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中国及其当下法学任务——基于历史考察的视角

中国法律和法学建立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民族法制发展的实践基础之上,同时呼应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主题.事实上,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儒家传统中不仅具有民主的种子和胚芽,而且宪政民主是中国文化中道德精神内在发展的本质要求;而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当下中国法的历史曾一度在理念与制度建构上谱写了宪政民主的新篇章.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中国法的上述传统及其当下历史在中国法学主体性重建中的重要意义,同时在全球化大背景中深入探究"中国"的真正意涵,从而准确把握当下中国法学研究的历史任务和中国法的时代主题.     

论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

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主要体现在:共同体精神、秩序精神、重商精神和市民精神等方面.这些精神能够促使儒家社会的现代工商伦理体系的形成.儒家现代化只能来自于自身的传统社会,在传统文化的自身更新、改造与儒家世界的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不能一味强调"模仿"西方,而是需要利用传统资源来确立和发展儒家世界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如何更新传统文化,建设文化中国,则是需要结合新旧、会通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化生命的更新及其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要学习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儒家现代性的"更新与重建",共同形成儒家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彰显儒家现代性的优势.     

儒家文化的现代化教学研究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     

李贽的叛逆性格与反传统思想

李贽是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特有的产物,他代表着一种文化批判的思潮倾向。李贽的个性人格,表现为其是受王阳明心学影响、从儒家营垒走出的鲜明突出的叛逆性格。李贽思想的最大特色是他的反传统思想,这主要包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对迷信权威、迷信古人思想传统的批判,对以儒家为一家独尊正统学术思想的批判,对代表封建正统和道统思想的道学与道学先生的批判。李贽的反传统思想是战斗性与破坏性并存的。因而在当前世界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格局中,当中国文化面临新的现代化转型和新的选择时,应冷静地反思李贽的思想,对其文化批判精神既要继承发扬,又要有所分析     

试述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的当代价值

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是由春秋时代孔子创建的,经孟子、荀子一代代儒学大师们的发展完善而形成的以树仁、立德、隆礼、贵义为核心的历时态知识体系。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化和历史的精髓,不仅影响着中华儿女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而且塑造着中华儿女的民族性格。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但作为民族文化的精华,在历史的长河中依然熠熠生辉。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儒家传统人文化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剂良方,有助于我们在天地之间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社会之中促进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以及人精神世界的充实愉悦。     

儒家道德本位思想的现代启示

儒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道德本位的价值取向是其突出的思想特征。儒家道德本位的价值取向与现代化社会科技本位的价值取向相冲突,现代化就是科技本位代替道德本位的过程。而现代化社会导致的道德沦丧造成了现代社会的生存危机。因此,从人类合理生存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儒家道德本位思想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值得面临危机的现代人反思。     

弘扬优良儒家文化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优良的儒家传统文化是两千年来生活在中国这块沃土上的人们共同创造的,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连绵不断的辉煌历史,即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依然散发着它的魅力。其中,“以民为本”、“举贤任能”、“慎独与礼治”、“和而不同”四种思想是优良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的党风廉政建设需要调动一切积极有利的因素,因此,借鉴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优良儒家传铣文化对党风廉政建设将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人治还是法治:传统儒学与法治理念相融性批判

传统儒家以主体至善说为特点的治道包含三个主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人治主义是其核心。传统儒家的治道与现代民主法治所要求的道德建设有本质的不同。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包含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治道的批判和过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在思想建设上与传统的儒家治道划清两条界限: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与传统儒家的德治传统决裂,与此同时,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与传统儒家的人治传统决裂,这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前提。     

儒家的现代化和新儒家的理论困境——新儒家商兑之二

儒家的现代转化,是新儒家正在全力探讨的“时代课题”。我曾从历史——文化角度,与新儒家进行商榷,认为儒家无论作为一种学说体系,还是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都没有必要现代化,也不可能现代化。     

中国伦理文化的中心与边缘——兼谈整体化透视的方法论原则

儒家伦理文化作为中国伦理文化的中心 ,在其产生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但在宋代之前 ,它的中心地位不断受到挑战。进入 2 0世纪之后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 ,儒家伦理文化一直处在远离中心的地位 ,其今后的走向还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谜。非儒和反儒伦理文化 ,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 ,在中国伦理文化中的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发生着转化。我们在研究传统伦理文化时应力戒将儒家伦理文化和传统伦理文化等同 ,坚持中心与边缘整体化透视的原则     

