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动机对中国老年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老年家庭储蓄率居高不下,标准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已无法解释。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遗产动机视角分析老年家庭高储蓄率现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老年家庭遗产动机显著提升家庭储蓄率,遗产动机使得老年家庭储蓄率水平显著提高5%—10%左右。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较于城市家庭,遗产动机对农村家庭储蓄影响显著;相对于高等财富家庭而言,遗产动机显著促进中低财富家庭储蓄率水平,说明“未富先老”使得老年家庭有更强的遗产动机进行储蓄;对于家庭不同生活状况的子女,遗产动机显著提升子女体制外工作和子女教育水平低的老年家庭储蓄率,表明中国老年家庭利他主义的遗产动机较强。本文为理解中国老年家庭的高储蓄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家庭因素对中国儿童健康的影响分析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9年度数据,运用OLS及分位数回归计量方法,对1291名18周岁以下儿童的健康状况(HAZ)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后发现,在剔除了生理遗传因素的影响后,家庭所在的地理位置、家庭长期福利水平、父亲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职业类别以及儿童的年龄都与儿童的健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孩子的性别及家庭中孩子的性别组成显著影响我国儿童的健康。具体而言,男孩的健康状况优于女孩,双子女的家庭规模最利于儿童的健康,且与家庭中只有同一性别的孩子相比,孩子性别比例更为均衡的家庭更利于儿童健康。     

家庭基础教育投入决策“男孩偏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如何促进男童和女童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目前教育界的重要议题。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探寻子女性别对家庭基础教育投入决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识别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与男孩相比,女孩更可能面临"教育关心程度低、入学年龄大、辍学可能性高"的教育风险。究其原因,父母的"教育对儿子收入影响大于女儿"的价值判断标准导致了女孩更可能"晚入学";预期"未来对儿子的经济依赖大于女儿"的父母倾向给予男孩更多的教育关注,并降低男孩的辍学可能性。因此,要解决家庭内部男童和女童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问题,需从家庭传统的价值判断标准和养老思想入手。     

“生”与“不生”的矛盾——家庭资源、文化价值还是子女性别?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6年浙江省宁波市生育决策调查数据,考察家庭资源、文化规范和第一个子女性别对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已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中表示"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约为20%,且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户籍差异;女性的二孩生育决策同时受到家庭资源和文化规范的双重约束,综合考虑现有子女是否能够满足其男孩偏好、子女对于自身的成本—效用以及可供家庭分配的资源状况等因素决定是否生育二孩;女性的再生育决策模式存在户籍差异,其中城镇育龄妇女的男孩偏好程度较低,倾向于根据家庭资源状况进行二孩生育决策,具有理性决策的特征,但流动和农村女性的再生育决策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取向,子女效用、男孩偏好等因素对其生育决策的影响较大。     

独生子女性别会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第一胎)性别可以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独生男孩对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城市居民和父亲更显著。本文通过交互项分析得出收入、父亲抚育子女时间、教育开支和房价是独生子女性别影响居民二胎生育意愿的因素,居民收入和父亲抚育子女时间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独生男孩家庭的二胎生育意愿,教育支出和房价则会抑制二胎生育意愿,其中教育支出的抑制效应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大,房价只对45岁以上群体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提高收入、增加育龄人群闲暇时间、稳定房价、减轻育儿成本特别是教育支出有利于二胎政策的全面顺利实施。     

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基于意愿和行为两种路径的观察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调查数据,通过观察意愿—意愿以及行为—意愿两种路径,实证分析了中国城市初婚女性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对城市初婚女性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存在同向关系,且与女性意愿孩子数量无关;公婆的代际影响只作用于一孩;兄弟姊妹性别结构对城市初婚女性的性别偏好具有显著的同向影响,另外,儿女双全原生家庭成长起来的女性相比较独生女更可能具有男孩偏好。研究结果揭示了在以一孩无偏好、二孩双偏好为主流意愿的城市女性中,仍存在着男孩偏好的空间,原生家庭父母性别偏好及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现有子女性别结构以及根据出生性别比指标30多年来的变化态势分类以及现居住地省份对女性性别偏好的重要影响。     

性别偏好如何影响家庭生育数量?——来自中国城市家庭的实证研究

家庭生育数量会受到性别偏好的影响,但影响方向和作用机制还未达成共识。文章利用全国城市青年调查数据,对性别偏好和家庭生育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偏好并不等同于男孩偏好,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无性别偏好在城市已婚已育青年中所占比重最高。不同性别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作用方向和强度有所差异:性别数量双偏好会显著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与无性别偏好相比较,单性别偏好也会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但女孩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也更显著。     

