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集聚、人力资源匹配与产业升级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城市间竞争日趋激烈，人口持续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圈集聚，人力资本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之一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愈发关键。准确识别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分析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对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产业促进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文章试图采用中国267个地级市2006～2019年的市级层面数据，研究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人力资源匹配中介机制，为人口集聚的产业促进效应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注解。通过构建“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口集聚能够促进产业升级；以人力资源匹配为中介变量，更加印证中国人口集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背后是人力资源匹配在发挥中介效应。通过发展阶段-区位双维度分位数回归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地区在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特征不一，在东部呈现非对称的“V”型趋势，在中部由正持续减弱为负，在西部则由负转正不断增强；按高校数量分组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教育密集区人口集聚的作用不显著，但在非教育密集区存在显著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     

新疆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检验及预测

新疆生产性服务业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促进了新疆就业水平的快速提升。本文运用就业弹性、就业结构偏离度和偏离度分析法,对新疆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就业吸纳能力的差异性进行检验,并对未来新疆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进行预测。结果显示,新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相对较强,并且新疆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随着产值的增长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最后,提出了促进新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提升就业潜力的措施。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城市就业结构的影响

文章从就业结构角度探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政策效应,基于2003～2019年中国23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自贸区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试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自贸区设立对制造业就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显著增加了所在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并降低了制造业就业比重,由此促进了就业结构升级。机制分析表明,自贸区设立能够通过劳动力流动、产业升级和金融发展改变所在城市的就业结构。自贸区设立显著增加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比重,降低非高技术制造业就业比重,但对非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影响不显著。同时,沿海城市设立自贸区能显著增加服务业就业比重并降低制造业就业比重,而内陆城市设立自贸区的就业效应不显著。空间效应分析表明,自贸区设立会显著减少邻近城市服务业就业比重,产生虹吸效应。文章结论对构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区域就业的引导性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产业集聚、产业协同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北大核心

如何推动人口迁移与产业集聚协同发展是我国在人口发展深度转型阶段亟待突破的问题。当前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集聚地吸引人口迁入的比例逐年上升,成为牵动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探究服务业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十分重要。研究基于2011-2017年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从服务业集聚出发,兼顾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程度,将服务业中新零售这一新业态纳入考量范围,设计新零售发展水平指数,实证检验三者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对人口净流入的规模的异质性作进一步讨论。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水平对人口迁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服务业集聚水平对人口迁入有促进作用并随人口净迁入规模的扩大其影响变为显著;但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却对人口迁移具有抑制作用,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二者未能形成良性共振;劳动力迁移则与新零售发展水平大体呈负相关关系,因人口净迁入规模有所差异,人口迁出地新零售业的适当发展有利于吸引人口回流,人口迁入地新零售业的发展并不利于人口迁入甚至会阻碍人口迁入。研究认为推动产业园区建设,切实推进产业协同发展,抢抓服务业新业态发展带来的新机会,建立健全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妥善安排低技能劳动力再就业,因地制宜制定人口流动政策格外关键。     

人口集聚与碳排放: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在集聚效率与节能减排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探讨人口集聚与减排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空间集聚理论分析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利用中国2000-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系统而稳健的实证检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当前大多数省份仍然处于减排效应的第一阶段,发挥城镇人口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人均碳排放、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临近省份的人均碳排放增加会加剧本地排放水平提升,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空间扩散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效率、促进全局减排。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以能源利用和经济发展为作用渠道,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价格的非线性机制决定了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的“倒N”型曲线关系。应推动以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为特征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以大城市为辐射中心、以周边县城为重要载体的联动机制,进而助力人口集聚与节能减排的协调发展。     

社会福利、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差异——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耦合实证分析

文章测度了2003～2009年中国省域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水平的变迁特征,并通过耦合模型衡量了二者的协调发展程度,借此系统论述了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明显,且各区域均存在福利的拐点。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协调度的下降和福利拐点的到来将恶化二者的耦合趋势。因此,当前各省应发挥增长在二者耦合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并结合自身发展特征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持续促进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共进,从而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深化和谐社会建设。     

均衡城镇化:大都市与中小城市协调共进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战略。文章分析了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战略背景,研究了城镇化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和存在的失衡状况,提出稳步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是实施均衡城镇化战略,走大都市与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道路。未来不仅要发挥大都市圈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也要重视在都市圈以外地区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城,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同时要引导劳动力和产业向中西部的回归与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服务业集聚能否促进城镇化进程——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研究了我国服务业集聚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来看,服务业集聚对城镇化进程具有促进作用;从东中西部地区来看,服务业集聚对各地区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对西部地区的作用大于东中部地区;从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来看,东部地区对城镇化进程影响最大的为服务业集聚,中部地区为经济发展水平,而在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与工业水平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人口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人口要素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人口集聚为城镇化提供重要动力,而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人口要素与城镇化进程通过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深度融合,形成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系统。本文构建关联协调度模型分析近15年来我国人口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状况。结果显示,我国的人口集聚水平和城镇化进程由不协调逐步转向协调发展,即初期在传统城镇化阶段,人口集聚水平落后于城镇化水平,而在后期的新型城镇化阶段,人口集聚开始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通过改善人口城乡结构、人口教育结构、人口就业结构和人口收入结构可以有效缓解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隐患,这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人口集聚与城镇化继续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财政支出的服务业就业与增长效应再研究

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用中国28个省市1990—2010年的数据,检验了财政支出对服务业就业和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从规模上看,财政支出对服务业就业和增长具有正向效应,地方支出的作用弹性大于中央支出。从结构上看,中央支出对服务业就业具有一定挤出效应,与服务业增长具有微弱的正向关系,地方支出在就业和增长两方面都有促进作用。但是,地方财政社会保障类支出缺陷,对服务业就业和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为调整产业结构适应产业转移新形势,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中央财政应增加社会保障和跨区域协调建设支出;相关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扶持适宜的服务业,来增加就业促进增长,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对地区收入水平的影响——基于劳动力结构的研究

