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内生人口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

文章把工业革命、内生人口增长和产业结构理论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内,指出工业革命的主要作用是影响必需品和非必需品部门的相对技术进步速度进而影响相对价格,从而决定着人口增长的转型、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人类社会从"马尔萨斯陷阱"到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型过程.我们的模型不仅为"马尔萨斯之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解释,而且能够较好地克服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不能解释横截面数据、只适合解释欧洲等不足之处,同时又为产业结构在工业革命之后的转型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

本文对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概念、由来与数量界定进行了必要的理论阐述,构建了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对法国、日本与中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演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前景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对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劳动负担逐渐下降,这对于储蓄水平的上升和劳动力投入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通过计量检验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是存在的。由此我们推断,由于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向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逐步上升,这将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制约。利用未来10～20年时间较轻的劳动负担的机遇期,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及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当前生育政策、适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来应对已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     

人口量质偏好转变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CSSCI

家庭人口生产偏好从数量向质量转变,决定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优化配置,影响着供需变动、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是推动产业发展跳出"低技术均衡"的内生动力。1980—2010年中国人口与产业发展数据的计量检验证实:现阶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以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为重点,创造人口生产量质偏好转变的有利条件。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援引国际经验,把人口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源泉,或人口红利;论证了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由此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     

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北大核心CSSCI

在老龄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吸引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提高地区人口集聚水平,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和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上升,城市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逐渐凸显。基于此,文章以空气污染表征城市的自然环境,公共服务表征城市的人文环境,探讨空气污染、公共服务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文章使用2007-2016年中国74个环保重点城市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空气污染与人口集聚呈现“倒U”形关系;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呈现“U”形关系,并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南方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尚未跨过拐点,伴随空气污染的经济发展依然对人口发挥吸引作用;北方城市已经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部分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对人口集聚产生挤出作用。南方城市公共服务大多已跨过“U”形拐点,公共服务对人口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北方只有部分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跨过了“U”形拐点,对人口集聚发挥作用,部分城市公共服务尚未跨过拐点。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空气污染与人口集聚均表现为“倒U”形关系,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均表现为“U”形关系。文章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发展要注重环境保护,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各城市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采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人口规模、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目前关于人口对碳排放影响的经验研究,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基于这种背景,本文以STIRPAT模型为研究起点,运用中国1997～200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Driscoll和Kraay基于固定效应中纠正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截面相关的估计方法,具体考察了地区人口规模、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考虑人口结构因素的情况下,人口规模的排放弹性显著为1,因此,以中国为样本研究碳库兹涅茨曲线(CKC)并不会产生太大偏误。在反映人口结构的变量中,劳动年龄人口对碳排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户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城镇化率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     

人口集聚与碳排放: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在集聚效率与节能减排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探讨人口集聚与减排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空间集聚理论分析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利用中国2000-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系统而稳健的实证检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当前大多数省份仍然处于减排效应的第一阶段,发挥城镇人口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人均碳排放、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临近省份的人均碳排放增加会加剧本地排放水平提升,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空间扩散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效率、促进全局减排。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以能源利用和经济发展为作用渠道,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价格的非线性机制决定了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的“倒N”型曲线关系。应推动以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为特征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以大城市为辐射中心、以周边县城为重要载体的联动机制,进而助力人口集聚与节能减排的协调发展。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CSSCI

利用2000~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少儿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且社会保障支出的提升强化了少儿抚养比对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2)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老年抚养比与城乡收入差距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即以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为门槛变量,当社会保障水平达到门槛值后,老年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和西部地区老年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但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变化,其影响变化趋势呈现相反的结果,而中部地区老年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需要加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城乡经济结构发展的匹配程度,转变社会保障的城市偏向性支出,合理考虑地区差异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家庭规模、技术进步与农业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推动了农村家庭规模的小型化趋势.在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的背景下,家庭规模的小型化诱致了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农村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的偏差导致了资本对劳动的强制性替代.两类存在一定差异的替代行为共同推动了农业生产效率的快速提升,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步伐,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     

质量、数量双重视角下的中国人口红利经济效应变化趋势分析

文章通过扩展MRW模型构建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人口数量红利与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并利用中国1989²014年各省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质量红利会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投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作用。人口数量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86%,其中贡献最大的年份是19902014年各省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质量红利会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投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作用。人口数量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86%,其中贡献最大的年份是1990²001年,平均贡献率在20%左右,2010年之后其贡献率开始明显下降。人口质量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8.39%,其贡献率总体呈现波动中不断上升的趋势。人口质量红利的贡献率在2010年前后开始明显上升并超越人口数量红利的贡献率,也即从那时起人口质量红利开始逐步替代人口数量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研究结论表明在进行经济政策设计时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这种新的动力机制和要素特点,主动适应经济增长的新趋势,积极顺应增长要素变化的新要求。     