家庭资本对农村中青年居民养老策略的影响

借鉴可持续生计框架,采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农村中青年居民的家庭资本对其养老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家庭资本对农村居民的养老策略具有显著影响。子女数越少和家庭储蓄越多,农村中青年居民越倾向于选择依靠自己的储蓄来养老;反之,越倾向于选择依靠子女的资助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家庭资本对子女的资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之间的策略选择并无显著影响。     

贫困地区不同性别子女对家庭的价值差别现状研究--基于山西省吕梁山区农村的调查

从不同性别的子女在增加家庭劳动力和经济收入、家庭养老保障等方面分析,贫困地区不同性别子女对家庭的价值差别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表面上的差别已与实际情况发生分离.追求生育男孩已由生产生活的需要为主转变为精神、观念上的需求为主,其动力源主要在社会方面而不是在家庭内部.     

农村二孩家庭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资源分配理论,选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考察了农村二孩家庭中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相比有妹妹,有弟弟的长姐身高Z评分将降低0.254个单位,表现出发育迟缓和消瘦的概率比正常组将分别提高5%和2%,但与肥胖不存在显著关联。性别平等感知在男孩偏好与长姐体质健康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父母感知到的社会性别平等越弱,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不利影响越强。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长姐处于学龄期、二孩处于学龄前和父亲出生队列较早时,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将产生更不利的影响。未来应结合我国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社会环境,在保证儿童福利有效供给的基础上,发展以家庭为核心的福利政策,全面构建普惠型儿童福利支持体系。     

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子女养老分工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9年在安徽省巢湖市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家庭儿子与女儿外出务工状况对子女兄弟姐妹养老分工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出务工对子女养老分工有显著影响,并且儿子和女儿外出务工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儿子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倾向不平均分担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女儿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倾向于共同平均分担经济支持;儿子全部外出务工或女儿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都倾向于不给予老年父母生活照料。     

中国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验证

以往文献表明中国老年人传统上依赖家庭照料,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这与西方的社会化照料模式以及夫妻关系核心呈现明显不同的特征。但是,伴随着现代化、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国传统的社会支持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本文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4)数据,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方法对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现阶段中国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模式正在转变,虽然以家庭为主的传统照料模式依然是老年人照料需求模式的主体,但转型期照料模式和社会化照料模式已被部分老年人接纳。家庭代际支持的强弱对老年人照料需求模式选择仍然具有最为显著的影响;健在子女数量在2个及以上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照料模式,而没有健在子女或只有1个健在子女的老年人则更倾向于转型期照料模式和社会化照料模式;老年人经济状况与子女数量交互影响照料需求模式选择,低收入且子女少的老年人面临着照料困境。研究还显示老年人主观健康状况、养老观念对照料需求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主观认为自己不健康的老年人以及具有现代养老观念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社会化照料。老年人照料需求模式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自西向东表现出对社会化照料模式的接纳。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储蓄水平队列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CHIP）数据对城镇居民家庭的储蓄率进行了队列效应的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属于不同队列的城镇家庭在储蓄水平上都呈现出相似的“U”型年龄分布,即中年家庭（40－50岁）储蓄率低,年轻家庭（20－40岁）和退休家庭储蓄率较高,这一现象与其他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有显著不同。本文认为,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U”型年龄分布主要是由人口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队列规模效应使得面对更大竞争压力的年轻人口储蓄率较高,而经济水平持续增长带来的消费水平增长预期使得接近退休家庭储蓄水平重新上升。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别考察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意愿,重点分析两类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结果表明大部分老年人仍然认同"养儿防老"的观念,认为养老责任主要应由子女承担,在家庭中养老仍是最为老年人接受的方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相比,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更偏好独立居住,对子女养老责任的期待更低,但对子女精神支持的需求更高,同时更加企盼来自政府和制度的养老支持。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共同塑造了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但对两类老年人的影响不同。从个人因素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会更为显著地影响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意愿,特别是影响其对机构养老的态度。从家庭特征看,对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配偶发挥的作用似乎超过了子女,对其养老意愿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夫妻健全"的独生子女父母更偏好独立养老。"养儿"对两类老年人均有影响,但意义不同。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显著影响的是"在自己家还是子女家养老"的家庭内部决策;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则显著影响了其养老地点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抉择。     

