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旅沪浙商的慈善活动

旅沪浙商是北洋政府时期上海最活跃、最具实力的慈善力量,他们不但在旅沪同乡中开展各种救助善举,参与本省灾害救济等慈善活动,还在上海积极创办各种慈善团体,并以上海为中心从事全国性的慈善事业,在上海慈善界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关于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原因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中主要有:一、边界各县存在的土客籍矛盾是错杀的基本原因.土客籍矛盾是边界历史遗留下来的特殊问题.袁文才是客籍的首领,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人是土籍革命派领袖.他们曾经有过联合,但随着斗争的日趋残酷和艰苦,土客籍矛盾逐渐尖锐起来,社会上也有"客籍人的枪,土籍人的党"之说.袁、王不大听特委的领导,特委也有人认为袁、王闹独立性,是潜在的敌人.二、党的六大通过的《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案》"对土匪关系"的错误思想,是造成袁王被杀的根本原因.六大决议曾指出:土匪"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     

同乡组织的近代变迁——以旅京鲁籍同乡会为考察对象

清代以来,随着山东人在北京的聚集,成立同乡组织成为必然。会馆和同乡会都是旅京山东人在北京建立的同乡组织。二者不同的是,会馆是传统意义上的同乡组织,而同乡会则更具有现代社团的特征。与会馆相比,同乡会不仅在宗旨目标、组织结构上呈现出开放性、民主性的现代特征,其会务活动涵盖范围也更加广泛。同乡组织与时代同步发展,机构设置日臻健全,功能渐趋完善,在社会变迁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助作用。     

当代中国慈善伦理的价值及其理论建构

慈善伦理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它包括实现道德分配,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价值;弘扬人文精神,拒绝道德冷漠中的价值;增强社会责任感,培育现代公民意识中的价值。为了推进对慈善伦理的研究,必须对研究的课题内容进行梳理、概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慈善伦理的理论建构可以分为慈善伦理基本问题研究、慈善伦理与文化传统研究、慈善伦理与现代公民教育研究三大板块,以及"慈善伦理的本质与社会作用、慈善行为的伦理评价、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建设、施助者与受助者的伦理关系;慈善伦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慈善伦理与西方文化、慈善伦理与宗教精神;慈善伦理与志愿者活动、慈善伦理与雷锋精神、慈善伦理与现代社会公民意识"十大课题。     

转化与传承:四明公所与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比较考察

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是旅沪宁波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创立的同乡团体,二者都是"团聚精神的象征",皆以"谋取同乡福利"为己任。所不同的是,四明公所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同乡组织,而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更富现代意味。二者成立的时际不同,内部结构、外显功能各异。宁波旅沪同乡组织的近代行程和现代转型,表明在社会变迁进程中,同乡组织有着很强的再生能力和坚韧性。这一转化传承不仅映照出社会变迁,折射出时代特点,也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以及文化的延续性、广容性等特点。     

近代旅沪徽商的"乡土之链"——徽宁会馆述论

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工商业城市,全国各地商人云集于此,"五邑杂处",其中徽商一直是活跃于该地区的重要商帮之一.传统中国强烈的乡土观念促使各地旅沪商人建立自己的同乡团体,以此来联络同乡之间的乡谊,维护同乡自身利益,因此,众多的徽商客居和贸易于上海催生了徽宁会馆.徽宁会馆在其存在的二百余年里,以其完备的组织机制和健全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了自身特有的社会功能,有效地凝聚了寄寓上海的同乡商人的向心力,同时也强化了徽商在异地他乡的团体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旅沪徽商商业活动的长期进行.同时,做为一个客籍商帮的同乡组织,徽宁会馆还是近代上海城市商业发展历史过程的见证,在近代上海城市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     

