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小人儒”审视

“小人儒”是与“君子儒”相对的概念。儒的阶层中有“小人儒”,他们忽视仁义原则,仅仅注重个人的实际利益,满足口腹之乐,强调衣冠外表,子夏、子张、子游就是突出的代表。孔子界定小人儒有六点依据:注重外在事务,忽视内在修养;深入微观,宏观把握不够;注重功利需要,轻视或者忽视道义主张;对儒家实质认识和行为上有偏差;没有实行好“中庸之道”;加剧儒家分化,使道家、墨家、法家发展。俗儒、贱儒、假冒儒、衣冠儒、士君子就是历史上比较常见的小人儒。     

说“通儒”

儒学作为一门研究和阐发儒家经典的学问,在东汉时期逐步达到极盛阶段。随之,作为儒学的主体,儒家经典的研究和阐发者在如何对待社会、政治、学术诸问题上,也呈现出同道异趣、或者殊途同归的多样化特色。通观《后汉书》各篇纪传,可以发现东汉时期有关儒学主体的评价,已经形成不少固定的概念。这起码包括以下11种:“通儒”、“纯儒”、“儒宗”、“儒雅”、“俗儒”、“浅儒”、“大儒”、“名儒”、“硕儒”、“宿儒”、“耆儒”。本文主要通过考察通儒及其与其他儒生的联系,来说明通儒的社会、政治、学     

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从商”

蒲松龄在《聊斋》中积极鼓励士人“弃儒从商” ,但他仍持“右儒左商”的态度 ,“从商”的目的仅仅是士人为了摆脱自身的穷困 ,尔后重新实现“儒业”的理想。蒲松龄主张儒商在经商活动中不失“儒家品德” ,这无疑寄托着作者的理想。《聊斋》中对“儒商”的致富过程叙述过于简略 ,看不到“儒家品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是作者毕生投身举业而缺乏商业活动经历的缘故     

老子“无为”本义探源

本文用唯物史观的考察方法探讨了历史上道、儒两家“无为”论的相互关系,认为儒家“无为”说只是“援道入儒”,为儒所用而将老子“无为”儒化的结果。并引证《庄子》、《墨子》、《淮南子》及《老子》原著,证明老子“无为”原义是要求排除经世治国中的个人目的与私欲,而并非主张无所作为。“无所作为”说只是历代经学家们对“无为”范畴的曲解。     

试论明清之际“儒贾”的“贾德”

明清之际 ,一大批士人“弃儒就贾” ,成为士商兼而为之的“儒贾”。他们固守儒家道德训戒 ,在商业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贾德” ,即 :敬业自重的意识 ;睦姻任恤的风范 ;勤俭持家的精神 ;诚信不欺的品德。这些“贾德” ,不仅使儒贾获得成功 ,在当时还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的儒家本位

明末清初,因天主教来华而产生的“儒家天主教徒”这一独特群体,是当时特殊历史文化环境下耶儒融合的结果.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在救心、救世、救人的不同主题下,“儒家天主教徒”始终坚持儒家本位.     

批判“四人帮”虚构“儒法斗争史”的罪行

“四人帮”为了宣扬“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大搞影射史学,贩卖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虚构出一部所谓“儒法斗争史”,疯狂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的反动逻辑是:历史是儒法斗争的历史;儒法斗争史就是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历史;儒家都是复辟派,法家都是反复辟派,以此影射攻击     

乐师与“儒”之文化起源

本文就中国历史上称“儒”者的早期形态和来源，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作者认为，早期的称“儒”者与商周王朝中主管乐舞的官员，在文化上有着一脉相承关系。春秋战国之间形成的儒家学派，以诗书礼乐为教；而以诗书礼乐为教，正是此前的王朝乐官的职责。王朝国学中的要担任舞人的青少年学子，可能就是“儒”的早期形态；而教官乐师则相当于“师儒”。儒家与乐师在文化上的这种传承关系，对儒家思想特征的形成，应有重大影响。     

论梁漱溟的“儒”“佛”会通观

梁漱溟是我国早期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最初信奉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不管是哪一种选择，他都走得坚定而有力。他认为儒家和佛教在本质上都是为解决人世问所面对的困惑和苦难，在生命的终极关怀意义上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援佛人儒”是可能的，是行得通的。梁漱溟是徘徊在“佛”“儒”之间的智者，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和色彩，但归根结底，他认为自己的思想主体仍是儒家的。本文试图对粱漱溟的文化思想进行一个简单梳理，主要包括其人其思想，而侧重点则在于他对“儒”“佛”的选择。     

“活句”与“死句”——道家美学的语言策略

历史上儒道两家的关系,多是儒家唱主角而道家演配角。所谓“儒道互补”,往往是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依现实社会之需要而以道补儒,即因着道家的思想来修正、调整、补充、扩展自身。儒家之“在朝”与道家之“在野”,主宾关系历来比较清楚。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则不然,道     