子女离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婚姻稳定性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预示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经历子女离婚,然而子女离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老年父母健康尚缺乏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从老年健康的角度出发,强调来自家庭层面子女离婚的影响,并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等方面分析子女离婚如何影响老年健康及其发生的机制,探索家庭内部影响因素间的作用与联系。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分析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当前我国老年人而言,子女离婚仍是少数,但子女离婚会对老年父母健康带来冲击,表现为有离婚子女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身体不健康、慢性病患病数量显著更多、精神健康水平更低;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的健康负面影响具有持久性;相较于儿子离婚,女儿离婚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觉身体不健康;子女离婚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具有性别异质性,离婚更易影响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子女数在老年人家庭供养中作用的再检验——兼评老年经济供给“填补”理论

文章采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的数据重新检验了以往有关文献中关于子女数对老年人的家庭经济供养影响的研究结果,分析了这些研究设计中所存在的主要缺点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误解,并在新的研究框架中加入了老年人年龄以及其他变量。文章证明,老年人受子女供养的比例受到老年人年龄的影响。与以往有关研究结果不同,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老年人年龄及其他自变量以后,子女数对于老年人家庭供养存在显著作用,证明子女供养老人在中国当前条件下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回归分析还检验了其他有关自变量对于子女净供养的作用。同时,文章还讨论了老年经济供给“填补”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情况的局限性,并进而讨论了在子女供养研究方面的有关理论和方法问题。     

澳大利亚离婚家庭子女经济支持政策及其影响

澳大利亚每年的离婚人口数量较高,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数量占到将近一半,每年有超过40000名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正在承受着家庭离散之苦。与情感方面相比,经济上的变故给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带来更大的冲击。根据对澳大利亚离婚家庭的家庭收入、房屋拥有率、租房费用、资产总量以及经济压力这几个指标进行对比和分析,发现离婚对澳大利亚家庭经济水平具有严重负面影响,是导致澳大利亚离婚家庭子女福利降低的根源。随着离婚家庭经济水平的降低,澳大利亚离婚家庭的儿童保育费用下降、儿童教育支出减少、子女发展受到明显抑制。为此,澳大利亚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采取了诸多政策措施,在改善离婚家庭子女福利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巨大成效,具体措施包括明确财产和抚养费分配的原则、优先考虑儿童最大利益、制定“儿童抚养计划”等。随着中国离婚程序的简化,中国离婚率已经从1984年的0.39%升至2018年的3.2%,超过了英、法、韩、日等国家。中国受离婚影响的未成年子女数量也随之不断增长,他们正承受着离婚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压力。澳大利亚对离婚家庭子女的支持政策值得我国借鉴,建议我国以“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确定抚养人,合理确定抚养费数额,加强抚养费执行与监管,这将有利于改善离婚家庭子女的生活,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从而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的影响：抑制还是促进？

离家事件直接引起家庭户数量、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子女离家通常伴随着结婚、就业和求学等重要事件的发生，家庭资源是影响离家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5期整合数据，应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研究家庭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亲子关系及居住环境等）对子女因婚姻、升学、初次就业等不同原因离家的影响，并分年龄、性别、城乡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子女离家的高峰是在19-25岁，之后逐渐趋缓。总体上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家庭经济资源对较年幼子女初次就业离家及较年长子女婚后离家有抑制作用，这与西方国家相关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源对子女离家有促进作用的结论截然不同。家庭社会资源对较年幼子女的升学离家有抑制作用，对于较年长子女离家的影响不明显。与男性相比，家庭文化资源会提高女性升学离家的可能性，而家庭居住环境良好会降低女性婚后离家的可能性。与城镇相比，农村家庭文化资源对子女升学离家和就业离家存在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亲子关系和谐会抑制子女因就业而离家。在当前我国人口和家庭结构发生深刻转变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家庭资源的视角为理解我国青年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差...     

男孩偏好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

男孩偏好在中国普遍存在，早已为学术界和政府所关注，然而，究竟已生子女的性别对生育率产生了多大影响？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直接的、定量的回答。本文利用抽样调查的资料，应用寿命表分析及Ａｒｎｏｌｄ－指标方法，定量计算了妇女己经生育的子女的性别对妇女以后的生育行为的影响。     

家庭子女数量和性别结构对老年人休闲生活影响的研究

中国老龄化进程与少子化伴行,家庭子女状况对老年人休闲生活有重要意义。使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 CGSS ）数据,分析是否有孩子、孩子数量、孩子性别对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影响。结果发现：孩子越多,老年人休闲生活的频率越低;儿子对老年人休闲生活以负向影响为主,且1个儿子的强度最大;女儿对老年人休闲生活以正向影响为主,且1个女儿的强度最大。重视家庭子女对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影响,对提高老年人休闲生活频率、推进健康老龄化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