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自由书》琐记

《伪自由书》是鲁迅先生的第七部杂文集,共收杂文43篇(其中9篇由瞿秋白执笔),系1933年1月至5月间作。这些杂文中绝大多数都在上海《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上发表过。1933年10月由青光书局用北新书局的名义出版。《自由谈》名曰“自由”,实际上鲁迅先生并不能自由地在这个园地上“驰骋”,“自由”“不过是一句反话”。(《伪自由书·前记》)所以当他编集时便以“伪自由”作书名,强烈地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所谓“言论自由”的虚伪性。在当时日益严重的压迫下,这些杂文是怎样写作、发表的?这本集子又是怎样出版的?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些探索。并钩稽文章中的一些有关史料。     

学习鲁迅善于揭露敌人的斗争艺术——读《〈伪自由书〉后记》

《〈伪自由书〉后记》,是一篇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斗争艺术光辉的战斗檄文。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今天,认真读一读这篇《后记》,从中吸取鲁迅对敌斗争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同林彪一类政治骗子的斗争,是会有帮助的。善于揭露敌人,这是鲁迅对敌斗争的宝贵经验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     

“说假话”是“老谱的一着”——学习《伪自由书·后记》的一点体会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这是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以下简称《后记》)中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这个经验,是彻底戳穿林彪这类政治骗子的画皮,“研究他们的策略”的有力武器。把这个历史经验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学习并应用,是有其深远而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史记》校读记

中华书局编辑部于1959年出版的《史记》，以金陵局本为底本，进行加工整理，书末附“校读后记”，是较为完善的版本。对于三家注中的少量误点，尚有漏校，如“数”，谬。印本亦有误处，如“陕”误为“陕”，“祠”误为为“数落”、“责让”之意，而注为“频数”意，实“词”。     

《桂林风土记》校读记

唐人莫休符所著《桂林风土记》,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记述桂林山水的古籍。它不仅记载了桂林30多处山水名胜,而其所涉人物史事,上起远古,下迄晚唐,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桂林山水名胜沿革以及古代广西地区的历史遗存的宝贵资料。可是,这部如此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长期以来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最近,笔者以《四库全书》(文澜阁)本为底     

读《清白堂记》

范仲淹于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十一月徙知越洲,在任一年零四个月,写下了不少诗文,《清白堂记》是其中著名的篇章之一。《清白堂记》是一篇寓意深刻的散文。读了这篇文章,人们就会为它高尚的情思所激励,为它佳妙的艺术表现所熏陶。它可以与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相媲美。     

读《逆党祸蜀记》

手抄本《逆党祸蜀记》是同治年间汪堃辑录的。所谓“逆党”,是指咸丰末年执政,咸丰帝临终时指定的顾命八大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等人。他们以端、肃为首,想自己揽权,阻止慈禧垂帘听政,是慈禧的政敌,后被诛杀,故称“逆党”。但是,《逆党祸蜀记》所记载的,主要不是这个“逆党”的事情,而是一八五四年(咸丰     

鲁迅《秋夜》读记

一枣树的品格西墙枯树态纵横,奇古全凭一臂撑。烈士暮年宜学道,江关词赋笑兰成。上面录龚自珍已亥杂诗一首,这是一首咏物诗,是龚自珍歌颂他自己的羽(王岑)山馆西墙边一株枣树的诗。这棵倔强的“奇古全凭一臂撑”的枣树,枝干纵横,有如巨臂伸张,撑拄着蓝色的天空。作者对它寄予了钦仰与爱抚。他在诗的自注中说:“羽(王岑)之西,有枯枣一株,不忍斧去。”他并写了这首小诗。现在我读鲁迅的散文诗《秋夜》,又遇到了鲁迅先生写的枣树。《秋夜》中有五处写到枣树的形貌及性格:一、在我的后园,可以看到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后记》

1979年,孙席珍同志接受委托,参加《郭沫若全集》编注的审阅工作,负责审校文学编1至5卷十多个诗集的注释。孙席珍同志对郭老有深厚感情。早年他曾是郭老的部下。解放后,他长期从事郭沫若研究,若有《郭沫若诗歌研究》等书稿,可惜在十年动乱中毁去。后来他又撰有《怎样进行郭沫若研究》等文章多篇。1981年以来,他长期认真仔细地对待《郭集》的编注工作,先后校阅了1至4卷的诗集十多种。后来,接到文学编顾问聘书,又校阅了《三叶集》一卷。     

《左传》校读记

校读是校勘学方法在古代汉语学习中的推广和应用。以作为我国叙事文学源头的《左传》为例,通过《左传》与《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史记》《新序》《说苑》《淮南子》等相关典籍中同类语料的校读、对比,用这些校读材料补充《左传》文句表达方面的省略之处,也使得《左传》字词训释更加直接易懂。通过反复对比,在尽现《左传》文辞之美的同时,亦偶现出其个别的稍逊之处。     

读《游褒禅山记》

《游褒禅山记》是北宋王安石写的一篇游记。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一○二一年),卒于宋哲宗元佑元年(公元一○八六年)。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出身中下层官僚地主家庭,少年随父宦游,立志报国,自比夏禹的大臣稷和契(“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一○四二年),考中进士,出任地方官达十七年之久。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了解北宋王朝的     

