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匈奴内迁与东汉北边边防新论

南匈奴内迁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取东汉北边塞内的生产、生活物资,借助东汉与北匈奴对抗.而东汉接受南匈奴内迁的根本原因则是其北边军力的严重不足.东汉为管理南匈奴而采取的徙民实边、增派驻军、向其提供经济援助等措施,耗资巨大,成为东汉朝廷和民众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难以维系长久,且成效不大.以保存实力为主的南匈奴,在东汉与北匈奴的战争中仅起到出兵助攻的作用,根本谈不上替东汉守卫北边.东汉后期的西羌暴动消耗了东汉的大量国力,使东汉没有充足的兵力驻守北边,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供养南匈奴.这使南匈奴在北边协助东汉抗击鲜卑的同时,不断发起暴乱,对东汉北边边防乃至北方内地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而成为东汉北边的一大边患.     

南匈奴与东汉的政治关系及其社会变革

东汉对南匈奴的政治统治以及南匈奴社会发生的相应变化是研究东汉与南匈奴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使匈奴中郎将的设置、贡纳制度的完善等相关内容,在双方关系的发展中值得重视。东汉政府对待南北匈奴战争立场上的煽动说和南匈奴三次单于庭被迫迁徙等问题需要澄清。安国前后是否为南匈奴政权的演变分界还需作具体分析。     

匈奴五部中北部的分化与剥离

晋初北部帅刘猛起兵叛晋,南匈奴其他各部未予响应,此为刘猛北部之众与匈奴五部出现分化的显著标志。其背后原因是并州屠各族已成为五部匈奴的核心与首领,与作为南单于后裔的刘猛分属不同部族,且矛盾重重。至晋末刘渊集结五部之众起兵建国,刘猛侄刘虎率北部遗众留居新兴并未奔赴,此为刘猛事件的延续,本质原因前后亦同。刘渊起兵已导致匈奴五部原有框架解体,刘虎部众又选择站在刘琨—拓跋联盟阵营,为摆脱危机和尴尬,其快速转变了自身的族群认同,最终彻底从五部匈奴中剥离出去,走向了独立建国的道路。     

南匈奴的附汉与东汉时期包头地区的发展——包头地方史讲座

东汉初匈奴奴隶主贵族勾结、扶植地方割据势力卢芳袭扰东汉北边,给包括今包头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今包头地区属于附汉的南匈奴活动范围,成为匈奴人出入阴山南北的重要门户,并于公元64年实现了汉、匈间的合市。在此期间,东汉王朝加强了在今包头地区的军事力量,这里不仅是五原郡治所在地,朔方郡治也移寄到这里。在南匈奴入塞后的四十余年里,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和睦相处,接触并吸取了汉民族先进生产技术,在当时的民族大家庭中,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如南匈奴入塞后出现的“胜兵制”等),也为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通湖山摩崖石刻》与南、北匈奴关系考

《通湖山摩崖石刻》因字迹漫漶不清,其年代和性质一直争议不决,对照文献,可以排除其为纪念"东汉王朝与南匈奴联合攻打北匈奴的历史事件"或纪念"公元107—117年间以逢侯为首的北匈奴与西域诸国共同寇边引发的汉匈之战或公元134—151年东汉攻伐北匈奴的战争"的可能性,此碑无论为纪念军事胜利还是整修边防设施,均与北匈奴无关,而更可能是永初四年东汉政府调遣西北驻军平定南匈奴叛乱后,为纪念此次军事胜利而刊刻。     

论东汉末年汝南郡的月旦评

东汉末年 ,汝南地区许劭、许靖兄弟主持的月旦评闻名遐迩 ,盛极一时 ,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选官制度以及稍后出现的九品中正制均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月旦评虽为时不长 ,但在史坛和文坛上留下了深深的烙痕 ,以致后人对其评论纷纷 ,褒贬不一。由于史料较少等原因 ,迄今亦无专文论列 ,本文缀合零散资料 ,结合东汉末年的政治社会形势 ,探究月旦评的特征及其产生、发展直至消亡的原因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东汉末年荀悦的哲学思想管窥

荀悦著《申鉴》五篇,主要是政论,较集中的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天道、人道有同有异。本文就荀悦的“三势”的天人观、知行论、性命论和易学思想略作申述。     

