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日语教学中的中日同形词

中日同形词是非常容易受到母语的干扰的学习难点之一。日语中的汉字词虽然与汉语中词汇具有字形相同或相似的特点,但在实际运用中仍然存在着表记、词义、词性、褒贬色彩以及语气强弱等方面的差异,正是这些疑似汉字的日语词汇,如不注意很容易造成使用时的误解和误译。在此试着从以上五个方面分析中日同形词的异同,以期对日语教学能够有所帮助。     

日汉“同形词”的不同之比较

日汉“同形词”的不同之比较范淑玲日汉“同形词”是指日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在文字表示上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词。汉字传入日本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已成为日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日本人民还借用汉字创造了自己的词汇，有些还被吸收到汉语中来，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语...     

中日同形词“先生”的考察

在汉语和日语中存在很多意思相近、用法相同的同形词,给语言相互的交流、学习提供了方便。但不留意的话就会掉入同形词的陷阱,使人们在交流中产生各种误解,严重的甚至引起摩擦。因此,中日同形词的对照研究对排除文化障碍也有意义。以中日同形词“先生”为例,对其在两种语言中的词义、用法、色彩等进行了对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1）汉语的“先生”具有不稳定性,词义一再萎缩;2）历史地看在感情色彩方面汉语的“先生”含褒义、贬义、中性,日语的「先生」基本上为褒义;3）语体色彩方面汉语和日语的“先生”相同,都可用于口语和书面;4）汉语的“先生”只是一个称呼词,而日语的「先生」既是称谓又是职业;5）日语“先生”一词增加了“对他人亲密的或带有玩笑的称呼”这一义项。     

试析中日同形副词“多少”

中日同形词在词义、用法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同时由于中日两种语言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中日同形词的词义、用法会有所差异。作为副词的“多少”在现代汉语和日语中都属于低量级的程度副词。本文通过分析例句来阐释“多少”在两种不同语言环境中的异同，以其能为汉日同形词的教学及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现代汉日反序词的比较研究

汉语和日语都使用汉字,这是反序词形成的一大前提。通过对汉日之间存在的反序词从词义及结构等方面进行比较,可以为汉日同形词及日语汉字词的研究起到一定参考作用,并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语言的准确传达与交流;对两国语言教育来说有着重要意义。     

谈谈同形歧义词

汉字对日本文字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它已成为日语语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多字形相同的汉字在汉语和日语中都在使用着。虽然字形相同 ,但用于汉语和日语中的汉字词汇的意义却有差异。为此 ,通过列举部分同形歧义词 ,并从语言实践角度 ,对其意义进行对比分析 ,以期准确把握同形歧义词的确切语义 ,减少误解、误译     

“爱人”与“情人”——一字之差的日、汉语二字词浅析

日语中有许多与汉语书写一致的词汇,这些词汇中有的与汉语词义一样,有的与汉语词义有出入,而有的与汉语词义完全不同。日语中也有一部分与汉语仅一字之差但词义一样的词汇,如日语的“爱人”、“原子力”、“異口同音”,分别相当于汉语的“情人”、“原子能”、“异口同声”。通过对日语汉字词中与汉语仅一字之差但词义完全相同的二字词举例分析,以期能对中日两国人民学习对方语言有所帮助。     

现代中日同形词的应用实态与对译——以中日宪法为例

以中日宪法的对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利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开发的中日对译语料库,对中日同形词的应用实态及对译情况进行分析与研究.结果表明:在中日母语应用中,同形同义词最多,同形类义词次之,同形异义词最少.在中日对译过程中,从原文到译文照搬的同形词最多,词义部分重叠的同形词次之,词义完全不同的同形词最少.汉译日,多见内容扩充现象;日译汉,则多见内容省略现象.     

壮(南)汉语词汇失误类型浅析

壮语南部方言区的人学习使用汉语易形成“壮（南）汉语”,受母语影响,“壮（南）汉语”在词汇上有不少的失误。主要表现为：直接把南壮方言的语音形式或相应语音形式稍作修改后运用到话语交际中;书写形式相同的词语在南壮方言和现代汉语中词义大小不一致,造成壮（南）汉双语者的误用;将南壮方言的同音同语误用到汉语中;现代汉语习惯使用双音节词,而南壮方言中相应的词则常以单音节的形式出现,从而造成误用;行为他动词与行为自动词的误用;表达被动状态的动词与表达主动状态的动词的误用;不同搭配习惯的误用;语气助词的借用和量词的误用等。     

