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乡村“三治结合”的实践与发展——以广西乡村治理为例

经过对乡村治理情况展开实地调研,发现虽然广西各村对村集体组织的行政能力、村民自治能力、乡村法治成果的发展维护以及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仍然存在着乡村自治能力不足、乡村法治环境和体系有待建设、文化自觉与德治的引领作用仍有欠缺以及“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成熟四大问题。针对这四大问题,要提升乡村自治动力,创新乡村自治机制,坚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转向农村社区等;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培育乡村法治文化,包括加强乡村治理的地方立法、建设适合农村基层法治服务体系等;充分发挥乡村德治功能,营造良好乡村德治环境;完善新时代民族地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从“失落”的村民自治迈向有效的协同共治——基于金华市乡村治理创新实践分析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发展,农村居民需求日益多样,人口流动频繁,农村利益格局更加复杂,村民自治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调查发现,浙江省金华市立足农村实际,主动探索改进基层治理方式,走出一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治理的创新路径。为了适应农村转型发展,破解由村民自治的困境,必须秉承“善治”理念,明确多元治理主体职责及协同互动,理顺乡村治理体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善治实践——贵州省锦屏县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创新与启示

通过对贵州省锦屏县三个侗族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创新实践的调查分析,认为这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善治实践,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乡村治理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六个方面的启示.     

论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牧区村落社会发展——以青海牧区塔村为个案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贯彻落实党的乡村振兴战略、扶贫开发政策实施和乡村社会建设工作的战斗堡垒。在青海牧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事关党的政策在牧区基层社会贯彻落实,事关牧区乡村社会稳定与发展,事关推进牧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章以青海牧区高原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塔村为个案,观察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核心作用。文章认为,基层党组织在牧区社会中,不仅夯实了基层组织,建成了敢于担当、为民务实的党员干部队伍,还改变了村容村貌,激发了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牧区乡村社会发展。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广东实践

结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地方政府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已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从理论层面分析,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着丰富的内涵,其涵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属性特征、前提条件和关键变量;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体建设有相互契合的逻辑,其包含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十二个必须”等重要论述;在新时代构筑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依托。从地方实践层面分析,广东民族工作通过创新党建引领的体制机制,破解基层民族聚居社区治理难题;通过各类培根铸魂的育人工程,开展少数民族班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改进多民族聚居社区互嵌格局,激发老街区新活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为载体,在文化创意方面搭建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的平台;积极探索社区治理的国际实践,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有益经验移植到国际化社区治理工作。上述创新模式与方法,从不同维度、广度和深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跨边集体林权纠纷情感治理实践逻辑与机制研究

跨边集体林权纠纷因情况特殊、历史复杂,是乡村纠纷解决硬骨头。黔桂交界区域高频次的寨际交往培育了地方共同体情感,这为乡村情感治理提供了基础。政府创新利用地方文化创设平等对话平台,唤起正向情感和公共价值。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互嵌融合、双方平等互惠等是情感治理实践的内在逻辑。恰当利用地域文化是关键前提,形成多元治理主体共同体是必要条件,理性治理与情感治理兼顾是基本原则。此三要素成为情感治理生效的基本机制。     

生态合作社:西藏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研究

文章基于对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聂拉木县C村的实地调查,对该村乡村振兴的可持续路径,即“生态合作社”模式进行了分析。经田野调查发现,该模式以基层政府为主导,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纳入乡村振兴的范畴内,建立“党组织+合作社+农牧户”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政府项目扶持地方生态保护、垃圾分类换物激励模式、生态燃料加工、农产品加工等具体途径,让当地老百姓有机会入股“生态合作社”并获得年底分红。C村“党组织+合作社+农牧户”的富民模式,不仅给C村的村民带来了实际上的经济收入,还为巩固西藏偏远地区的脱贫攻坚胜利提供了直接的经验。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政府作用的县域视角分析——基于大理市的研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解决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伴生诸多社会问题,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路经,是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既需政策和制度的保障和规范,又需要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结合区域实际"因地制宜、因事施策",充分发挥作用,创新性实践。从县域视角对大理市社会治理中政府"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等条块工作实践加以分析,既能拓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分析视角,也能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履行社会治理职能提供现实依据。     

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制度创新研究——基于扶贫综合开发的视角

以西藏自治区扶贫综合开发为研究视角,以扎囊县德吉新村村级公共服务为研究对象,在比较分析民主村村级公共服务的基础上,考察了政府通过扶贫综合开发进而在推动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制度创新方面取得的初步成效,然后紧密结合西藏农牧区发展实际,客观分析了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在基础设施供给、基础教育供给、医疗卫生服务、村组织建设及社会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在学习和借鉴成都等地村级公共服务制度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推进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完善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创新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需求制度等对策。     

乡村振兴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历史节点,积极探索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和政策需求,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入手,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实际,需要优化要素源配置、创新推动与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实现产业兴旺;生态环境修复与绿色发展相融合,实现生态宜居;加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乡贤文化建设,实现乡风文明;民主自治、基层法治和社会德治融合发展,实现治理有效;提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生活富裕。     

