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两孩”政策下育龄女性的生育行为与家庭幸福感——从生育服务和托幼资源视角的观察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长期低生育水平已经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分析了生育服务、托幼资源、二孩生育等及其与育龄女性家庭幸福感的关系,发现:育龄女性对于医院生育服务的评价与其家庭幸福感之间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三岁以下子女的日常照料对育龄女性家庭幸福感影响显著,孩子主要由自己照顾时,29岁以下育龄女性的家庭幸福感最高,孩子主要由托幼机构照料时,30³9岁育龄女性的家庭幸福感最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3039岁育龄女性的家庭幸福感最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30³9岁育龄女性是2016年生育二孩和已经怀孕即将生育二孩的突出人群,她们对优质生育服务和妇幼保健服务的需求强烈。研究建议:为充分挖掘"全面两孩"政策的生育促进作用,国家、政府和社会亟需为育龄女性特别是为高龄孕产妇家庭提供数量更充分和质量更优的生育服务和托幼资源。     

生育意愿的代际差异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

利用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调查数据,文章从意愿生育子女数、意愿子女性别、意愿生育年龄等三个维度出发,考察了不同代际(60后、70后、80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的差异.研究发现,80年代出生的育龄妇女少生、晚生、优生的意愿趋势明显,以孩子为中心的观念也在弱化,性别选择更趋向无偏好化.新型生育文化及观念在我国发达的农村地区已成现实,这些事实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使用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研究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同时将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育政策会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一类、二类生育政策较严格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1个孩子,三类、四类生育政策较宽松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2个孩子,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KHB方法验证了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发现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也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高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解释了生育政策放宽后,我国的生育率短暂上升后又下降的现象。总体而言,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受家庭、社会和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应创造"生育友好"的家庭、社会环境并完善生育福利政策,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     

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8年CLDS数据的分析

生育保险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影响女性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实背景，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保险对已生育一孩女性的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无任何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享有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再生育意愿高出7.7%。拥有生育保险能更显著地提升具有传统生育观念、独生子女家庭、城镇户口以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再生育意愿。为此建议，应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强化生育保险的生育支持功能，加强农村地区生育保障体系建设。     

当前生育保障体系中的矛盾关系与对策探究

从当前生育保障制度面临的挑战出发,可以发现生育保障体系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关系是:女性自我实现需求与高质量完成生育使命的矛盾,女性平等就业权利与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矛盾,家庭过多保障责任与社会支持力量不足的矛盾。因此,在生育保障研究中应引入家庭视角,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生育保障政策框架,从而提高生育保障制度的政策效能和实施效果。     

农村家庭生育行为经济效益的实证研究——兼论差别性生育政策的适用性

利用河北省承德、邯郸两地农村调研数据,建立SUR模型,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家庭生育的孩子数量、性别等因素对家庭经济效益的影响.研究得出,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及考虑政策外生育条件下,孩子数量和家庭拥有的男孩数对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有着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在山区(承德)农村较平原(邯郸)地区农村家庭更为明显.与此同时,对差别性生育政策的合理性及其适用性进行了论证.     

“全面两孩”政策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以杭州市80后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法,对杭州市"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80后生育意愿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全面两孩"政策的知晓度较高,但认知度尚有欠缺;绝大部分非独生子女已婚80后及未婚80后都有生两孩的意愿;主要基于一孩的性别期盼第二个孩子的性别;推崇晚婚晚育,接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时间间隔为3⁴年;生育动机日益多元化。据此,提出了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稳定、合理增长的对策建议。     

“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研究——基于城乡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比较

基于青岛市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对生育意愿与"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城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城乡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趋同,年龄、养育态度、父母责任感和家庭沟通方式是影响"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实施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政策符合我国当前人口迁移、流动的社会发展形势。同时,政府要加强家庭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建设,对高龄、低收入等重点育龄人群做好服务应对。     

生育政策、姊妹结构与教育福祉关系研究

为进一步探究现行生育政策下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以及多孩家庭姊妹结构与青少年教育福祉之间的独立关系,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比较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教育福祉的异同。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由于独生子女可以享受更多的家庭教育资源,故在每个年龄段,他们的教育福祉都显著超过非独生子女,尤其超过有多个兄弟或（和）姐妹的孩子。可见,生育政策至少通过限制孩子数量、简化姊妹结构改善了青少年的教育福祉,但其影响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对小学、高中教育获得和机会的影响大于初中阶段。     

男女平等:生育保险法规政策的核心价值与追求目标

男女平等不仅是生育保险法规政策的核心价值,也是其实施的最终目标。本文以"两种生产"理论和男女平等理论为出发点,阐述生育保险对社会发展——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作用;通过对我国生育保险法规政策的发展,结合课题组对人社部及华南、华北、西南、西北四个省区市生育保险政策制定相关决策者的访谈,分析我国生育保险法规政策中男女平等价值观体现的情况,并针对部分现存的背离男女平等价值观的内容提出确立生育的社会价值,加大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男性分担责任,推行父母育儿假,建立工作家庭平衡机制;增强政府责任,完善生育保障制度;贯彻落实生育保险法规政策中的男女平等价值观的政策建议。     