分析比较中英慈善组织腐败问题的法律监管

"郭美美"事件将人们的视线从一直备受关注的政府腐败吸引到慈善腐败,使慈善组织一度陷入信任危机。英国的慈善立法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特别是在监管方面,设立了专门的慈善委员会,采取分层登记方式,建立了财会公开制度以及完善的自律机制。这些对完善我国慈善组织的法律监管制度,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防治慈善腐败问题的产生大有裨益。     

论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在不同时代交替改变力量对比的互动关系。政府是慈善组织合法性的评判者,它监督管理、鼓励扶持慈善组织的活动;慈善组织并非消极被动地受政府干预及控制,它主动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修改及监督、评估过程,并争取自己发展的最大空间。     

网络慈善募捐中双重依赖格局初探——以腾讯“99公益日”为例

基于网络开展的慈善募捐日渐成为中国慈善组织募集资金的重要渠道,随着网络募捐制度环境的剧烈变化,不同募捐主体之间构建出怎样的募捐机制格局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通过聚焦腾讯"99公益日"活动期间A市4家慈善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的网络募捐实践,基于格局成因、格局表征、格局困境和格局突破四元分析框架,可发现受制度环境约束和慈善资源稀缺影响,网络慈善募捐活动呈现出双重依赖格局,即公募组织对网络平台的依赖和非公募组织对公募组织的依赖。双重依赖格局导致组织边界相互渗透、资源分配不公加剧、战略联盟缺失等问题,迫使募捐主体主动采取扩展合作网络、创造替代资源以及寻求组织独立等策略实现更为完善的资源环境建构。     

慈善组织商业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为例

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是近年来我国慈善组织激进投资的典型案例,它促使人们再度思考慈善组织商业投资的必要性,同时它也反映了慈善组织商业投资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立法保障、文化理念以及监督系统各层面的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完善相关法制建设,通过多渠道保证社会公益为本,建立权威的行业监督机构。     

我国建立慈善组织认定制度的基本构想

慈善组织的认定是慈善立法中的基础性问题,是慈善组织享有"慈善"字样冠名权、免税资格和募捐资格等的前提条件。慈善组织认定制度的目的是将慈善组织与政府、企业、其他非营利组织作相对清晰的区分,促进慈善组织实现其慈善宗旨。     

论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在不同时代交替改变、力量对比的互动关系,政府是慈善组织合法性的评判者,它监督管理、鼓励扶持慈善组织的活动.慈善组织并非消极被动地受政府干预及控制,它主动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修改及监督、评估过程,并争取自己发展的最大空间.文章详细讨论了二者在互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慈善文化、慈善组织与慈善服务的发展方向

培育现代慈善文化的重心应放在树立人道主义精神,摒弃以功利主义为导向的慈善观,消除恩赐与乞讨的不平等观念,将受益人从传统法律关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积极引导慈善资源通过慈善组织回馈社会。慈善组织应明确自身发展定位,以慈善活动的两大环节为导向,并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探索慈善资源在慈善组织系统内部的共享机制。慈善服务应当坚持无偿及非营利的本质,非营利服务应该更多地朝着无偿服务的方向发展。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危机与路径选择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慈善事业发育程度的重要指标,公信力是慈善组织的生命。近来,"郭美美事件"、"中非希望工程事件"、"尚德诈捐门"等一系列慈善业中的负面事件导致慈善组织陷入公信力危机,对中国慈善事业造成了致命伤害。慈善组织挽回公信力的关键,是通过理念、组织、能力建设,加强自律性。     

民国时期财产纠纷中的乡情、公益与私利——以景德镇太平同仁局公产纠纷为个案

景德镇是著名的瓷业移民城镇,明清时期,由于瓷业生产和贸易繁盛,来自全国各地移民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在景德镇创办了以会馆和书院为主要承载的公产。这些公产担负着救济同乡、联络乡谊的意义,也诠释了中国传统社会慈善理念。但近代以来,由于制瓷业衰退和社会转型,同乡公产救济功能大为削减。民国后期,同乡公产在失去传统救济功能后,仅通过租赁来维系。随着局势稳定和生产恢复,原有的租赁问题由于同乡关系和个人私利产生纠纷,进而引起相关方矛盾。在财产纠纷中,以公共利益为借口既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又能取得道德认同的优势,且在法律诉讼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公产纠纷中的复杂关系让案件本身变得无足轻重,更多凸显出诉讼各方利用私人情谊、同乡关系所展开的复杂利益博弈。     

