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择偶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厦门市流动人口为例

利用“厦门市流动人口婚姻家庭抽样调查”的数据,描述流动人口择偶模式的主要特征,对流入厦门的流动人口的择偶意愿、目的、时间、标准以及途径等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流动人口择偶模式的对策建议。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在对择偶模式的选择和实践上越来越重视自身的需要和体验;在各种假想的影响因素中,教育、性别和年龄的作用最大,流出的时间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却相对比较微弱。     

中西方女性择偶观念之对比

择偶,是婚姻的初始,就其理性分析,无论是东西方,择偶均要受地域、种族、宗教、阶级、性别、年龄、文化、情感、经济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谈中西方女性择偶观念的疏同,实质上是对中西方所展示的女性文化乃至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加以比较。由于人们普遍受社会伦理道德的制约,人文思想的熏陶,文化的积淀对人格的规范,无论是东西方女性,择偶观念的形成,都体现着一个漫长而具体的历史过程对人的思想行为的规范。 一、当代择偶现象的思考 诸多择偶的表现形式,反映出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所呈现出的不完全公正和规范的层面上的特点,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和市场经济实践的发展,带来了人们对婚姻与家庭的一系列思考,尤其是择偶形式的丰富多姿。台湾资深妇女问题顾问、专栏作家施寄青讲:“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社会也在变,现在人的婚姻观念也在转型”。其中包括择偶观念的转型。 其一,把择偶定位在自由选择这一基础之上。自由选择配偶,是个性张扬的具体体现。虽然有许多人的选择,最后需经老人点头,但最终决定权在选择者。 其二,择偶的概念呈模糊性。表现在择偶并非完全为了谈婚论嫁,故而出现了选择一位异性伴侣同居,试婚,做“二奶”,傍“大款”等。     

从人口普查数字看大龄未婚青年的择偶问题

婚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直接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和切身利益,而且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同时还制约着人口的变化与发展趋势。因此,保证和促进青年男女在合适的年龄顺利地择偶、正常地建立家庭、更好地承担生儿育女的义务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择偶范围与农村通婚圈

择偶范围或通婚圈是人们婚姻行为特征的重要方面,婚姻迁移是人口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在对理论择偶范围作出探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村通婚圈。     

同村择偶现象分析

近年来,部分地区通婚圈越走越小。在有些农村,同村择偶竟成为普遍现象。去年,某乡对已婚育龄妇女实行挂牌管理,在统计中发现同村择偶的约占25％,有的村竟占40％;某村同村择偶数量1986年为4对,到1991年上升到12对,占同期男女青年结婚总数的45％,调查发现,同村择偶     

社会排斥视野下的农村青年婚配难解读——来自辽东南东村光棍现象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青年婚配难是各种结构性因素与非结构性（场景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出生性别比失衡、婚姻梯次和年龄结构差等是导致农村青年婚配难的结构性因素,而个人条件、经济基础、思想观念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则是引致农村青年婚配难的非结构性（场景性）因素。本文基于辽东南东村光棍现象的实地调查,通过引入社会排斥理论,对农村青年婚配难现象的非结构性因素展开了分析和探讨,认为：身体排斥、身份排斥、经济排斥、观念排斥和社会关系排斥等是导致农村青年婚配难的主要排斥机制。婚姻排斥作为一个集场景性与结构性相结合的分析性框架,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婚配难、婚姻市场失衡等问题的新的理论视角。农村青年要想顺利地进入婚姻市场,青年自身、基层组织和国家必须“力所能及”地克服和消除社会排斥机制。     

破解林区大龄未婚男青年择偶难问题

贫困林区大龄未婚男青年的择偶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不仅影响人口安全,导致当地人口性别比失衡,而且直接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和谐。黑龙江省伊春市人口计生委把关注大龄青年婚姻问题作为体察民情、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作为人口计生综合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来全市各地人口计生部门采取多项措施,破解大龄男青年择偶难问题,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正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表现出高标准和多元化趋势。从影响因素来看,男性择偶标准高于女性;家庭背景对择偶标准的影响在减弱;流动经历、城市融人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但大众传媒却对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农村妇女择偶问题调查

农村妇女的择偶问题是关系婚姻、家庭与生育的大事,弄清她们的择偶情况,对于提倡晚婚晚育,实行计划生育有好处.1989年我们曾在湖北省襄阳、荆门、枝城、石首、潜江五县市农村进行过调查,现将其整理出来以供参考.一、农村妇女择偶活动的年龄择偶活动年龄的早迟会影响妇女初婚初育的年龄,早恋就会早婚,晚恋就会晚婚.对于农村妇女择偶活动的年龄.拟分已婚育龄妇女、有男朋友未婚育龄妇女及没有男朋友育龄妇女三个层次进行介绍,其情况如下:     

“白发相亲”——上海相亲角的择偶行为分析

相亲角和＂白发相亲＂是2005年以来城市青年择偶领域内出现的新现象。本文考察了＂白发相亲＂者的阶层构成及其特征,重点分析了＂知青一代＂父母代替子女相亲所采取的择偶步骤和择偶策略。研究发现相亲角和＂白发相亲＂现象具有城市性;从＂自发相亲＂到＂白发相亲＂,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路径依赖。＂白发相亲＂的实质是＂毛的孩子们＂试图帮助＂邓的一代＂解决婚恋难题。     