读《蜀道难》琐记

重读《蜀道难》,作札记数则,旁门之见,录以求正。 一、关于写作年代 常见有二说,一说是早期之作,一说乃后期作品,当以后说为是。根据:1.此诗与李白早期的诗风不符,而与《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中晚作品风格相类。李白早期作品以五言居多,汪洋恣肆、雄奇奔放的风格也尚未定型,而此诗乃其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诗风已完全成熟。2.从某些诗句看,反映了安史乱前外族将领踞边的险恶形势,表     

鲁迅《秋夜》读记

一枣树的品格西墙枯树态纵横,奇古全凭一臂撑。烈士暮年宜学道,江关词赋笑兰成。上面录龚自珍已亥杂诗一首,这是一首咏物诗,是龚自珍歌颂他自己的羽琌山馆西墙边一株枣树的诗。这棵倔强的“奇古全凭一臂撑”的枣树,枝干纵横,有如巨臂伸张,撑拄着蓝色的天空。作者对它寄予了钦仰与爱抚。他在诗的自注中说:“羽     

美味即自由 ———读《吃》

一、中国人的吃与吃文化近读明茨的《吃》(林为正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一书,深为倾倒。作者在简单的文字中道出了很多富有意味的道理,也使我们意识到确实有必要对“吃”这一件仿佛最普通不过的事情予以重新的认识。中国人在古时候把一个叫“饕餮”的怪兽,铸造在各式的食品容器     

读罗隐《谗书》札记

《谗书》是罗隐以儒家理想的社会形态来衡量现实 ,痛斥现实背离儒家之道太远的一部杂文小品集。《谗书》五卷似为罗隐重序时的刊本 ,这一刊本时间 ,应在 876年之后。     

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答复司马光的一封信,写于宋神宗熙宁三年二月。这时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巳进行整一年了。 在过去这一年里,王安石提出了几项反兼并的理财措施,先后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役法的改革,也正在积极酝酿中。他的这一系列变法措施,打破了当时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搅扰了“习于苟且非一日”的士大夫的酣梦,捅了顽固派的马蜂窝。那些维护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利益的顽固派,一个个惊讶莫名,大为震怒,在司马光的指挥和影响下,纷纷跳了出来,向王安石发动了猖狂进攻。司马光的喽曪吕诲打先锋,滕甫、郑獬、王拱宸、范纯仁、祖无择、周(岂页)、苏辙等接二连三地跟着起哄,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到了熙宁三年,顽固派头子司马光亲自出马。他一方面配合顽固派“元老重臣”韩琦,向皇帝     

读林觉民《与妻书》

林觉民,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福建省闽侯县(今福州市)人。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十四岁就进入高等学堂学习。由于他早年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在课余讨论时事时,他曾激昂慷慨地说过:中国不革命不能自强。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庆应大学文科学习文学、哲学。这时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开展了民主革命活动。 1911年(即辛亥革命的一年)春天,林觉民在日本接到黄兴、赵声两人的来信,云事情     

读《甲辰答朱元晦书》

《甲辰答朱元晦书》是陈亮一一八四年,给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朱熹(字元晦)的一封回信。陈亮是我国南宋时期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法家思想的杰出代表。他生活在南宋大土地所有制恶性膨胀,金人不断南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朝庭屈辱苟安,国势危殆的时代。在如何对待这种苟安局面的问题上,陈亮坚持了法家路线,坚决主张实行改革,提倡富国强兵,举用贤能和有抱负之士,“驰驱战场,赶走女真,收复失地,洗刷国耻”;同反动“理学”家的代表朱熹的反对革新、反对提倡富国强兵、反对收复失地统一中国的反动路线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晚年陈亮和朱熹曾多次通信,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王霸”“义利”之辩。在这场论战中陈亮对朱熹的反动路线予以有力的驳斥和批判。《甲辰答朱元晦书》就是这场论战开始时陈亮答朱熹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功利”     

试论《切韵》一书的性质——读《切韵·序》和《颜氏家训·音辞》

《切韵·序》和《颜氏家训·音辞》篇是我们理解《切韵》性质的重要文献。参加《切韵》编写大纲的8位文人学士中,颜之推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序》云:“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比较《切韵》的韵目和《音辞》篇的内容,《切韵》的分韵立部,原则和颜之推的观点基本一致。因此,《切韵》的性质具体体现在《切韵序》和     

时代·道路·灵魂——读《沫若自传》扎记

悲剧时代的见证 《沫若自传》(以下简称《自传》),全书四卷,从《我的童年》写到《南京印象》,约一百一十余万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清末到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前夕中国社会历史的重大事变和社会面貌。 作者把这一历史阶段称之为“悲剧时代”,认为:由于中国当时正处在社会变革的时代,“中国社会的蜕变是过了时的”,因而生活在这锦绣江山上的古老民族便不得不呻吟、挣扎着,在自己的悲剧时代艰难痛苦地“脱皮”。《自传》便是这“脱皮”时代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