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元政治冶:国家与社会有效治理的空间形态与规模研究

当前,大量学者认为较小的“基本单元冶有利于村民自治的实现。 而基本单元的形成是国家权力和社会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有效性取决于治理主体是否独立、治理规则是否具有公共性、治理秩序是否能够有效供给三个维度。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我国并未经历西方血缘单元解体的过程,基本单元的确立既受到传统血缘关系的影响,也受国家建构的影响,因此存在“较小规模冶与“较大规模冶之争。 以“行政村冶为基本单元开展村民自治尽管存在规模过大,内生性不足等问题,但是其所依赖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更加符合现代治理的需要。 当前在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组这一较小基本单元挖掘传统治理要素过程中仍然应注意其可能面临的治理主体独立性缺乏,治理规则公共性不足等限度。     

乡村治理结构与债务规模膨胀的动态关系研究

依靠行政权力干预农村资源的配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安排是新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基本路径,因与现行管理体制对接而得到广泛运用。这种运行路径导致机构、人员膨胀并与乡村债务、乡村治理结构之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解决的路径只能是构建以贯彻农民利益的联合体——农民合作社体系为基础的民主治理结构,将农民的行为选择和社会政治参与活动融入乡村日常治理活动之中,以非专业机构、人员安排降低乡村治理的运行成本、削减债务,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通过对当前乡村治理必须处理的供给与需求、控制与自治、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四大对称关系的梳理与释读,本文指出,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应在四大基本逻辑基础上进行构建:在空间结构上要以农民的公共需求与乡村有效治理为主线来确定其适度规模;在权力结构上要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官治与民治的合作互强;在制度结构上要根据乡村具体境域来进行多元化制度安排;在资源结构上要注重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的有效开发与整合,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和谐。     

乡村基本治理单元及其治理能力建构

国家治理与乡土社会的双重变奏中,乡村基本治理单元保持着简约治理的基本形态。公共资源下乡的过密化,导致目标管理责任制嵌入基层民主实践,催生半正式行政结构的科层化。多种张力下的基层治理制度供给,不仅没有带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复兴,反而使得乡村治理走向了善治的反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村干部理应成为承接公共资源的接点性治理主体,也可能不受监管而坠入乡村“微腐败”的温床。现代国家要更好地造福于民,需不断提高行政村的基层治理能力,初步的构想是,建构行政村的社区福利评估能力、政策释义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略论中国近代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逻辑

乡村治理结构随国家政治与经济需要而相应调整与转型。本文就我国近代百余年各主要历史时期的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乡政、村治和宗族作用三要素的转型逻辑进行探讨。从正视传统的小农经济特点切入,经过初级到高级合作化进而人民公社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到城乡联合推进乡村治理结构的提升,进行了内涵与外延要素的相关分析,提出了加强当代乡村治理结构效能的四个观点。     

转型期的乡村权威结构与乡村治理

转型时期乡村社会中的权威结构比较复杂,存在着公权力下的权威和自然“生长”的权威以及特定背景中的权威并存的现象,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博弈。面对转型期乡村权威结构的现状,必须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入手,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径。     

社会主义新农村乡村治理结构研究与思考

社会主叉新农村建设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其基础和前提是在尊重农民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构建良性乡村治理结构。分析当前农村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尊重农民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以党的十七大报告为指导,构建良好的乡村治理结构的政策建议。     

中国政府规模成本分析

现代社会，公众不仅对政府提出了高效的要求，同时还提出了廉价的要求。以人员工资与福利为主要构成部分的政府规模成本是政府成本中比例最大、刚性最强的一项成本支出。通过对政府规模成本进行数据分析，找出成本高昂的原因所在，为控制政府规模成本指出正确的方向。     

中国政府规模成本分析

现代社会,公众不仅对政府提出了高效的要求,同时还提出了廉价的要求。以人员工资与福利为主要构成部分的政府规模成本是政府成本中比例最大、刚性最强的一项成本支出。通过对政府规模成本进行数据分析,找出成本高昂的原因所在,为控制政府规模成本指出正确的方向。     