儒家经济伦理与中国的现代化

传统与现代，既是一对范畴，又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在原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如西欧诸国，在１６至１８世纪已经解决了这一课题；在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如西欧以外各国，则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迁．正在着力解决这一课题。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经济伦理对现代商业精神，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有利还是有弊？学术界讨论热烈，各执一辞。现代派认为，现代化就是告别传统，就是对传统的否定，因而现代化不会借助传统的经济伦理；相反，传统的东西只是历史的惰力，只是一种羁绊。传统派认为，各国各民族的现代化，无不具有自身特色，那些经历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化，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是国粹，因而对现代化是动力，可以推动现代化事业。我们认为，对于儒家经济伦理所发生的现实作用，不能笼统地、简单地定性为推动或阻碍，也应该贯注“历史与现实”的辩证方法：历史是现实的前提和基础，现实是对历史的扬弃与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儒家经济伦理可以对现代化产生动力，但要通过”转化”。     

儒家德治的思想内涵,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德治是中国的历史传统 ,确切地说是儒家的治国方针。其特点不外注重道德教化 ,主张爱人惠民。它有助于改良封建政治 ,改善国计民生。作为传统 ,它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

中国传统文化要不要改造?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的,它已成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绊脚石。 可是,现在有许多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说,英国至今还保留着女皇、勋爵制度,但英国却是现代化起步最早的国家;日本继承了儒家的道德传统,在任何组织得比较好的公司里,都有一套合乎传统的礼仪,使人们对公司产生一种如同在家族社会中的责任,正是这种传统使日本成为现代化国家中的后起之秀。可见,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是能够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并不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传统文化不等于民族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最近《文汇报》刊登李连科的文章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对中国历史上全部文化的总概括,总称谓。中国民族文化,在当前是指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具有民族特点的现代文化。前者只是后者的来源之一,并不等同于后者。所谓传统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从整体上看,它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但其中许多思想精华和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确是非常宝贵的,并     

评说新儒家

作为一种学术文化思潮，现代新儒家出生于五四时期。本世纪20年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传统价值系统开始解体，在国内出现激烈反传统主义的情况下，一批有着爱国主义思想、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欲图通过弘扬儒学，保存传统文化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同时吸收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这个学术思想流派，即现代新儒家。它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宋明理学为依傍，有着强烈的救世立场，力图恢复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而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以自立于…     

哀矜与赒救———明末清初耶儒慈善思想和实践的会通与转化

本文是关于明末清初天主教与儒家的慈善思想和实践的比较研究,文章通过对耶儒双方各自的慈善思想和历史经验的考察,指出双方在慈善思想方面的相近之处,以促使当今耶儒双方相互的理解;同时,通过对双方慈善思想和实践的研究,特别是对明末清初儒家基督徒慈善思想和实践的考察,分析其如何吸收天主教与儒家各自的文化传统,融双方的慈善传统于一炉,形成了新的儒家基督徒的慈善文化传统。进而指出,明末清初儒家基督徒慈善思想和实践经验,不仅对于当代中国的慈善事业的发展有所启迪,而且还有助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在中国社会中的形成。     

论差异性社会的文化矛盾与文化整合

差异性社会文化矛盾的产生根源于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带来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文化矛盾,市场化引发了由于利益差别而带来的文化矛盾,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也引发了文化矛盾.差异性社会文化矛盾的内在结构包括三个层次,其中意识形态的矛盾是核心.动力机制与制约机制构成了差异性社会文化矛盾的内在机制.解决差异性社会的文化矛盾必须实行文化整合,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整合实现差异性社会的文化和谐.     

中国司法文化传统的基本品格及其革新

司法改革的最终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对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超越,但作为一个历史的连续性过程,已经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代代因袭相传的司法文化,仍然在影响着司法改革的进程和司法公正的实现。伦理主义、神秘主义、全能主义和和谐主义是中国司法传统在实体价值上最显著的特性,充分体现了儒家伦理对中国传统司法的渗透和影响。司法传统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中国司法制度存在、发展的传统历史基础,离开了对中国司法文化传统的追溯,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当前司法改革的基础和动力。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孝道的批判与重建

<正> 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因而孝道乃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孝道实具有根源性的重要作用。然而自历史演化至十九世纪末以来,在强大的西方文明的进逼下,动摇了朝野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信心,致使反孔非儒的言论渐次出现,而且日趋激烈,终于形成了1914年后以《新青年》之作者群为代表的对儒家传统的全面批判和否定。作为儒家传统重要组成部份的孝道思想更是首当其冲,成为讨伐的对象。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孝道的批判,即集中在这一时期。而三十年代以后,一些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学者,回应前期的批判,起而从学理的层面,对孝道传统进行自觉的维护与理性重建。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过去的一百年,现代化作为民族求新求变的主要方式,它一直延续至今,因此也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基本命题。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应当地要使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理所应当地必须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伟大历史腾飞的逻辑必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文化必须先行,而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更为紧迫和必要。但探寻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程漫长而艰难,本文认为：在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中理性、科学、人道主义则是必然的目标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