论日语的汉字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

汉字词汇在日语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汉字词汇使日语和汉语的关系格外密切。日语的汉字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在字形和意义上的关联,从词汇学研究角度可以梳理出以下几类:字形不同意义相同的词、字形相同意义相同的词、字形相同意义不同的词。     

《新撰字镜》与汉语俗字研究

日本平安时期的古辞书《新撰字镜》收录了许多汉语俗字,是俗字研究的重要材料。由于作者是用汉文撰述,中间不乏中国文献中失传的文字,而在抄手笔下又不时出现一些俗字,有不少因字形接近而混、不辨正俗而混或因抄手笔误而发生的讹混,也有因书写变异造成的同形字。依据《新撰字镜》的文字材料,不仅能与敦煌、碑刻等出土文献中的俗字进行比较研究,还能补充中国大型字书中的一些失收字,有助于汉语文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韩国语汉字形容词与汉语同形词的语义对比

韩国语汉字形容词的词根与现代汉语词同形,在语义上,韩国语汉字形容词词根与现代汉语词都具有同形同义、同形异义、同形部分义相同、同素异序词等不同的类型。     

日语报刊常用汉字词研究

日语中的常用汉字词是汉、日两种语言词汇系统的交集。通过对日语报刊中常用汉字词与汉语词的对比分析发现,在1596个日语常用汉字词中,相同的比例最高,占67％,相近和相异的汉字词占33％。这是由日本的汉字政策、词汇系统的发展演变、日本人独创的汉字词等原因形成的。而根据汉字词在整个日语词汇系统中所占的比例,可统计出不懂日语的中国人阅读日语报刊的可懂度最高仅为44．4％,可见日语词汇系统中的汉字词已积淀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无相文雄汉语音韵学著述所见明清官话

18世纪初始,日本兴起了为能直接用汉语阅读中华典籍而进行汉语教学的“唐音学”。18世纪中期,“唐音学”从简单的实用汉语教学转向汉语音韵学的理论探讨,其集大成者是释无相文雄,他先后撰写了《磨光韵镜》、《三音正讹》等大量的汉语音韵学著述。通过研读文雄的著述,我们既可以基本了解当时日本人对汉语的认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获知明清之际,特别是康熙时期之后的汉语官话实况。其时,中国大体上有两种被公众认知的官话,也叫“读书音”：一种以南京官话为代表,有入声;另一种是无入声的“中州韵”,用作歌曲音。但它们都不及有清浊声母之分的“杭州音”更合于韵书,更接近于唐宋古音。这也正是19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唐通事们学习汉语以南京官话为主,有人还兼学杭州话的主要原因。     

汉字部件的定义

部件是分析汉字外部结构的非常重要的概念。汉字部件的定义,历来存有分歧。在国家语委《汉字部件规范》发布之后,学者认识已渐趋统一。但目前相关教材中,关于汉字部件的定义依然存在不一致的说法.其中有些似是而非的表述,应予纠正。部件与偏旁绝非同义词,不可混为一谈。规范包括部件在内的汉字学名词术语及其定义,才能有利于现代汉字学的发展。     

晚清法学新词的创制及其与日本的关系

至少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通过利用固有汉字或其组合、音译以及利用偏正结构或后缀构词法等方法,经历了一个不依赖日本而创造政法新词的时期,其所取得的成就为日本明治维新早期吸收欧美政法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随着中日文化关系的逆转,日本化的西方政法词汇相继通过出使大臣和游历官绅的记述,特别是留日学生编印书刊和在政法学堂的传播,以及来华日本顾问和教习起草新法和系统讲授等途径大量流入中国,催生了中国的现代法学。     

中日同形词探讨 ——以“宅急便”为例

针对中日同形词"宅急便",分析探讨其为何没有像其他同形词那样马上被中国人直接接受。"便"、"急便"在词义上两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发音上会使中国人产生不洁的联想。日语的"便"多作后缀,而汉语的"便"多作前缀,这不符合汉语构词方式和言语习惯。分析结果表明,"宅急便"一词要被中国人接受尚需时日。     

汉英重音对比分析及其应用

语言有共性,也有特性,重音是英、汉语中共同有的特征。本文主要根据现有的重音理论以及特点对英、汉重音进行对比分析,并且进行整理和归纳,说明英汉语的．重音规则和差异,以及与语义、语法的联系,最后指出在双语教学中的指导作用。     

日本“国字”的汉读研究

日本在承用中国传统汉字的同时,创制了不少日本独有的“国字”.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许多“国字”已被汉语辞书所收录,甚至成为现代汉字的正式成员.鉴别日本“国字”资格,梳理“国字”逆输入之历史,确认日语音训,推荐汉语读音,这对于辞书编纂及国际化背景下汉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