庐山会议前后张闻天的心路历程

张闻天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坚持真理、犯言直谏,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长期的不公正待遇。庐山会议前后张闻天的心路历程,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共产党人在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左"倾错误时的心境。历史记载着他们的忧虑、沉思、努力和抗争,也记载着他们对人民的真挚感情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评中国古代体制外民间教派的道德观——以罗教《五部六册》为例

以罗教及其宣扬教义的《五部六册》为代表,说明当时被称为邪教的体制外民间教派所宣扬的道德观念是与正统道德标准相一致的,更明确地说是与儒家伦理相一致的,但又有着自己的一些具体阐释。它们籍此对各个暴露出来的社会坏现象的指责,容易赢得对社会感到不满或不平的人们之共鸣,进而能"惑众"而"聚众"。但由于社会道德的最大阐释权还是在统治者手里,尤其此道德观是建筑在儒家伦理上,于是这些教派马上处于被动地位。中国古代这些民间教派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即使反抗也都是一种小打小闹的状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高句丽五部研究

中、朝史书对高句丽五部的名称记载虽不同 ,但却可以发现两种史料间的对应关系。高句丽五部以夫余人为主 ,融合了秽貊及部分汉族。各部的部长都不止一人 ,且地位不是平等的。在高句丽建国之初 ,五部的部长拥有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权力 ,既是领主 ,也是中央官。随着对外扩张中高句丽国家机构的完善 ,五部的部长逐渐演变为地方官 ,形成五耨萨制 ,各方面权力受到制约。五部也不再强调部族的意义 ,而是成为行政区划概念。     

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

本文将目前所见到的简牍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就羌族的种落、护羌校尉与护羌使者、民族压迫与羌人的反抗等问题予以探讨,印证和补充史书记载。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试论经学对《汉书》文风的影响

《汉书》的典雅古奥、严整醇正、博赡弘丽的文风深受经学的影响。本文通过细致的分析以展示《汉书》与经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略论东汉时期的河南尹

东汉建武元年,国家开始设置河南尹。河南尹既是畿辅地区的名称,也是京畿地区长官的名称。作为京畿地区长官的河南尹具有对畿辅地区和首都洛阳的管理权,并且,起到保证首都洛阳社会安定的作用。东汉国家还使河南尹能够参与国家的政务和礼仪活动。国家可以从中央和地方官员中选任河南尹,对河南尹的选任注意到籍贯的回避。从河南尹的职掌和选任的情况来看,河南尹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官特征。     

略论汉代古文经学的制度构想与文论视野

在古文经学家推崇的各类经传中,《周礼》与《左传》集中表达了合乎礼治原则的理想政教制度的构想, 古文经学的文论叙述也便于其中得以安置,并获得具体规定。《周礼》的意义偏重于对文学的制度性安置,核心在 于"乐"的政教功能;《左传》的意义则偏重于文法的具体规定,其实质即如何在书写中寄寓王道理想。     

谶纬与东汉社会思潮略议

谶纬是两汉时期独特的社会思潮。它的产生、盛行与衰落 ,与两汉时期的政治、思想状况密不可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谶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汉时期政治和思想的走向 ,并最终造成了东汉经学的衰落。谶纬的兴衰 ,反映出东汉时期政治主宰学术的特点 ,这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汉时期学术思想活力的丧失     

宋代思想转型中的二程与王安石

王安石新学在宋代思想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开风气之先河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新学在"道德性命"方面的内圣之学的不足,二程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并指出新学内在的学理弊病.二程也正是在对王安石新学进行深入批判的基础上发展其"内圣外王"的理学思想的,在宋代思想转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晚明江南地区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动

明朝后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传统意识发生异动,国家法律对妇女的限制有所松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江南地区一部分女性自我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了萌动,她们淡漠贞节观念,追逐时尚,注重才情。不过,由于封建理学仍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变化未能突破当时的传统社会模式。     

东汉洛阳人口问题初探

东汉时期,官吏、军队等阶层的迁入、迁出使首都洛阳人口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皇室宗族、宫廷服务人员等构成东汉洛阳居住人口。根据文献记载分析,东汉洛阳地区人口约为5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