学的框架,以观念史的方式钩玄提要。“新民”的历史形态是由“臣民”变为“国民”或“人民”,在道德界则应超出“私德”扩展“公德”。真正把握其“公德”观念,需要对“德”有逸出一般行为规范的界定,明确其包含“品性”“德行”和“行动”及其“力量”之复合意义;在此基础上会看清梁启超所谓“公德”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观念群,它们由五对相反相成的观念绾合而成,涉及到形上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诸学科,对它们作辩证综合方才能描绘出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型理想人格,汲取其对于我们今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