夫妻年龄差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夫妻年龄差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年龄差不仅显著影响女性生育意愿,且对于不同年龄段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1)在妻子比丈夫年长的婚配模式下,当妻子比丈夫年长5-9岁时,女性的生育意愿达到最高峰;(2)丈夫比妻子年长也能提升妻子的生育意愿,但随着夫妻年龄差距扩大,女性生育意愿显示出降低趋势,丈夫比妻子大1-4岁时的女性生育意愿强于夫妻年龄差10岁及以上的女性;(3)夫妻同岁对于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弱于妻大于夫的婚配模式,但对于90后女性而言,夫妻同岁模式下生育意愿反而更高;(4)结合代际差异进一步探究,“姐弟恋”模式有利于提升70后与80后女性的生育意愿,“女大三抱金砖”在70后、80后群体中得到应验。面对育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的社会现状,应淡化传统婚配观念影响,加强婚恋观与生育观宣传,同时满足高龄女性生育保障需求,释放生育潜能。     

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风险探析——以南京市为例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和习俗,然而因响应国家生育政策而产生的独生子女父母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随着独生子女的成长、成年,其父母的养老问题日渐显现。笔者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别从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方面分析了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面临的风险,解析造成这些风险的原因,进而提出了规避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风险的对策,力求提高城市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水平,提升他们的养老生活品质。     

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

党中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持续走低而实施的三孩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完善的公共投入来配套,在系统分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反映的相关情况基础上,对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有效衔接的必要性和可行路径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要从系统性视角出发,强化党的“领导力”、优化政府“引导力”、激发企业“执行力”、发挥社会“推动力”、挖掘家庭“源动力”,实现“党-政府-企业-社会-家庭”主体的衔接,并从顶层规划、政策制定、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工作衔接; 同时,在满足新增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考核评估体系,完善婚育假期、妇幼健康计划生育、妇女就业权益等服务保障政策措施,加大对税收支持、财政补贴等鼓励生育政策措施的倾斜力度,构建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制度体系,为三孩生育政策长期可持续释放潜力提供政策保障。     

失独家庭社会保障立法的必要性

失独家庭是指按照计划生育政策只生育一个子女,而唯一的子女因故早于父母离世的家庭。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步入老年阶段,失独家庭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必然关涉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从法制层面建立和完善失独家庭社会保障制度有着理论和现实的必要性,也只有立法才能维护失独父母的正当权益,保障他们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三孩背景下我国生育支持政策评价——基于十个城市社区的调查分析

在我国当前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对于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口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了十个城市社区,对其全面三孩政策及其配套生育支持体系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发现：生育补贴覆盖面窄且待遇水平有限、生育保险覆盖率低、产假和育儿假等生育休假制度落实存在困难、托幼服务需求难以满足、面向多子女家庭的住房支持政策有待完善等。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相关政策建议。     

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家庭角度出发,探索生育政策调整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关系,为研究生育政策调整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回归分析法发现,生育政策调整宏观上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微观上对我国家庭发展能力也有重要影响,它提升了家庭未来应对风险能力,同时增加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短期内限制了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当前,生育政策调整后的实施效果与理想状态存在一定差距,这需要政府出台配套政策鼓励和支持家庭生育二孩和三孩,进一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     

从意愿到行为: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抉择——基于吉林省496位城乡居民的调查分析

为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2015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以来,吉林省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潮.为了解我省城乡居民的二孩生育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我们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对吉林省496名城乡居民进行二孩生育意愿行为进行调查.在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中,重点选取社会地位、家庭内部因素、性别偏好和情感需求4个主要变量对"有生育二孩意愿但无生育二孩行为"的居民和"有生育二孩意愿并且已经生育二孩"的居民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从生育意愿向实际生育行为转变的过程中,这4项因素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中情感需求的满足超过了其他的因素,成为影响生育抉择的最重要因素.     

当代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探析——基于安徽省芜湖市四个社区的实地调研

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人口数量的有效调控.2013年底我国开始推行“单独二孩”政策,期望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本文采取抽样数据统计和实地调研访谈,了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对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影响.结果显示,当代城市青年夫妇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背离现象,经济压力、工作压力、政策不配套、婚育年龄推迟、代际冲突等是重要原因.把当前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多方合力.     

独生父母愿意打破代际传递生育多孩吗？——基于成渝地区476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普遍认为独生父母群体更易陷入理想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低生育率陷阱,文章基于成渝地区476份调查问卷的数据,聚焦独生父母的生育意愿,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代际支持和文化观念四个维度全面考察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育观念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转变,当代独生父母选择再生育的最主要原因是“喜爱孩子,子女有伴”,而“养儿防老”观念淡化。同时,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低但有上升潜力,大部分已育独生父母的生育理想和生育行为存在偏差,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和抚养条件的改善均会提升独生父母的再生育意愿。此外,由于机会成本更大,独生父母中女性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男性。基于此,提出政府、社会和家庭三个主体从物质条件和生育文化两方面着手提升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的建议。     

三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支持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基于生育配套政策试点项目的案例分析

为了给今后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重点、战略方向和配套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通过湖北省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的试点,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念,从政策主体、政策执行与政策绩效三要素出发,构建了生育支持政策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咸宁市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化治理模式,宏观层面,政府提供资源和平台,为政策落实提供保障; 中观层面,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家庭发展和社区稳定,用人单位提供生育便利支持家庭成员为企业创造价值; 微观层面,弘扬积极的生育文化和生育理念,提升家庭生育意愿,由此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生育支持体系。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项目试点工作提供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在推广中需要注重地方灵活性与时效性相结合,使生育配套政策符合当地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