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中部地区的调查

本文基于对陕西省中部地区8个样本村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陕西省中部地区村域资源拥有及开发程度、村干部素质、村城基础设施条件、距城镇距离和家庭身份等对农村劳动力是否进行就地转移具有显著影响。为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重视村干部的作用,加快农村各项优势资源的充分开发,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小城镇建设,充分发挥农村母亲在就地转移中的作用。     

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626份农村女性劳动力问卷调查,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首次发现打工经历、家庭成员的意见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具有正向影响,而家庭中是否有需要照料的老人对其具有负向影响;研究还得出与以往学者不同的结论,即教育程度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具有负向的影响,而年龄、婚姻、家中是否有儿童或少年、家庭年收入对其影响不显著;研究还验证了非农技能、耕地面积、乡镇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数、所处地区差异对就近转移的影响。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迁移意愿分析——对广州10村的调查

依据农户调查和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发达地区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已经实现了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但向城市迁移的意愿不强。农村劳动力可分为异地转移、分离型就地转移、兼业型就地转移和农业劳动力四种类型,他们向城镇迁移的意愿依次减弱。农村劳动力对拟迁目的地城镇的选择大致随城乡距离的增加而衰减的态势,表现出迁移空间意愿的距离偏移特征,主要是以中心城区周边的小城镇和卫星城为拟迁目的地,表现出就地城市化的趋向。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增收致富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基于东北地区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调查研究

农村青年劳动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力量。通过对东北地区农村青年劳动力现状的调查和分析了解到,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致富观念已经有很大的转变,大多数人渴望了解致富信息及新的致富途径。结合调查对影响农民家庭收入的三类因素:农民家庭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进入市场的方便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可以看出农村青年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是否具备上网条件对增加农民家庭收入有很大的正向作用,而拥有土地情况是负的作用,家里是否有人外出打工、青年农民的年龄的作用不显著。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应该在促进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拓宽农业投融资渠道等短期措施,以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交易成本等长期措施方面做好进一步的工作。     

农村嵌入与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结构分析与政策建议

在分析广西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就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探索适合广西特点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路径的重要性。然后剖析了现有研究主要从城市视角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忽视从农村视角进行解读的不足。借鉴格兰诺维特嵌入理论的观点,在文献分析基础上提炼出农村嵌入影响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结构维度,以收集的1177份有效问卷分别进行了劳动力整体分析和分代对比,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跨境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濮阳市T村个案研究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成为必然趋势,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就地转移和向城市转移是主要转移方式。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城市吸纳就业能力的下降,对外劳务输出逐渐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的＂第三条道路＂。本文以河南省濮阳市的T村为个案,利用劳动力迁移理论,探讨了农业大省农村劳动力跨境就业的影响因素,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劳务输出和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转移——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县包场区考察

近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潮流,正呈现出转移途径多样化,并突破“就地转移”模式的趋势。目前,由于受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因素的限制,这种趋势,还不能进入大规模人口迁移的阶段,而以农村劳动力跨城乡、跨地区的劳务输出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考察劳务输出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由此产生的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把这一现象放在国民经     

农村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甘肃省农户的调查

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是农村反贫困的重要路径之一,对缓解农村贫困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甘肃省1 749个农户的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关于劳动力流动和贫困之间关系的四个假设。针对提出的假设,本文采用Double-log模型对农户收入进行弹性分析,发现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应用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外出劳动力的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及工作地点和主要技能等对劳动力流动有重要的直接影响且间接地影响家庭的贫困状况,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证明。劳动力流动与贫困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务工收入是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劳动力流动对于减少农村贫困发生率,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缓解农村生态贫困等都有积极作用。     

农村女性相对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文章基于2011年5月对河北省围场县和赤峰市城郊农村进行的实地调研,根据在调研区域内对农村女性相对剩余劳动力中的21人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对200人进行的问卷调查,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地区因素对农村女性相对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农村女性自身所拥有的非农技能影响作用最大;其次是居住的地区及地区拥有的乡镇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的数量;再次是家庭成员意见、家庭劳动力的人数和非农就业意愿;年龄和家庭耕地面积影响较小。最后从加强非农技能培训、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力倡导自由灵活行业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村人口城镇化