新媒体与“善治”的可能——基于中外网络慈善监管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中外九国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各国政府、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协会利用新媒体加强慈善监管的模式与特征虽各不相同,可在信息披露方面都取得了可喜进展,但在利用新媒体加强互动方面也都还有待改进,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并未如期带来慈善监管"善治"。究其原因,一方面,各国政府,或因片面强调社会自组织的作用,或因缺乏福利共治的经验,结果都在促进慈善监管机制整合方面踟蹰不前,另一方面,慈善组织使用新媒体主要旨在获取资源,并非真正以受助者为导向,也不愿加重自身监管负担。因此,各种社会主体应进一步构建互动和回应更加充分的新媒体平台,加大监管和问责的力度,提高慈善行业的公信力,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当代中国慈善发展转型中若干问题辩析

当代中国慈善正处于发展转型期。中国当代慈善的基本定位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而不是政府社会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或"重要组成部分"。慈善最核心最本质的价值观是"利他"而不是"利己"。为了"利己"才去"利他"不是真正的慈善。对主观上有功利目的而客观上有慈善行为者,应主要看其客观效果而予以充分肯定。不能用对待个人慈善的标准对待企业慈善。企业慈善功利是合理和应该的。企业应当确立慈善发展的理念与战略,将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排他性商品,和以慈善为目的的生产公共品这两类基本行为统筹起来,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完美统一。慈善是民间资源,本质上只能是民间行为,理应由民间自觉自愿地去做、去发展,而不宜由政府去运作与实施。"民办"与"官助"是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民办慈善发展的路径应当是民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化。政府要确立慈善与公益同步发展的战略目标,让社会发展的成果由全体公民共享。     

五四运动中上海的山东同乡团体

上海的山东商业行帮由来已久,早在清代顺治年间就与关东帮合建了关山东公所,为最早的山东同乡团体。山东商帮由于长期在沪经商,受上海城市近代化发展的影响,民族意识极为强烈。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对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引发了五四运动。在事关桑梓之际,上海的山东同乡团体不仅积极投身爱国运动,而且站到了上海各商帮的前列,将“保家”和“卫国”结合在一起了。笔者试对五四运动中上海的山东同乡团体的斗争作一论述,从一个侧面透视上海客籍商帮在五四运动中的斗争与作用。     

超越官与民:慈善事业转型与组织生态重构

通过含混、持续、紧密的互动,慈善机构与政府部门、党群组织建立起一种共生关系,使慈善组织自主性的生产嵌入在一个极为复杂的互动链条之中。这就是"中国式慈善"的"官民二重性"命题。它隐藏着不可调和的深层悖论,即对行政权威性的依附和对组织自主性的寻求。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转型,慈善组织的官民二重性格所暗含的内在张力逐渐显现出来,慈善领域的官民冲突日趋激烈,诸如官办慈善的痼疾沉疴、新媒体时代的强势来袭、民间公益的创新实践,使慈善组织生态受到了强烈冲击。面对慈善组织生态变局,必须破除"官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超越政府与民间的体制藩篱,在不同慈善事业发展主体的有序参与和良性竞争中,实现各种慈善实践形式的多元互补与和谐共生。     

慈善事业及其社会功能

学术界对"慈善"与"慈善事业"有不同的认识角度,认识"慈善"与"慈善事业"不仅是研究慈善事业的理论基础,也是开展慈善事业的现实需要.慈善包含多重含义,慈善事业则是以救助与教化为主要内容的有组织的经常性活动,充分认识慈善事业特定的社会功能,有助于推进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