文章使用中国199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是否通过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对地区收入水平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能显著提高地区收入水平,相比服务业,这一增长效应在制造业中更为明显。(2)2009年以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提高对制造业收入的增长效应显著增强;文化、体育与传媒、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支出对制造业增长效应更为明显;而科技支出则需要更长时期的积累才能提高制造业的收入水平。(3)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2009年以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升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逐渐形成劳动力的“素质红利”,从而带动地区制造业收入增长。(4)社会保障支出的提升不仅能在长期提高地区内的制造业收入水平,还能明显提高区域间制造业的收敛速度,从而促进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效应——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

文章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研究时段内，数字经济总体上并未引发生产率悖论问题，不仅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收敛。（2）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效应主要源自产业数字化及其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3）从劳动力就业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收敛。（4）伴随人口红利的转变，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人口红利水平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作用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增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消解人口红利衰减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潜在冲击。文章认为，在人口红利转变的现实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在抬高劳动生产率收敛水平的同时，也能促使区域劳动生产率加速向自身平衡增长路径上靠拢，从而有利于推动区域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     

产业集聚与结构高度化对北京人口规模的影响:膨胀还是收敛?

人口增长过快、规模过大一直是困扰北京的一个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利用2006~2013年北京16个区县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视角分析产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研究认为,第二产业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第三产业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的抑制作用更大;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集聚对人口规模增长的抑制作用将强于第二产业集聚带来的促进作用,两者共同作用下北京人口规模将趋于收敛。本文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已有研究对该问题的定性分析结果,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调控人口规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和调控方向。     

人口规模回旋空间与区域产业发展

未来30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需要雄厚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需要一个相对完整、自主、庞大而丰裕度较高的产业体系予以支撑。深入认识人口增长时期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因素在产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有助于在人口负增长条件下更好地保持产业体系完整性,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产业丰裕度。为此,本文基于文献析出方法从理论上阐释区域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依据自身人口规模进行专业化与多样性选择的情况,并且存在两者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选择以地级市和城市群为观察样本,采用两步广义矩模型（GMM）、空间杜宾模型,并通过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检验了在一定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其他条件下,区域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变动发展过程中人口规模的回旋效应和具体作用。研究发现：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倒“U”型;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多样性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U”型;在区域产业专业化、多样性集聚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原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集聚的专业化效应和多样性效应得到充分释放,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集聚的多样性效应更加明显。这充分说...     

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本文基于1995~2015年东北地区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口与经济数据,采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等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空间集聚程度、空间整体相关性,探讨东北地区基本生产要素区域内部流动趋势及其空间配置协调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从人口与经济增长协调性看,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明显,缺乏区位优势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人口外流最为明显。从人口与经济分布的空间演化特征看,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要素呈现明显的"南密北疏、内高外低"的不均衡分布格局,人口集聚明显滞后于经济集聚。全局型Moran’s I指数和局域型LISA指数分析结果显示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集聚趋势不强,关联性相对较弱,总体呈现低—高(L-H)、低—低(L-L)的人口—经济集聚态势,实现区域经济与人口协调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1997—2009

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化在本质上是相互影响的内生化过程。通过构建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化的联立方程模型,运用1997-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法(3SLS)实证检验了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城市化与服务业集聚之间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且显著于城市化对服务业集聚的作用;本地市场效应、开放型经济都有利于服务业集聚的产生;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在城市化进程中依然具有重要作用。     

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分析

高学历人口的空间合理集聚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的现实诉求,也是中国人口学科向空间化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使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测度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格局并分析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京津冀高学历人口呈向心集聚特征,沿点轴演化模式演变。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北京与天津不仅具有"虹吸效应"吸纳河北省高学历人口,同时也具有"溢出效应",促进河北相邻地区提高人口集聚力。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呈现高高和低低连片分布,人口增长极和人口洼地并存。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博弈下,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以北京与天津为中心、河北省为外围的高学历人口空间集聚格局。其中,高端医疗设施、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第三产业集聚水平、知识溢出发挥向心力作用,吸引高学历人口向北京与天津两大中心集聚。地理距离与高额的城市消费发挥离心力作用,推动高学历人口向外围地区扩散。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优化配置。只有推动义务教育一体化建设,促进第三产业向河北腹地转移,优化科研机构空间布局,加速交通网络建设,才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现。     

人工智能渗透、劳动生产率与中国制造业出口韧性提升北大核心

伴随着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人工智能渗透(ArtificialIntelligencePenetration,AIP)是否能够通过劳动生产率的调节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韧性提升颇受关注。文章整合全球工业机器人数据库与中国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库,采用2008~2019年经归并的中国制造业12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基准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并检验了人工智能渗透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渗透对制造业出口韧性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强化人工智能渗透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韧性提升;(2)人工智能渗透对制造业出口韧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高技术制造业人工智能渗透显著促进了出口韧性提升,中低技术制造业的这一效应尚未显现;(3)劳动生产率负向调节了人工智能渗透对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对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行业,人工智能渗透对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弱,但对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行业,人工智能渗透对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强。进而,建议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高研发密度、充分利用技术外溢效应、合理调控外资进入度与出口依存度,以提升制造业出口韧性与劳动生产率,优化劳动就业技能结构,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产业集聚发展对工资变化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一个简单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利用2001～2008年两位数水平的制造业数据和拓展的C-D函数,实证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发展对工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发展对工资变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影响方向、程度、机理不仅与行业特性高度相关,而且与产业集聚度高低及其变化方向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也有明显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