合作治理：乡村治理中行政与自治的一种关系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国家权力也在不断深入乡村,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成为主要的主体之一,以致乡村治理呈现出一定的行政化特征。在这种背景下,村支两委走向行政化成为必然的趋势,从而使自治空间面临着和行政治理相协调的问题。村级治理是采取行政手段还是自治手段,并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就是在政府主体担任元治理的角色下,应当优先尊重地方性治理自治,其次才是以行政手段作为兜底。因在现代化异质性因素的扰动下,行政与自治的边界应当有机地统一在村级治理场域中,才能使治理朝向有效的方向发展,即乡村治理中行政和自治是合作关系而非对立关系,当自治力量能有效发挥作用时,行政的力量则应当协同参与,反之行政力量发挥作用时自治力量应当协同参与,以使乡村治理更加有效。     

规模焦虑与简约治理

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底座,对治国理政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具体的治理形态及其要素各不相同,但都从不同的维度对应于规模问题及其变数,表达了规模问题带来的治理负荷,也显示出规模问题的制约性。规模问题是治国理政过程中的基本考量,规律焦虑就是基于规模问题所形成的治理困惑,对应于国家治理是如何应对和处理规模问题及其挑战的。规模焦虑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国家治理场域,从战略、实践、话语和技术等多个方面塑造了治理形态,也演化形成不同的治理风格。不同的治理形态又在解决规模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呈现和检验,而得以不断巩固、演变和发展。这些大国治理的规模叙事不仅有助于揭示大国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为治理战略和技术的选择及其应用提供了启示。     

规模经济、组织成本与铁路企业边界

绝大多数铁路企业的规模经济是通过相互交换运量形成的,相互交换运量又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问题的关键是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才能将所耗费的总的组织成本降到最低,从而使得规模经济的净收益最大,这又涉及到铁路企业的合理边界问题。本文从规模经济与组织成本相结合的视角,研究了两种情况下的铁路企业边界问题,得出了一些对于铁路重组和改革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健全公司治理结构迎接WTO的挑战

我国企业在加入ＷＴＯ后，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企业能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其关键之一在于其治理结构是否健全，是否有效率。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是影响其绩效的主要因素。本文首先讨论了公司治理结构及有效性的含义，然后重点从股权结构、股权滥用、内部人控制、资本市场无效率等方面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失灵，提出了健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些政策措施。     

论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当前"乡政村治"格局主要受土地制度、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基层自主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面临着行政化、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乡村精英外流等诸多挑战。因此,从"乡政村治"向政府主导型的"多元共治"转换是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完成政府的现代转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现农民的现代转型,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乡村管理模式显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与农民态度“冷漠化”,使得城乡二元制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也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因此,应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政府下沉衔接乡村治理事务;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自治组织的乡村治理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培育“新乡贤”来激活内生型乡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     

权威、企业规模与家族企业的治理机制

本文首先指出权威和制度在家族企业内部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治理方式。在将企业权威和家族权威收敛为企业家这一权威主体后，接受企业家能力有限的现实约束，指出权威治理价格随企业规模扩大而递增，制度治理价格随企业规模扩大而递减的命题。并进而提出了在家族企业发展和规模的扩大时，最优的企业治理方式是逐渐减少权威的作用范围，增加制度的作用范围的结论。     

基层流域治理单元层级逻辑——基于组织交易成本视角分析

中国基层流域治理是一个基本单元构成的治理结构,有效治理结构取决于组织内、外的交易成本是否达到最低值。在组织交易成本最低值前提下,除了大型流域单元适宜科层组织治理外,微型流域单元采取家户联合治理结构;小型流域单元选择村落组织治理结构;中型流域单元则是联合组织治理结构。通过对基层流域治理形态进一步分析,构建基层流域规模、组织交易成本与有效治理结构的关系模型,可以发现提高基层流域治理水平的有效路径：需要坚持互利原则,克服集体行动困境;找准适当规模,降低治水合作成本;强调公共服务下沉,提高基层供给能力;强化行政干预,促进流域实现善治。     

当代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问题治理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演变状态主要表现为 :生产结构变革 ,群体结构分化 ,组织结构转化 ,社区结构转型 ,制度结构变更 ,观念结构革新 ;由此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而就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说 ,大致可分为非信息型社会问题和信息型社会问题两大类。不同类型的社会问题需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