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主刑辅”思想对我国治国方略的启示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治国方略有着深刻的启示反面的启示是要反对道德至上,坚持法律至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面的启示是要以德治促进法治,以法治保障德治,社会主义要德治与法治并举.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为使我们国家长治久安,必须积极探索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主要是:提高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这一治国基本方略的认识;坚持和促进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实践;从严治党,发挥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积极借鉴并及时总结中外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历史和现实经验。     

法治与德治结合:和谐社会之国家治理的基本形式

“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升华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是关键,德治是基础。只有法治与德治协调配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才能有效地实现和谐社会之国家治理,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公平正义。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以德治国"的深远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思想 ,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国之道的深刻阐述 ,是对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治国方略的丰富和完善 ,也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内在要求。要忠实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都必须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决贯彻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方针 ,对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强作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论德治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关系问题

德治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一个方面,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关系密切。德治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德治水平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标志。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德治必须面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迎接挑战,促进先进文化建设的发展。     

荀子学说中德治与法治辩证思想探析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中既继承和发展了孔孟儒学,又兼容了法家的思想理论。他改造了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强调“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和各自的作用,将“德治”与“法治”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想和理论,这一理论对于当前我们研究和加强“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实践“三个代表”与从严治党

腐败不除 ,实践“三个代表”必然会困难重重 ;治党不严 ,实践“三个代表”的种种努力都将大打折扣。腐败是实践“三个代表”的主要障碍 ;从严治党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必然选择。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对从严治党、惩治腐败提出了新的标准、新的要求 ,提供了新的动力。一方面 ,从严治党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不折不扣地把“三个代表”的精神贯穿到从严治党的每一项具体措施当中去 ,化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 ,我们要不断加大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的力度 ,真正做到使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藏身之地…     

论汉代诸子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德治”和“法治”是先秦诸子重要的治国理论 ,两汉时期的思想家们大大发展丰富了这一思想理论并付诸于社会实践。一般而言 ,在封建皇朝建立前期 ,统治者大多采纳思想家们以德治为主的治国方略 ,如两汉前期。两汉中期 ,封建皇朝臻于鼎盛 ,则是“德法并重”思想的产生和实施阶段。而到两汉末期 ,社会各种矛盾激化 ,政局动荡 ,“德法并举”思想又演变为重法治 ,轻德治。这种因时而变的思想 ,反映出了汉代诸子的聪明睿智 ,有效地维护、巩固了封建统治 ,这正是汉代诸子为后人及今天的我们提供的最为宝贵的历史经验     

遏制腐败的关键:加强以法治官和以德治官的结合

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反腐败的斗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批批腐败分子被惩处。但是,在党内和国家机关中还是存在不少的腐败现象,有些方面还在滋长和蔓延。遏制腐败的关键是加强以法治官和以德治官的结合,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从历史上德、法之争探“德、法并举”治国思想

德治与法治是社会主义国家治国方略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本文通过对传统德治和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和分析,阐述了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德法并举”治国思想是一个包含着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的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国思想的新发展。     

孔子德治思想浅析

在治国思想方面 ,孔子提出了德治思想。孔子认为 ,为政之方主要是进行道德教化 ,要正己正人。实行德治 ,必须提倡“仁”的思想 ,通过加强道德修养形成“仁”这个无美不至的德性。孔子主张实行德治 ,反对单纯的刑罚。     

法治与德治结合:一项高屋建瓴的治国方略

△"法治"与"德治"并重并用,才能治理好国家△必须科学对待传统文化中的法治与德治思想△实现法治与德治结合应有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要加强法治和德治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论“三个代表”与干部制度改革

本文阐述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含义的理解 ,并由此出发 ,着重从干部制度改革的必然性、必要性方面讨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干部制度改革的重大指导意义 ;从有利于扩大社会民主、遏制腐败和树立新思想、新观念等方面 ,概括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干部制度改革中的实践和理论意义。同时 ,探讨了进一步实践“三个代表” ,深化干部制度改革还有待于解决的若干问题     

实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途径和形式

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 ,既是依法治国的需要 ,又是以德治国的要求。“依法治国” ,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避免了随意性、任意性 ,保证了国家社会生活有秩序进行和人民的合法权益 ;“以德治国”依靠社会舆论 ,依靠人的价值判断 ,依靠人的良知和传统习惯来维系 ,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法治”是“德治”的升华 ,“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 ,二者相互联系 ,缺一不可 ,不可偏废。我们要积极探索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一、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 ,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1.通过立法 ,直接…     

德治与法治结合并举的学理依据和现实根据

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都是单方面的、不完整的治国方略。法律和道德都是调节社会人群相互关系以及行为的规范 ,但二者又各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对制约人们的行为来说 ,道德是内在的“自律” ,法律是外在的“他律” ;道德治“本” ,法律治“标” ;道德“教人为善” ,法律“禁人为恶”。法治和德治各有其局限性 ,法治必须以德治为思想基础 ,德治必须以法治为现实保证 ,二者相互结合、相互补充 ,共同构成完整的治国方略。     

腐败治理：基于维护和塑造政治安全的考察展望

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范畴中具有优先性和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转型与政治安全变迁紧密互动,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历经在运动式治理中依靠群众力量反对腐败,在制度化治理中依靠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在善治型治理中依靠一体推进反对腐败,保持了一以贯之建设清廉政治的行动自觉。新时代维护和塑造政治安全,应高度警惕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风险挑战,特别是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必须坚持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重要前提、以赢得人民信任为价值取向、以“三不”一体推进为实践逻辑、以做实党内监督为根本支撑,确保党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不断超越“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     

“以德治国”与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分丰富的内容,尤其是“以德治国”的思想对新时期的党的思想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往的人类历史经有过神治、人治和法治三种形式,“德治”是更高级的形式,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体现着马克思的人类放的伟大理想,只有树立了伟大的情怀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尤其在当代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价值理想的缺失,人的物化已成为党的建设的严重阻碍,所以,提倡“以德治国”,树正确的价值追求,已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当务之急。     

浅谈“德治”和“法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我们党在治国方略上的新发展。本文从理论、历史、现实国情三个方面论证了“德治”和“法治”的辨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才是治国之上策，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并从加强法制建设，促进道德建设；道德建设法制化；加强道德规范的研究；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加强道德建设，使“法治”和“德治”协调发展。对于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论“法治”和“德治”的内涵及其关系

“法治”和“德治”是人类历史上两种基本的治国手段 ,两者各有优特之处 ,也各有片面性 ,因此必须相互补充。事实上 ,两者完全可以互补 :“法治”的鞭长莫及之处 ,正是“德治”可以展现其社会功能之处 ;“德治”的缺失之处 ,又正是“法治”能够加以弥补之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法治”和“德治”都应当并举 ,而且可以并举。当前 ,我们必须同时大力强化公民的“法治”和“德治”意识 ,同时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而努力     

中西人性语境下的权力观

人性善恶的话题是古今中外学术争论的焦点。历史文明的差异,导致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人性观和权力观。而“性善论”与“性恶论”思想在各国政治实践的不断碰撞,一次次印证着人性善恶与权力运用的紧密关联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员的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日益高发,因此在权力规范的问题上应综合考虑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合理之处,既要对人性之善充满信心,更要警惕人性之恶,将德治与法治结合,编织制约权力腐败的制度之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