陆西星《方壶外史》“以儒诠道”的三重维度及思想探析

陆西星《方壶外史》“以儒诠道”的思想特色有三重维度：首先，作为一代道教宗师，陆西星独辟蹊径地指出儒家的“存心养性”即是修真之要。“存心”是陆西星东派修炼筑基炼己第一层功夫。“养性”之说乃陆西星东派丹法功夫得药归鼎之后，丹法中对火候的掌握，其最关键处在于“自然”。其次，陆西星“以儒诠道”的根由在于“二圣不异”，同于“理一”，且二圣之教皆教人归返复本，皆以“不争”为入道之机。最后，陆西星“以儒诠道”有着自己鲜明的宗派立场，陆氏对传统儒家思想并非一概吸收认同，这集中表现为其对“吾儒”的批判。陆西星“以儒诠道”的思想特色具体阐明了儒家道德理性如何走向生命实践的功夫路径。     

从墨子“尚俭”看我国创建节约型社会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1]先秦时与儒家学派分庭抗争,号称“显学”的墨家,在中国文化上具有突出的地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2],墨子“尚俭”的伦理道德思想,在大力提倡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今天,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一、墨     

一个篡党夺权、卖国投敌的严重步骤——揭开“四人帮”鼓吹“法家爱国,儒家卖国”的阴谋

一九七四年六月,在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中,“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头面人物江青在京、津的几个会议上,信口雌黄,大讲所谓儒法斗争史,抛出一个“法家爱国,儒家卖国”的谬论,叫嚷什么:“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者,儒家都是卖国主义者。”这种说法毫无事实根据,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捏造。但是它一出笼,“四人帮”立即策动大小     

先秦儒家对于“情”的理论探索

情或情感要素在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正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郭店楚简先儒文本的发现 ,于这一研究又增添了新的材料和活力。“情”、性情观念是如何进入先儒的伦理视野 ,以及性情观和与其相关的理念在先儒思想史上如何逐步地获得展开 ,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论题     

清季张之洞“君子儒”探赜

儒家标榜的“君子儒”形象在晚清张之洞这位封疆大吏、儒臣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表征，通观张之洞修身治国思想，可以从他的力辟公羊、调和汉宋、学兼中西、经世务实等方面得到佐证，他的学术宗旨和治世理念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而他本人，也应成为千百年来“内圣外王”的又一个大践行者。     

“仁爱”与“兼爱”：两种不同的和谐文化传统

儒家的“仁爱”思想与墨家的“兼爱”主张,都是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失范而提出的救世方略,其宗旨是实现社会和谐。但儒、墨两家的和谐思想内涵和实质是不相同的。儒家以“仁爱”为宗旨的和谐思想是“尚礼和谐”,是以“周礼”规范的有序和谐,不具有公平正义的思想价值。墨家以“兼爱”为宗旨的和谐思想是“尚义和谐”,是以“义”规范社会秩序的平等和谐,具有公平正义的思想价值。相比而言,墨家的和谐思想更能贴近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瞬息京华》中“贬儒扬道”的思想倾向

《瞬息京华》有明显的“贬儒扬道”的思想倾向，作者林语堂通过对儒、道思维方法和人生态度等的对比，得出了道家总比儒家要胸襟开阔、思想开明的结论。但在具体表现上，他的这种思想具有复杂性和多层面性。     

差等与平等：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之比较*

儒家和墨家都主张爱人,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二者有着质的不同。儒家“仁爱”强调“差等”,而墨家“兼爱”则强调“平等”。“差等”说顺遂人之常情,切合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实际,也利于封建大一统社会的父权、君权统治,因而逐渐被一般民众所接受,也为封建统治阶级所认同和尊崇;而“平等”说不合人之常情,不切合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实际,也不利于封建大一统社会的父权、君权统治,因而难以见容于后世。“差等”和“平等”这两种不同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墨整个伦理学说的历史命运。     

“情愿让位”析——评宋江反动权术的一种

“自幼学儒”、“长而通吏”的宋江,满脑子儒家反动思想,精通一套维护封建统治的权术。此人除擅长平时装出一副“爱人”的面孔,惯施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这一套鬼把戏外,还常常演出令人作呕的“情愿让     

试论王充“为世用”的文学观

东汉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王充(公元27年——97年)站在政治革新派的立场上,针对当时文学领域里儒家的“伪书俗文”风行,复古主义、形式主义泛滥的逆流,提出了“为世用”的文学口号,为文艺史上儒法斗争写下光辉的一页。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好形势下,在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一下王充“为世用”的文学观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对深入批判儒家反动的文艺观,进一步肃清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流毒,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