当代青年择偶的收入观——郎才女貌悖论

采用2002年中国住户调查数据,本文对当前我国婚姻市场的择偶标准进行了实证研究。在传统社会,高收入的男性和专职于家庭事务的女性被认为是完美的结婚组合(郎才女貌),因此当时的择偶标准体现为收入上的异质性。而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收入水平相当的男女更可能结为夫妻。现在与过去择偶标准的不同导致了郎才女貌悖论的出现。最后,本文阐述了婚介机构的重要性。     

乡城流动背景下低收入地区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对甘肃省东部蔡村的调查

论文采用访谈和观察的方法,对甘肃省东部蔡村青年男子的择偶困境进行了研究。论文指出,青年农民工的流动使得流出地农村青年男子的择偶难度加大：彩礼飞涨,家庭负担加重;凑合婚增多,婚姻的不稳定性提高等等。贫困地区青年男子的择偶难问题成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从婚恋方面对于农村的又一次剥夺。应该把解决农民工的婚姻问题纳入关乎社会和谐与整个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中来。论文是对有关农民工婚姻问题研究的重要补充。     

城市在职青年的生育时间选择及影响因素——基于983名青年的实证调查分析

持续的低生育水平与少子化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生育时间的期望与选择作为生育意愿与行为的重要内涵之一，对生育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20年10～12月在河北保定针对5大类行业18～35岁的983名在职青年所进行的“青年发展状况”问卷调查数据，对青年的个体社会特征与生育时间选择进行交互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在职青年最佳生育年龄选择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在职青年具有较强的晚育意识，其生育时间期望呈现出“男高女低”的特征，理想与打算二孩的生育间隔选择也相对趋近，从事教育行业、出生于城市、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和“双独夫妇”的在职青年更倾向于选择晚生。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行业、年龄、文化程度、夫妇类型、性别和工作收入满意度均会显著影响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选择，其中教育行业、24～29岁年龄组、大专文化水平“、双独夫妇”对在职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期望具有明显的正向提升效应，女性比男性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期望更高，在职青年的工作收入满意度越高，则其最佳生育年龄偏好越晚。此外，文章也就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行为产生的影响、影响青年生育时间期望与选择的多重因素以及生育年龄期望与生育...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区域差异——基于文化和社会经济视角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基于经济学和人口学的理论,从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分析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地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数量维度的偏离以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为主要表现形式,理想子女数比实际子女数平均高0.4～0.5个,性别维度的偏离主要表现为近六成的青年女性现有子女性别结构未满足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2）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有显著影响,高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数量与性别偏离的可能性相对更高;（3）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城乡类型、流动状态、年龄、婚姻状况、婚姻持续时长、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存在差异。文章认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应综合考虑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力求实现“经济—文化”同向驱动和不同类型地区协同联动,推进人口的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     

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

我国当前农村青年外流对地区婚姻问题和自身婚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自身婚配的影响,一些大龄未婚农村外流青年择偶难;二是贫困地区女青年婚姻迁移导致当地男性青年成婚困难;三是农村已婚青年流动对婚姻稳定性产生影响。针对农村青年外流带来的婚姻问题,要关心大龄未婚打工仔和打工女的婚姻问题;要关注农村单亲家庭中的孩子;要关注婚姻迁移导致的贫困农村地区“弱势累积”问题。     

两性择偶标准的差异研究

通过1989-1999年十年间《女友》杂志中的征婚启事,本文对我国男性和女性的择偶标准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女性和男性的择偶标准存在着很大差异:和男性相比,女性在择偶时更重视对方的经济条件、职业及生活地区等方面。而男性对女方外貌性格等方面的要求比较多,他们选择妻     

性别失衡背景下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基于中国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

基于2008年安徽省CH市JC区的调查数据,通过与同年龄段已婚男性的对比,对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男性婚姻挤压导致大龄未婚男性难以获取正常、稳定的性行为,商业性行为作为一种有效的替代和弥补方式,其发生率在农村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当中存在显著升高的可能性;相对于较高的商业性行为发生率而言,大龄未婚男性的安全套使用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使得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具有高风险特征。     

青年群体晚婚对男女两性生育行为影响的比较研究CSSCI

文章使用CGSS2010-2018六年调查数据,从生育观念转变和教育正向同质婚配探讨了初婚年龄对青年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初婚年龄推迟显著降低了青年男女的生育行为,未发现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且对青年男性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青年女性,使用人口性别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2)青年男女初婚年龄推迟通过弱化传统生育观念和提高教育正向同质婚配概率是导致生育行为下降的主要原因,加之男性的生育意愿主导家庭的生育行为,因此晚婚对青年男性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大于女性;(3)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户籍晚婚对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大于农村户籍并且对城市青年男性的负向影响最大,农村青年女性的负向影响最小;青年群体初婚年龄增加对生育一孩、二孩和三孩的概率都显著为负且负向影响强度依次增强,而且负向作用男性大于女性;80后90后男性晚婚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大于女性,但60后70后不显著。     

南京市青年生育意愿调查分析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资料,对南京市青年的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和预期生育年龄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对不同特征人群的生育意愿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南京市青年多数不存在明显的生育性别偏好,少生晚生已成为其自觉自愿的选择。     

“80后”农民工择偶模式研究

本文通过对528份有效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得知:80后农民工由于特殊的成长环境和成长经历,他们在择偶上出现了年龄偏早化、择偶观念逆传统化、婚期选择集中化等趋势。针对这种变化,笔者认为构建科学合理的择偶模式势在必行,政府、家庭、社会和个人应各尽其责,协调合作,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择偶观,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