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自由思想视域下人工智能诠释的三个维度

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表现出对自由的张力和限制,亟需以合理的视角审视人工智能,为人工智能的应用正本清源。事实上,马克思自由观为诠释人工智能提供了立体化呈现维度。以自由劳动之维观察,人工智能下的劳动消解传统分工,使劳动复归自觉,具有科学性和社会性动向;以自由时间之维观察,人工智能延伸了通往自由王国的自由时间;以自由个性之维观察,人工智能的终极指向是生成自由自觉的类存在,这三个诠释维度之间彼此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正视人工智能时,也要警醒人工智能技术在资本逻辑驱动下容易成为异化人和削弱人本质力量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从人工智能的变革中挖掘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     

敏捷治理：人工智能治理新模式

人工智能敏捷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是对以往探索式、回应式、集中式人工智能治理模式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敏捷治理嵌入人工智能治理当中,其在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方式这四大核心要素上有新的内涵特征。人工智能敏捷治理概念的生成既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又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增进人民福祉和走出人工智能治理困境的需要。与此同时,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引、政府多重资源的投入、多方实践经验的奠基使得人工智能敏捷治理成为可能。为应对时代挑战、迈向人工智能的敏捷治理,我们需应对传统官僚主义思想,树立敏捷治理理念;合理把握治理节奏,确保治理工具使用张弛有度;健全敏捷治理的制度体系,为人工智能敏捷治理保驾护航。     

马克思对机器观的双重诊断及其人类解放向度

马克思的机器观与资产阶级的机器观有本质区别。马克思澄清了资本机器观的含义,即它是资本社会关系强加给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是"机器造福人类、解放人类"的虚假世界观。马克思对资本机器观进行了双重诊断:一方面,就哲学性质而言,资本机器观是资本启蒙的世界观,是现代私有财产或资本运动的必然产物,体现为一种资本控制社会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以自动化模型的方式深嵌至社会领域,以意识形态形式建构起一整套世界观结构,完成了"机器-权力的互动构型论"。另一方面,资本机器观需要通过经济学加以剖析,才能真正呈现出机器本身不仅是一种物态的存在,还是负载着资本剥削合理性的特殊意识内容。马克思对机器观的双重诊断表明,机器只是人类解放的一个物质环节,因此需要超越资本才能超越资本机器观。     

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现代化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迅猛发展,全方位渗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并对传统法律制度形成重大挑战,造成了现行法律制度与法治现代化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法治现代化为导向推动AIGC的法律治理,制度转型、制度变革刻不容缓。法价值、法秩序、法动力层面的理论定向,为AIGC法律治理现代化提供法理涵养和功能定位依据,需要从人工智能治理与人类价值目标相一致、满足法治现代化的需要和国家现行法治制度对人工智能治理的需求等方面予以探讨。法治现代化价值需求、风险规制需求、新的规则秩序需求勾勒、型塑出AIGC法律治理基本框架,需要实现法治共识向制度的转化、构建有对应性的理论规则,有效拓展科技治理的内涵,以制度转化、制度增容、制度供给、制度耦合来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的现代化体系。     

人工智能体如何可能成为一部道德机器?

如何提升人工智能的道德能力,使人工智能体的行为选择更符合社会伦理规范,是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伦理问题之一。随着人工智能自主能力的快速提升,人工智能体越来越需要在具体情境中作出自主行为选择,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体必须具备一定的道德能力。缺乏纯粹实践理性的人工智能不具备自我立法能力,没有情感欲望牵制的工具理性却可以理解并应用来自人类的、具有先验意义的道德法则。来自人类的道德法则不可能以人工智能为目的,而只能以人类自身为目的。从伦理学理论的发展现状来看,无论是义务论、功利论,还是德性论,不仅理论自身存在各种特殊缺陷,在规约人工智能时也存在种种困难,均无法独立承担作为人工智能体基础理论的重任,当务之急是以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共识作为人工智能体的自然行为法则。单纯自上而下的道德内置法,无法应对具体行为情境的复杂性;单纯自下而上的自主学习法,难以保障自主学习结果的道德性;只有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才能使人工智能体成为一种既服从人类道德法则、又具有一定道德自主能力的道德机器。     

人工智能教育伦理的多维审视——基于马克思技术批判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马克思认为,技术异化会带来人的异化和教育的异化,技术并不必然向善的方向发展,技术从发明走向成熟都需要经历一个批判的过程。人工智能引发包括教育在内社会各领域的连锁反应,技术进步的已然性和社会适应的滞后性构成了社会系统平衡失调的基本矛盾,需要通过对技术的伦理批判完成技术的社会化改造。把技术批判的场域由"工作场"转移到"学校场",对人工智能教育进行价值审视、公平性审视、人性审视、责任审视和终极目标的审视,目的在于防范人工智能异化的风险并促进人工智能教育更好地发展。     

马克思“正义批判论”探析

马克思正义论是批判正义论的典范,这归因于"批判性"是贯穿于经典著作的一条红线,也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生动体现。正义批判论是无产阶级的正义论,它与资产阶级正义论在对待正义的立场、态度、方法与道路等方面存在根本分歧。正义批判论否定普遍、永恒的正义观,认为正义的实质是经济关系的价值映像,正义的判断标准是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有机统一,实现了正义观念的重大创新。     

马克思的“峡谷论”及意义

马克思晚年通过对人类学和俄国公社的研究,对那些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特别是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那些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对这一理论的提出过程及意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人工智能“瓶颈”的突现论“突破”

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瓶颈主要来自于塞尔的“中文屋论证”,即计算机只能进行句法加工而不是语义加工。塞尔的论证有两个缺陷,一个是构成悖谬,一个是碳基沙文主义。意向性或语义并不是单独建立的而是突现生成的。计算机加工的是高级突现的语义符号,具有认知属性。人工智能未来发展还是要重视符号表征主义和计算主义理论,即聪明产生于愚笨。     