人口集聚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

在人口集聚的进程中,如何跨越双重环境规制的约束门槛、降低碳排放,对“双碳”目标的达成意义重大。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基于京津冀的经济、文化与产业的发展,探讨双重环境规制在人口聚集的城市群内,对碳排放存在的门槛效应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采用2006～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和人口集聚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同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人口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在不同集聚程度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区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京津冀地区人口集聚对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类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第二,在人口密集程度较低时,仅在两类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下,降碳效果才初步显现;当人口集聚程度处于中水平区,正式环境规制抑制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逐渐显著;当人口密集度处于高水平时,正式环境规制依旧有着显著的降碳效果,但在两类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则出现显著负面影响,增加了碳排放强度。第三,就降碳效果而言,仅有五个城市处于人口集聚适当水平区,能够实现较好的降碳效果。基于此,从政府管制、绿色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绿色供应链和...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效应——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

文章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研究时段内,数字经济总体上并未引发生产率悖论问题,不仅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收敛。（2）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效应主要源自产业数字化及其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3）从劳动力就业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收敛。（4）伴随人口红利的转变,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人口红利水平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作用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增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消解人口红利衰减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潜在冲击。文章认为,在人口红利转变的现实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在抬高劳动生产率收敛水平的同时,也能促使区域劳动生产率加速向自身平衡增长路径上靠拢,从而有利于推动区域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     

人口结构转型、市场化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叠加效应分析——对中国“人口红利”的新解读

对于我国经济持续30年高速增长这一举世瞩目的经济现象,本文试图寻找中国因素加以解释,认为中国两次特殊的人口政策导致的劳动人口扩张只有在“市场化”与“国际产业转移”同步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人口红利’’并支撑中国经济近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本文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验证了我们提出的经验性假说。     

中国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其原因何在？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口抚养比的居民消费模型,考察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2001～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即少儿抚养比越低、老年抚养比越高,居民消费率越低。因此,促进我国内需持续增长必须改善人口结构和老年群体消费的供求结构。     

中国未来“第二次人口红利”探讨——基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关系的分析

我国人口形势的新变化直接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在人口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背景下开展关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讨论和研究非常必要。本文在以往相关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定位分析我国储蓄率的高水平特征,从人口变化、政策、社保等多个角度探讨未来储蓄持续走高的可能性。并利用全国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重点分析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发现老年抚养比与居民储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文章得出结论,“第二次人口红利”在我国难以实现,抓紧开发第一次人口红利、拉动经济增长才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     

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已有的对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未将结构和制度的重大变革纳入模型,这与东亚及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不符。本文通过在模型中纳入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变量,用1978～2008年的数据进行误差修正分析,计算出在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技术进步,第三是制度变迁,结构变化的影响也很显著。人口红利的影响也较显著,但是其对经济增长解释力度较小。因此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未来的经济增长更需要依靠投资、技术进步、结构变迁和制度变革。     

异质性劳动力流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劳动力流入有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和低技能劳动力流入之分。基于1999~2017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就异质劳动力流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率比低技能劳动力流入率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在大型和特大型城市、东部地区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中国政府应提高流入城市的劳动力的素质、做好不同规模城市和不同地区城市的就业稳定工作,以助于异质劳动力流入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人口较少族群人口增长由负转正的过程、原因及启示--以蒙古族图瓦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2000~2010年期间,我国有13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现象,但尚未有研究厘清其背后原因。蒙古族图瓦人作为一个发生过人口负增长的人口较少族群,却在2006年实现人口增长“由负转正”,其成功经验对于人口负增长民族的人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分析蒙古族图瓦人人口变动数据发现,其人口增长“由负转正”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大幅下降。根据实地调研结果,发生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积极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医疗卫生资源可及性以及经济发展反哺民生。蒙古族图瓦人人口增长“由负转正”的成功经验表明,应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的人口负增长问题,精准识别人口负增长的风险因素,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促进民族人口发展。     

贸易开放、人力资本与制造业劳动力工资差距——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1998～2010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效应模型,研究了我国人力资本在贸易开放对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影响中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以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为依赖变量时,人力资本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并且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则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以进口开放为依赖变量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小于前两个门槛值时,进口开放会显著地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当人力资本大于第二个门槛值后,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扩大的趋势变得不再显著。同时,本文以贸易开放的人力资本门槛值为标准划分出到2010年17个省市处于低人力资本区,11个省市处于高人力资本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