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后的昭通屯垦

鄂尔泰在滇东北实行的武力改流将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推向了最高潮 ,却使清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陷入了危机 :频繁的变乱和对变乱的血腥屠杀 ,使改土归流的成果面临流产。在此危急关头 ,高其倬再任云贵总督 ,在改土归流地区推行善后措施 ,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 ,其中一个成功范例就是昭通地区进行的移民屯垦。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昭通的社会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恢复 ,彻底改变了昭通的社会面貌 ,为这一地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是雍正朝成功巩固改土归流成果的典型案例     

试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是继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后又一大规模改流运动。但它的改革范围,则超过了历次改土归流。即不单是政治上的改革,而且对于与土司制度相适应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这在我国近代史上,也是藏族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本文拟就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清政府经营川边的最初措施与改土归流经过,改革内容和改流后的设施,以及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加以论述。     

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土归流问题

广西土官制度的存在是与改土归流共始终的,而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又最引人们的注意。本文仅谈明代的改土归流问题。明朝除在桂西土官传统统治区继续推行土官制度外,还在桂东非土官传统统治区设设置了许多土巡检或副土巡检亦属土官之列,但这类土官的设置或革废的情况比较复杂,故这类土官的革废,本文亦不涉及。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流自明初就开始了,直至明后期都断断续续的推行,改流的地方也不是很少。洪武初首先被改流的是钦州七峒长官司;不久,太平府也被改流。     

认同差异与"复流为土"——明代广西改土归流反复性原因分析

明代广西的改土归流出现较大的反复性,许多土州、县在改由流官治理之后不久又恢复了土官的世袭统治,个别土州、县在土、流之间反复更替.就其主观原因而言,当属明代封建中央王朝、壮族土官和各族民众彼此间在改土归流问题上出现较大的认同差异所致.广西明代改土归流出现较大反复性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在明代广西改土归流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为封建中央王朝与壮族土司政权在国家与地方认同关系上提供了持续调校的契机,为清代在广西成功实施大规模的改土改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广西“改流复土”浅语

“改土归流”,是封建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一种政治改革,它在中国历史上历时甚久。对此,论之者不少。但是,与之背道的“改流复土”,论之者往往数语而罢,未予深涉。现不揣浅陋,献芹于识者之前。一、“改流复土”概况改流复土,顾名思义,指中国封建时代中央王朝对少数地区原实行的羁縻制或土官制改流官制后旋复由民族土著世袭首领统治。封建王朝中央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一般认为始于明洪武初年对忻城     

清代广西土官制度改流述议

清代广西土官制度改土归流过程有它自己的特点.康雍间及光宣间改流的比较多,二者间则寥而无几,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康熙二年镇安府首先改流,康熙五年改流的有西隆州、上林长官司,康熙二十八年改流的有陀陵县,康熙五十八年思明州改流.雍正五年泗城府改流;雍正七年以东兰州的东院内六哨改流,同年归顺州改流;雍正三年废龙州土州时析其地为上     

改土归流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

改土归流使王朝国家疆域得以稳固、国家意志在改流区得以贯彻、对改流区民众的教化得以全面推行。同时，改流区民众与国家的联系加深、国家认同意识增强，各民族汇聚交融与和谐关系得以形成。这些变化实现了国家整体利益和改流区局部利益的双向同步增长，对于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代广西的改土归流

历史上,土司制度在广西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行过很长的时间。明时,广西土官叛服不常,影响了王权的尊一,曾有改土设流之议,但因条件未臻成熟,终被弃置。随着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中央王朝统治力量的增强,清王朝在我国西南地区大规模地进行“改土归流”。这对广西西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对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统一和安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各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有的快,有的慢;有的改流较彻底,有的则遗留不少问题。     

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述论

改土归流始于明代,盛于清初,部分地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仍在进行。而近代以来的改土归流,不仅是古代改土归流的自然延伸,而且深深打上了近代历史的烙印,具有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色,甚至在改土归流的指导思想、方式方法及其结果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在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敬请指正。     

改土归流对贵州民族关系的影响

改土归流所涉及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它还涉及大量的汉族迁入贵州,影响贵州民族结构、民族关系等.本文就贵州民族关系在改土归流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广泛、深刻的变革与发展进行探析.     