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换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审度

《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揭示了“机器换人”的两种机制：生产工具作为延展人类劳动能力的“生产器官”,被赋予替代人类劳动的使命,由之引发的“机器换人”内蕴着劳动解放的积极意义;生产工具的资本主义使用以排挤劳动和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由之引发的“机器换人”突显出劳资对立的消极意义。以无人工厂为表征的当代“机器换人”,把工业时代的“体力替换”推进到智能时代的“脑力替换”阶段,却依旧遵循着马克思揭示的两种“换人”机制：人工智能引发的“普遍失业”既可能开启一种劳动解放的广阔前景,也可能造就一种“无用阶级”的生存境遇。在资本逻辑尚居主导地位的今天,为规避“无用阶级”产生,需对人工智能的资本化使用实行政治、法律和伦理的规制,使其朝着促进劳动解放的方向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治理的三重困境与应对

进入数智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在全球掀起的使用热潮引发了人们对相关伦理困境与风险问题的关注,虽然公平、准确、可靠、安全、人类监督等几项内容被设定为负责任人工智能的核心原则;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治理方面存在因本体论身份引发的价值张力、训练数据的代表性偏差与安全系统被动保护带来的三重困境并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实践“负责任”的原则带来了现实挑战。在风险全球化与国际竞争加剧的历史变局下,人类社会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潜在的伦理与社会风险,应加快建立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践行文化包容的治理智慧,以及回归社会问题本源的认识论是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负责任”原则的关键。     

人工智能视域下的大学内部治理：逻辑、困境与路径

[提要]在自身技术段位和国家态度支持下,启发式搜索、机器学习、专家系统和人机交互四种人工智能技术在大学内部治理领域的应用,呈现出智能挖掘数据信息和知识、智慧提供备选治理方案、系统优化具体治理行为等技术逻辑。但透过人工智能视域看,大学内部治理既存在参与不足与功能缺位的治理主体之困,也存在行政主导与垂直领导的治理结构之困和工具理性与技术依赖的治理德性之困,从而也就限制了人工智能在其领域的应用。从大学内部治理的主体功用、组织结构、德性秩序三个维度探讨大学内部治理的优化路径,并对人工智能在大学内部治理领域的“交互”应用作技术伦理批判,以推动人工智能与大学内部治理的深度融合,为促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及至新时代人才培养进行有益探索。     

人工智能治理精准化论要

人工智能治理精准化是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供给侧改革的一种体现,旨在增强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供需对接的有效性,实现人工智能资源的高质量供给和合理化配置。人工智能治理精准化将公众需求视作中心,以公众需求识别为起点,以公众需求满足为终点,构成一个开放式的循环过程。包容性增长、程序公正、过程透明、稳健安全、负责任构成了人工智能治理精准化的基本原则。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人工智能治理精准化的实现需要建立民主协商机制、协同合作机制和质量评价机制。     

科技异化的批判与扬弃——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浅析

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蕴含在其对科技异化的批判与扬弃之中。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科技异化突出表现为人沦为“机器的附属”,而其根源则在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因此,扬弃科技异化必须转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对科技异化的批判与扬弃中,马克思阐明了自己的科学技术观,同时也指出了科学技术应该发展的方向,而这也对当今社会更为合理地发展、运用科学技术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与治理路径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法律风险。语言模型训练中的风险主要包括侵害个人信息与作品著作权风险,内容生成过程中的风险则体现为人工智能“幻觉”导致的错误信息风险、算法偏见风险、“涌现”导致的算法失控风险以及人机互动中的算法滥用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提供基本的治理框架,但部分条款设置与具体治理方式上存在不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性能取决于训练数据集的规模与质量,模型训练中的数据治理需要尊重其技术逻辑,实践中应拓展公共数据中著作权数据与个人数据的合理使用边界。内容治理可以借鉴“宪法人工智能”的基本理念,构建动态的内容反馈评估机制。     

论马克思技术观的人学向度

马克思技术观以人学为根本遵循,具有丰富的人学内涵。马克思技术观蕴含着完整而严密的人学逻辑,即现实的人、实践人学和人的发展是技术的逻辑起点、逻辑主线和逻辑归宿。透视技术的内在本质,需要坚持马克思的人学辩证法,并深入阐释技术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技术的创新性与应用性统一,技术的阶级性与公共性统一。马克思技术观具有浓厚的人学现实关怀,即以技术的生产力价值促进人的解放,彰显技术关于人的自由价值的现实追求,并以技术审美价值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资本论》机器大生产理论视角下的人工智能就业创造效应探析

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既具有创造效应,又具有替代效应。由于人工智能与机器具有相似性,所以从《资本论》机器大生产理论出发来理解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资本论》机器大生产理论,机器在直接应用它的部门会排挤工人,但同时能够促使其他部门劳动的增加。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与此类似,并且其创造效应强弱由制度因素、经济禀赋及科技发展等因素决定。随着人工智能日益深刻地改变我国的就业市场,社会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将会增加。因此,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职业转换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     

马克思劳动论视域下的人与自然关系及现实启示

人的实践,特别是生产劳动实践,是勾连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基于马克思的劳动论,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演变为研究起点,探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路径。马克思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阐释了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慑服、征服与共生三个阶段的历史性演变。这一关系的演变,与劳动的中介性作用直接相关。正是劳动形态从最初的自然力劳动,到工具性劳动,再到绿色劳动的转换,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演变。现实地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而很难实践绿色劳动。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异化劳动,才能有效地推动绿色劳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努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