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拍行为刑法规制之正当性与必要性分析

偷拍行为明显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违反社会伦理道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予以刑法规制。目前,我国偷拍行为日益猖獗,现行行政法、民法以及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都不足以有效地规制偷拍行为。我国有必要修改《刑法》,设立＂侵犯个人秘密罪＂或＂侵犯隐私罪＂,以规制偷拍行为。     

我国《民法总则》颁行对刑法的影响

我国《民法总则》颁行后,对刑法现实适用的影响与未来立法的导向不容忽视。一方面,刑法应当根据《民法总则》的内容对规范适用予以现实调适,具体包括:区分性质不同的虚拟财产予以具体的定性指引,秉持"扩张与收缩"并举的态度重置个人信息的保护区间,促成刑法上对财产权的平等保护等,这有助于刑法规范发挥社会保护作用的科学性与统一性;另一方面,《民法总则》所体现的最新立法理念与社会价值亦可以形成对未来刑法立法的导向指引,应当考虑适当调整刑事责任年龄,落实胎儿利益的刑法干预,继续环境本位的刑法探索,实现英雄烈士人格权益的刑法保护等,这有助于刑法规范发挥社会保护作用的时代性与前瞻性。     

刑法违法性判断根据之评析--"二元要件论"之提出

刑法违法性判断根据之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的对立,导源于对行为违法性本质的不同理解.违法性判断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规范违反与法益侵害都是刑事违法性判断之必要条件,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合乎逻辑地成为行为违法性判断之唯一根据."二元要件论"应是刑法违法性判断根据之合理选择.     

刑民分界探析

判断某一民事违法行为是否为犯罪行为除了社会危害性程度判断标准外,要衡量多种因素,如国家需要、法制文明、刑法成本、社会效益等因素。民事侵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量上不完全是一个递进的关系,而带有一定交叉关系,也就是刑民分界关系并非非此即彼。将一个民事违法行为在刑法上被评价为犯罪行为后,并不能因此在逻辑上推断其丧失了民法上的评价必要。     

我国科研不端行为的法律规制:从行政法到刑法

文章描述了科研不端行为涉及的法律规制问题,分析了我国现有的行政法、民法和刑法对科研不端行为规制的状况,认为当前我国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刑法规制不是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而是缺乏意识和行动。文章指出,对于遏制严重的科研不端行为,重要的不是新增法律条款,而是在于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动。     

“周老虎案”的技术分析及其法理思考

从刑法规范的技术分析来看,“周老虎案”的当事人主观上仅有贪利的动机,其行为并不能直接实现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故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在司法层面上,社会危害性理论与犯罪构成之间存在对立紧张关系,不能将社会危害性置于判断成立犯罪的前提。此外,我国刑法应建立并落实对所有主体平等保护制度。     

群体性事件刑法规制的限度研究

以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必须注意刑法适用的限度。在刑法规制的前提限度上,应注意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限度、行为程度限度和参与角色限度。在刑法具体适用上,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方式是处理聚众性行为和“祛群体性”本身。在刑法规制的效用限度上,刑法并不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完美方式,即便刑法可以达到较好解决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基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影响及其发生的多原因性,刑法只具有最后的适用限度。     

论民间融资的刑法介入

融资是企业得以存续发展的基础,由于当前民间企业通过正规银行贷款渠道并不畅通,企业为了能够生存发展,不得不通过民间融资的方式获取资金.但是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关于民间融资的法律规定并不完善,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亦不协调,出现了刑法过早介入民间融资的现象,这反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活跃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为了顺应市场经济发展,从法律制度层面上,就需要民法与刑法,以及行政法与刑法之间相互协调,共同调整民间融资.     

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性质——兼谈中国古代无民法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习惯说法并不妥当,它意味着诸法都有,没有分开而已;民法之说则似是而非,模糊了民法与刑法的区别,也模糊了古今与中西法律的基本区别.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律作为维护家天下统治秩序的工具,核心是一个"刑"字,是泛化的刑罚.它无所谓民事与刑事的区分,只有事之大小、刑之轻重,故与民法无关,也不等同于刑法,勉强可视为一种片面的刑法.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无从产生民法,民间社会关系与纠纷概由律及礼、俗调节.     

