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存在句中“着”“了”使用的南北方言差异研究

对两个方言背景不同的作家王朔和叶兆言小说中带“着”“了”的静态存在句进行研究,全面考察了“着”字句和“了”字句在语料文本中的分布,比较“着”“了”在静态存在句中的用法、表现,通过数频统计和“着”“了”使用的句法环境的考察发现：无论是使用数量还是句法表现,静态存在句中“着”“了”的使用在书面语中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南北方言差异。     

“好个X”格式的来源及相关问题研究

好个X格式来源于唐五代时期(S)好个X这样的名谓句格式。在语法化过程中,格式中的好由性质形容词演变成一个专用的感叹标记。随着好进一步虚化,个也由结构助词发展为量词,X项也扩展出引语和专名的用法。好一个X是好个X通过类推方式形成的。     

谈谈句末的“了”

现代白话文中,句末“了”的语法意义和词性并不固定,与句子的谓语性质、句子的否定式、句中做状语的副词等因素有密切联系。弄清句末“了”字的用法,有利于准确掌握和规范地使用现代汉语。     

抓好“三基”工作要做到“三个到位”

＂三基＂工作是大庆的光荣传统,有效开展好＂三基＂工作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如果将＂三基＂工作喻为＂石＂、取得实效喻为＂金＂、推进＂三基＂工作方法喻为＂指＂,那么抓好＂三个到位＂的工作方法,即思想认识到位、科学方法到位、管理工作到位,就是确保推进＂三基＂工作取得实效、起到点石成金的＂金手指＂。     

“三个解放出来”分析

本文对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制 ,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 ,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当前的表现作了较全面的概括 ,有助于深入学习领会江泽民同志“三个解放出来”的论述。     

上古至近代汉语“上”、“下”的语法化

上、下的语法化经历了语法演变(由动词虚化为补语)和语义演变(由趋向性演变为动相标记)。上、下语法化的动因包括:人类认知方式及规律;语法位置的变化;语义的泛化;语用推理;汉语双音化趋势与表意精确性的影响。语法化的机制包括:重新分析;类推机制;泛化机制;转喻和隐喻机制;主观化机制。     

从语言的三个平面看汉语方言分区——兼谈延长方言的归属问题

汉语方言分区的问题一直是方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直至今天,人们仍然在热烈而广泛地讨论着,究其根源,就在于分区的标准问题。如何确定标准一直是方言分区理论的核心和关键问题。还有许多争论,比如说晋语的分立问题,客赣方言分合问题都是由此引发的,分区标准的问题解决好了,其他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文革”语言的本体研究及其反思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它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政治观念、乌托邦想象和潜意识的精神结构。＂文革＂语言诞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是当时社会生态的镜像再现。＂文革＂语言的本体研究主要包括语音、词汇、语法、风格四个方面,研究＂文革＂语言可以透视毛泽东时代整个社会群体的思想与情感,了解＂人说语言＂与＂语言说人＂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语言如何通过人际交流参与现实政治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政治生态和社会意识的变迁轨迹。     

“了”与“没（有）”共现句式的再考察

句尾“了”与副词“没（有）”共现句式,通常带有时段状语;而王灿龙认为,时段成分不是“了”与“没（有）”共现的必要条件。经考察得知,“了”与“没（有）”可以共现于不带时段状语的句子,但该类句子要有时量起始标记,或者有“就”、“再”等副词的介入。     

苏州评弹中的语气词“个”

苏州评弹语言中的个,用法较为复杂和丰富。从字形上来讲,个还可以写成個,在不同的评弹脚本中,两者用法、意义基本相同。除了可以做量词、代词之外,个是评弹语言中最常用的几个结构助词之一,可以用在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后面构成定语加中心语结构,可以构成个字结构,可以用作语气词。当代苏州话中的个基本沿袭了评弹语言中个的用法和功能。     

从“三个涉及”、“两个决不能”看西藏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两级格局被打破,中国成了西方遏制、分化的主要目标。达赖集团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下,不断在西藏制造动乱,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为了积极应对这一挑战,中央提出了“三个涉及”、“两个决不能”的重要论断。其目的在于提高全党对西藏工作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激励全党和西藏广大干部认真做好西藏工作,实现西藏政治稳定,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确保国家安全。     