<正>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以及随之发生的城乡人口分布结构的变化,是我国正在经历和必将经历的人口变换过程。其特点是:农业劳动力在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并不表现为向大中城市的迁移运动,而是在“离土不离乡”的人口流动中向小城镇移动和聚居。农村人口城镇化,是指伴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通过人口迁移发生的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我国人口的城镇化道路,是农业劳动力首先大量地转为亦农亦非人口,继而向“就地靠乡”的小城镇移动和聚居,有层次、分阶段地分别进入小城镇体系;在大城市“截流”、中小城市“疏导”、小城镇“蓄水”的交互作用中,将“人口流”截在小城镇这一格,减少大中城市在“超负荷运行中”的人口压力,形成工农结合,城乡结合,以就地转移为主,小城镇容纳为主,亦农亦非为主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农村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移民倾向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中国的特殊环境,农村劳动力和人口不仅流向城市,也流向发达的农村地区。目前对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已有较多研究,但是,对农村向农村的劳动力流动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实地问卷调查得到的资料为依据,全面分析了农村经济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外出打工时间和收入等特征,同时分析了这些特征与外来劳动力就地定居的意愿之间的关系。     

就业半径、就业机会、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城镇化推进的必然环节。基于2007－2009年2291份调查问卷②所建立的固定效应Probit模型及实证分析显示：就业半径、就业机会、社会关系网络等代表地理距离和非地理距离的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均有显著影响，是促进或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其中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该研究对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平稳、持续地向城镇转移，以及城镇化道路的推进路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非农产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农村劳动力转移原因的研究文献,发现缺少非农产业独自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发生作用的研究,更没有涉及到非农产业的细分产业。本文设计了非农产业中的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七个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变量,并以我国1978-2008年的经验数据为依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非农产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显著,但各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不一,影响最大的为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基于此,本文进一步从产业发展角度提出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若干政策启示。     

边境地区农村人口流出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黑龙江省三个边境县的调查为例

边境地区农村人口流出根源在于地区发展的相对落后。新经济迁移理论等认为影响人口流动决策的因素有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迁移流动可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人口流出给边境地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利用黑龙江省三个边境县人口流出的调查,分析流出人口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人口流出的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有无外出经历、婚姻、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规模和户籍等对人口流出有显著影响。应提高边境地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完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推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解边境人口流出的问题,维护边境地区人口和社会稳定。     

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宏观因素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向大城市,但是,城市管理制度仍然沿袭传统的二元户籍和二元劳动力市场制度,扭曲了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被扭曲价格流入相关城市部门。本文通过收集1980年至2011年的数据并进行处理,构建了价格扭曲的宏观因素计量模型,运用VECM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农民实际人均收入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的首要因素;城镇居民实际工资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次要因素;劳动力总量供给过剩对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有重要影响。运用变系数半参数方法分析数据显示,工资扭曲对城镇部门收入的影响具有流变性。     

劳动力回流后的个人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迁移劳动力返乡后,利用外出务工期间积累的资本、技术从事自我经营,或者创办实业,发展新的产业,成为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新现象。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迁移劳动力回流后个人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回流劳动力就业行为和收入能力,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职业转变和创业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迁移劳动力返乡以后,是否会促进技术的改进和新技能的传播。迁移劳动力回流后的就业选择将对回流地的就业结构、就业机会和工资结构等产生怎样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北京郊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趋势的系统分析

近年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有关的文章和论述不胜枚举,但大多数文章侧重于定性地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类型、特征和在一些简单假设下,对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缺乏系统的定量的分析。本文试图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考虑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因素,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仿真模型,研究了三种     

“机器换人”时代低技能劳动力何去何从?——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检验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与海关进口机器人数据等,考察了机器人对低技能劳动力跨市流出的影响机制,并讨论了低技能劳动力的行业和区位流向。结果表明,机器人减少了第二产业就业岗位数,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了替代效应,显著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跨市流出的概率;行业转移层面,机器人增加了45岁及以下低技能劳动力流入服务业和45岁以上低技能劳动力流入农林牧渔业的概率;城市转移层面,机器人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流入本市服务业和跨市流入一线城市服务业的概率;区域转移层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低技能劳动力在东部流动,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低技能劳动力出现了流入西部的趋势。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把握机器人对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影响、制定合理的机器人产业政策及人口流动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女性劳动力工资的影响研究CSSCI

我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女性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正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文章基于服务业特点与女性禀赋特征,结合全球价值链宏观数据和家庭调查微观数据,对此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全样本回归显示,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地位攀升整体上有助于促进我国女性劳动力工资增长;分样本回归发现该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对低技能女性劳动力工资的促进作用大于高技能女性劳动力,技能工资差距得以缩小;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对女性劳动力工资增长的促进作用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弱,即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助于调节收入差距。进而,建议我国积极推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提升服务业女性就业贡献率,增强女性劳动力技能,完善女性劳动力社会保障制度,促使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与女性劳动力高质量就业良性互动。     

大学毕业生失业持续时间的性别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生存模型和奥克斯卡分解对大学毕业生失业持续时间进行了性别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毕业生的失业持续时间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大学生要经历较长的失业持续时间才能够脱离失业。其原因在于,一是其个人人力资本因素和个人特征对尽快脱离失业没有显著正影响,二是存在严重的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