关于设立"非法实施专利罪"的思考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日益增多。这类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和较高的智能性,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往往是巨大的。但是,中国刑法针对侵犯专利权的犯罪规定尚有空白之处,非法实施专利权的行为竟然没有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文章对专利侵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了分析,论证了中国刑法设立非法实施专利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批判精神、法治精神与守法精神——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及法律人的使命

法律信仰的建构,民众的守法精神固然是根本,但只有对法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产生了双重认同,对“法律人”有了内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内化为主体心中稳定的精神内蕴。因此,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是以法学家的批判精神和法律职业者的法治精神为其前提基础和内在动因,以守法精神为其完美展现的统一,而在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道路上,并非是民众,而是法学家和法律职业者应当担负起特殊而艰巨的使命。     

为“先刑后民”正名

"先刑后民"是指一个案件中同时有刑事和民事两种法律关系,两者是一种交叉关系时,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对涉及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或者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的诉讼程序原则。其来源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通过对比刑事和民事的后果承担、举证责任以及证明标准方面的不同对其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从而为"先刑后民"正名。     

浅谈民法的私法属性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民法的私法属性跃然于前 ,取代了民法公法论。本文就民法的私法属性从民法的内容来源———罗马法 ,民法的性质———权利本位 ,民法的实现手段———意思自治三方面进行了论证 ,从而说明市场经济呼唤私法     

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比较看国际法的等级性

当今世界各国在客观上存在着地位和实力的差异,主观上都在尽力利用国际规则维护自身利益,甚至表现出强国对弱国的强制。在等级性(或阶级性)视角下,国际法是参与国反复强调本国意志和利益,经过较量、博弈等过程最终妥协的结果,也因而致使国际法对各国意志和利益的表现程度有所不同。较之于国内法,国际法以国家利益为主要内容,自我舍弃性更强,更易于被忽视等。     

慈善法的公法化嬗变——于《慈善法》制定前

晚近以来,慈善组织之定位脱离既有之社团路径,成为国家行政职能制之延伸.故而,慈善组织之专业性有所加强,而其私法特性却受到限制.与之相对应,监管机构和慈善立法亦皆出现了诸多之前未有之新特性,包含慈善团体、监管部门以及慈善立法等三个方面.其中,在组织治理上,市民社会之基本原则受到限制,组织法人面纱亦受到刺穿,组织专业化趋势明显;在监管机构方面,监管机构人员配置日渐专家化,监管机构内部分工专业化;在慈善立法方面,慈善法之专业类型细分化,行政化味道日渐浓厚.这些新特性共同佐证了慈善法之公法化转向.此种转向在两大法系同时出现,并有汇流之趋势.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探究——以法的利益本位为进路

从法本位的角度阐释了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指出两者在利益的承载主体、内在特征和外在干预等方面存在殊异,因而两者是并存的2个法律部门,但两者并非是绝然对立的,两者在终极目标上存在着同归,即追求实质公平、保障基本人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法律范式的转换与法律革命

对法的宏观理论的研究,应有一种宏观性、整体性的理论思维模式,法律规则的义务范式、权利范式和福利范式,与法律发展的前现代范式、现代范式和后现代范式相对,由此形成法律历史上的三次伟大革命,也就是法律的革命,由此完成法律进化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的经济法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的建立健全是各国反垄断法实践中的最新发展趋势,同时也是众多反垄断法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目前,欧美各国普遍建立了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并行的二元反垄断实施机制以克服单纯公共实施机制造成的政府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从而更好实现反垄断法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我国反垄断目前立法对私人实施机制预设条款较少,操作性不强,力度欠缺。建立多倍损失赔偿制度、集体诉讼制度、公力扶持诉讼制度是建立健全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的有效路径。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同时,应重视"竞争文化"的培育,以增强我国市场经济的软实力。     

《法学方法论》与法学方法教育

国内法学方法教育在整体上仍然十分薄弱，法教义学基础上以司法为取向的法学方法还未受到充分的重视。卡尔·拉伦茨先生的《法学方法论》一书，却正好坚持了法学方法的狭义法学和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文章从逻辑结构、理论内容和态度视野三个角度对该书进行了整体解读，意在揭示其对于国内法学方法研究和教育可能产生的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