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与城市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后,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目前的一些研究指出流动人口已成为城市贫困的一个来源,有关流动人口与城市贫困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绝对贫困的视角。成都应答推动抽样所获取的流动人口的数据表明,流动人口与城镇人口在收入、资产、住房与社会保障方面有较大差距,这是一种相对的贫困。     

后脱贫时代农村精神贫困治理的现实思考

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全部实现后,中国农村将进入后脱贫时代。在后脱贫时代,农村精神贫困对解决相对贫困的制约性日益增强。因此,农村精神贫困治理在后脱贫时代占据重要地位,彰显现实价值。后脱贫时代的农村精神贫困指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因其精神需要未被有效满足而产生的以志气贫困与智识贫困为主要特征的思维困境,外显为精神生活匮乏的不理想生活方式。农村精神贫困的产生由物质贫困决定,同时受农民可行能力、传统贫困观、反贫困政策等因素影响。在后脱贫时代,农村精神贫困对相对贫困治理的主体力量、实践空间、发展目标产生消极影响。农村精神贫困治理也因此体现出了农民主体性、农村文化生态平衡性、国家发展文明性三重现实价值,对相对贫困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后脱贫时代需要通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经济基础;重视"志智"双提教育,增强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可行能力;丰富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文化生活,充分发挥文化的治理功能;优化反贫困政策,发挥其正向激励作用等措施来实现农村精神贫困治理。     

金融能力、数字化金融行为与相对贫困缓解——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A-F法与因子分析法对相对贫困与金融能力进行定量测度,运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金融能力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研究发现:金融能力能够显著缓解相对贫困,且对居民的收入、教育、医疗和健康单一维度贫困也起到明显的缓解作用;金融能力能够通过改善家庭资产配置、促进居民创业和增加社会资本来缓解相对贫困;此外,加入数字化金融行为的金融能力对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更大。因此,应强化金融知识教育和培训,提升居民金融能力水平;增强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积极参与社会互动,扩大社会资本;提升数字金融素养,进一步增强金融普惠性。     

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智能时代,融合“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特征的数智技术进步,催生了政府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视角出发,阐述了其赋能治理的三重内在逻辑,即区块链技术、平台建设及数字管理在促进治理透明化、高效化、精准化中所彰显的技术逻辑;有效整合各项社会制度及增强组织韧性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治理理念所凸显的价值逻辑。此外,审视当前的治理现状,仍存在技术、组织、主体上的困境,制约着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进程。为此,通过持续发展数智技术,不断完善组织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提高农民接受度,培育数字精英人才五个维度来促进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相对贫困的特征分析与指标比较——基于货币方法和多维方法

中国于2020年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低收入群体的主要矛盾从维持生存的生存性问题转变为能力不足的发展性问题。文章设计了多维相对贫困指标,并使用货币（收入）方法和多维方法测算了2014—2018年中国相对贫困发生率,从静态、动态和解释力三个角度比较了两种方法的测算结果。研究结果表明,2014—2018年中国相对贫困发生率总体不断走低,2018年收入相对贫困发生率为14.70%,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为22.09%;静态视角下收入相对贫困与多维相对贫困识别的相对贫困群体之间的重合率为22.11%,动态视角下两种方法的加权同向变动率为62.26%,多维相对贫困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家庭陷入低福利状态的困境,具有更为丰富的政策含义。     

社会资本视角下缓解城市相对贫困的机制研究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可以为个人带来经济价值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是相对贫困治理中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由于相对贫困者在社会网络等级结构中的较低位置、自我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强关系性质突出、网络中关系的位置强度不足,其社会资本呈现出范围狭窄、类型单一以及纵向上升空间有限的特点。在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背景下,促进相对贫困者社会资本的积累应该三管齐下：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对象性与阶段性公平,以缓解相对贫困者的结构劣势;开展社区共同体建设,将关系理性渗透到社交网络之中;增加相对贫困者扩展社会资本的能动性,并培养富裕群体的亲社会理念与行为,拉近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