贯彻“三个代表”应把握好的四个问题

贯彻十六大精神 ,是当前一个突出的政治任务。而贯彻十六大精神 ,首先要抓住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中心环节。在实际工作中 ,切实有效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应该把握好四个基本问题 :即“一个灵魂”、“两个必然”、“三个坚持”、“四个必须”。     

现代汉语助词“了”的功能视角研究

学界对现代汉语助词“了”的用法持不同的观点,原因主要是对形式与意义之间的紧密关系关注不够。本文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对“了”字的用法进行探究,目的是较为系统地揭示其语义和句法功能。结果表明：“了”作为助词在语义层次表达经验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经验意义涵盖时态、体与结果意义,人际意义涵盖语气类型及语气语势意义,语篇意义指其语体使用特点;在句法层次,“了”可用作“助动词”“谓体延长成分”或“语气词”,有时系不同成分的重合体。     

理解李孟伦小说的“三个关键词”

本文对李孟伦小说《太阳之门》的相问题加以论述。     

“高阳”、“伯庸”、“三后”考辨

屈原的"帝高阳之苗裔兮"表达了他希望楚王心系天下,主张强国变法的政治理想,也为渐为学界认同的楚族族源"北来说"提供了重要佐证;关于"伯庸",从闻一多的"屈瑕"说到段熙仲和赵逵夫的"句亶王"说,与西汉刘向的"伊伯庸之末胄兮"相印证;"三后"亦为熊渠所封之"三王"。     

“右向构词、左向造语”理论的合法性——以三音节状中结构中副词作状语为例

冯胜利的＂右向构词、左向造语＂的韵律形态句法学理论,初期面临两大主要实践考验,但并非没有解释力。事实上,这一理论有其作用范围：即只有句法上合法的单位才能运用这一理论,其更多地用来判定句法单位的语法性质为词还是短语,而不在于判定句法单位是否合法。     

“上帝死了”语境下人之存在的哲学追思——兼论保罗·蒂里希之“存在的勇气”

从西方思想的发展来看,“存在的勇气”问题曾经曾一度以隐性的形式遮蔽在伦理学、生物学、神学和其他学科之中。但是随着“上帝死了”的哲学思潮和虚无主义的到来,人的生存受到无意义的威胁,使“存在的勇气”这一问题开始在哲学的视域以显性的方式彰显。无意义的威胁在人的意识中被体验为一种焦虑,被存在主义所充分揭示。存在主义充分传达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勇气”的强烈吁求而成为一种揭示世界和人自身的存在根据和意义的思想活动,它体现出人时自身存在状况的忧虑和对人自身有限性的揭示。与存在主义一样,保罗·蒂里希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怀是从人的存在性焦虑出发的。蒂里希认为,面对空虚、无意义的威胁,只能深入到人生存的本体结构中寻找解决的办法,而面对人的本体性焦虑这种深层困境,必须用“存在的勇气”加以克服。保罗·蒂里希试图超越哲学和宗教的界限,从存在论角度对存在的勇气问题进行深刻发掘,希冀为人类走出生存困境挖出一条林中小遭。其恩想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对个人之存在的意义、价值的自觉澄明无疑也是通达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渠道。     

一脉相承 与时俱进——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三个有利于”同“三个代表”一脉相承 ,在理论与实践的最终归宿上也是相同的 ;两者的共同前提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两者的核心和根本是发展生产力 ,两者的落脚点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三个代表”是“三个有利于”的深化和展开 ,是对“三个有利于”的丰富与发展     

文言多句聊句尾字的平仄－－兼评余德泉先生的“马蹄韵”

关于文言多句联句尾字的平仄关系,余德泉先生在<对联通>里提出了一种叫做"马蹄韵"的规则,但是统计结果显示,"马蹄韵"与前人的创作实际有较大的出入.对平仄类型与联语层次二者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是对联的句意层次决定着多句联句尾字的平仄关系;而且无论平仄关系有多少种"变式",末尾两句的句尾字不能同平仄.     

“三个代表”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三个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先进性做出了集中而深刻的新概括,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目的、根本基础和根本标准,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途径,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建设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规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