群体传播视阈下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全面规划相关工作,体现国家向基层放权赋能、推动社会治理向基层下沉、夯实国家治理根基的决心。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国家治理基础、国家安全与乡村振兴,理应创新思路落实该文件精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为社会的流动性亟需流动性治理路径与机制,从而保障党的指引与部署“最后一公里”在民族地区基层落地。移动空间群体传播调适,赋权给普通民众,为底层主体表达与情绪、情感释放提供了路径,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影响巨大。群体传播的底层表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民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在线特性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话语方式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商性高度一致。民族地区基层社会要善用群体传播,识别社会心态,洞察与回应社会关切,化解社会矛盾;挖掘地方性知识,转换为社会治理资源;改变社会粘合地带,重塑共同体,为社会合意达成提供了空间,重建社会治理基础;形成互动共治格局,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明清时期“三位一体”的土司制度治理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地方政府与各地土司利用土司制度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称为“三位一体”的土司制度治理。明清政府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举措有三：中央政府规定土司官秩;中央政府颁布土司承袭法规;中央政府管控土司权力。地方政府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举措有四：落实土司制度治理的规章和决策;提出土司地区制度治理的对策建议;协调王朝国家与土司地区社会关系;更替土司地区基层社会权力。各地土司对其辖区治理举措有二：土司机构保持正常运行,执行国家的成文制度;土司族内统治阶层等协同运行。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探讨土司制度治理,不仅有助于深化土司制度的研究,而且对民族地区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所启迪。     

当代复兴宗族的特征及其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本文在分析当代复兴宗族变异原因的基础上 ,认为当代复兴的宗族并不是原生态宗族的复归 ,而是在消解中的复归 ;它的复归对我国农村推行以村民自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此 ,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加以引导和控制 ,使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走向民主健康发展轨道。     

社会伦理语境下的民族乡村旅游演进与反思——基于贵州西江苗寨的个案研究

在政府行为和经济政策双重力量作用下,西江苗寨的乡村旅游业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在给村民带来可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对传统村落的社会文化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旅游景观的人为塑造与村民传统互动方式产生对抗,民族传统文化商品化,村民日常生存方式前台化,传统的禁忌伦理难以执行,各类噪音对村民生活造成干扰等。针对上述问题,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提出三项对策：一是培育村民的文化自觉,增强村民的文化自信,提高村民的跨文化交往能力;二是设置前台与后台的区域隔离,保护传统文化核心以及村民日常生存方式免受破坏和骚扰;三是加强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守住地方感吸引游客,留住乡愁圈住本地人。     

当前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党的十七大正式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提出来,而村民自治制度系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八十年代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村民自治是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村民自治的实行提高了村民的民主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但村民自治在运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村民自治的发展,作者针对目前村民自治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的对策,以促进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制度创新研究——基于扎囊县德吉新村与民主村的比较分析

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推进西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央政府逐步加大了对西藏农牧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投入,农牧区基本公共服务面貌得到明显改善.然而,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制度创新仍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能力仍比较薄弱.通过西藏扎囊县德吉新村村级公共服务供给与民主村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现状的对比考察可见政府通过扶贫综合开发建设,在改善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取得的初步成效.然后紧密结合西藏农牧区发展实际,发现德吉新村村级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学习和借鉴成都等地村级公共服务改革实践经验,对创新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制度、提升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能力有一定借鉴意义.     

侗款制度的当代价值研究

侗款是侗族的传统自治和社会管理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款组织和款约,具有社区联盟协商治理的性质。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的原生政治制度,它具有独特性、协商性、平等性的特征。侗款作为侗族社会的政治传统,在当代侗族地区仍有重要价值,一是有助于完善侗族地区村民自治;二是有助于侗族民众的族群认同,构建和谐侗乡;三是有助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四是有助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的落实。     

“社会”视角下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乡村治理的核心是乡村社会。新疆南部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治理存在"流动困境""公共性困境""治理主体的结构困境"以及"治理创新的困境"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来自乡村社会本身。因此,本文立足于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现实基础,针对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出在保持社会内部团结的基础上创造社会外部链接,实现传统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发展社会组织、畅通社会力量参与途径,同时面对特殊又复杂的社会环境要在党的强领导和政府的强作为下多方参与,稳步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实现。     

云南省牟定县碑厅彝族村村民自治刍议

村民自治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实现形式,是国家提升政治文明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农村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民族地区的村民自治更是如此。本文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碑厅村村民自治现状出发,分析该村自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以及民族村村民自治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振兴的湖南实践及其启示——基于湖南省乡风文明“千村万户大调查”的分析

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五项总要求之一,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全局,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与灵魂,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和质量保证。湖南省在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制度建设逐步形成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渐完善,移风易俗建设取得良好效果,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强化,农民的文明素养明显提高。乡风文明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在湖南省的实践表明,制度建设是保证,完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是前提,移风易俗是重要内容,基层党组织是重要力量,激发村民主体性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