“中甸之争”:清初丽江改土归流原因探析

清初,滇西北地区形势复杂多变,康熙年间丽江木氏土司对中甸等地的控制权进行了近40年(1682-1720)的争夺。“中甸之争”涉及云南、四川、和硕特蒙古、丽江木氏土司等多方势力,并一直延续到丽江改土归流前夕,与丽江改土归流有重要联系。中甸的战略地位以及“中甸之争”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内因,罗卜藏丹津叛乱是外因,“中甸之争”的影响是高其倬奏请清政府丽江改土归流的直接理由,而土民控诉、请求改土归流则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导火索。     

“凤全事件”之我见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是我国近代史上,也是藏族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这次改流,是以“凤全事件”为导火线,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面展开的。因此,深入研究“凤全事件”这一课题,不但对研究“改土归流”的历史作用有所帮助,同时也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论述颇多,使我受益非浅,可又觉得一些“定论”实不敢苛同,确有待商榷之处。本文冒昧地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以求教正。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国家权力扩张下的民族地方政治秩序建构——晚清康区改流中的制度性选择

鸦片战争以后,中央王朝逐渐意识到对民族地方社会的控制能力对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摒弃了以"羁縻怀柔"为基本原则的传统治边政策,代之以寻求边疆与内地政治体制一体化。从传统中寻求到的制度性变革被视为国家扩张权力的有效途径,改土归流这一传统的改革措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全新意义。对康区的改流规划,经历了仿金川五屯改制、增设厅道、仿宁夏青海之例采用军府制、新建行省等不同方案的讨论和尝试,最终结果选择了"设立军府制的川滇边务大臣衙门"。康区的改土归流,是中国近代社会中国家对民族地方事务从有限干预到全面干预的转变过程。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多元权力中心和自治因素,在清末的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弱化和消失。     

试论湘西苗区“改土归流”——兼析乾嘉苗民起义的原因

清康熙、雍正年间,包括湘西在内的原湖广的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六十余年后,湘黔苗民以湘西永绥(今花垣县)、乾州(今吉首市)、凤凰三厅和贵州松桃厅为中心,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清王朝统治的乾嘉起义。湘西苗区的“改土归流”情况如何?它对湘西苗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乾嘉起义与“改土归流”有什么联系?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论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本文论述了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作者认为，从清初至康熙年间，清王朝在凉山彝区保留了土司制度。到雍正年间，伴随改土归流在相邻地区进行，在没有弄清凉山彝族社会状况下，在凉山也宣布实行改土归流。而事实上，在凉山改土归流并未实行，只在凉山边缘浅山坝子地带推行州县制度。雍正以后，针对不同的情况，清王朝在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从而一部分土司仍被保留下来，而另一部分土司被革除，使凉山边缘某些地方走上了封建制道路。到清末，为达“筹边援藏”的目的，清王朝在凉山腹地又宣布搞改土归流，并有废奴之议，但终因黑彝奴隶主势力的反扑，未能如愿。     

火器应用与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长期以来,学界在解释改土归流政策成因时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经济方面,对于明清两代何以有能力完成此项历代无法完成的任务的可能性问题所涉甚少.事实上,明清两代之所以能够完成此项任务,是与这一时期火器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分不开的.火器是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得以实现的重要技术保证.     

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本土因素及其影响探析

相对于明代改土归流出现明显的反复而言,清代在广西实施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总体而言是得以顺利推进的,这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作为内因的清代广西本土因素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壮族土官的残暴统治,壮族土司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与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壮族土司军事力量的严重削弱,壮族土司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忠君爱国思想观念的形成,为王朝中央在广西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创造条件并奠定基础,成为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与内在根由。     

试析改土归流与湘西政治格局变动

清代改土归流前,湘西民族区域政治格局表现为土司政治下的"以土治土"、"以土制苗";康熙年间对湘西苗疆生界的开辟,使得土司的地位和作用发生变化,促进了湘西改土归流的顺利进行;改土归流后,湘西形成了"土苗分治"的新格局,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     

因民族制宜 发展武陵山区商品经济

一、充分认识和发挥土家族发展商品经济的有利条件。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一千多年以前就定居在武陵山区,辛勤开垦,繁衍生息,为开发武陵山区作出了巨大贡献。清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废除了世袭的土司制度,实行委派的流官制,领主经济解体,广大农奴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同时废除了“蛮不入境,汉不入峒”的禁令。各族人民交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