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滕尼斯迷思":百年来西方社区概念的建构与理论证成

在社区研究和实践领域,滕尼斯式的共同体概念影响至深.与中国对"社区和居委会辖区"高度重合的绑定式理解不同,西方国家的社区概念繁杂且语义模糊.百年来,西方学界围绕"两圈一网"(人群、地域及网络)要素,先后产生了"社区孤存论、社区消失论、社区继存论、社区适应论、社区解放论"五种主张,形成了"所面即所存、所感即所存、所连即所存"的多样化社区认知.受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重大危机的影响,百年来西方的社区认知历经了"融入社会、接纳国家、面向网络"的三阶转型,冲破了"滕式共同体"的狭隘界定和地理局限.现实来看,西方国家的个体可以同属多个社区身份,其社区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独立于国家、市场的社群",社区概念的变化显示出人们寻求"变动社会中的社会团结"的努力.中国应当在强调社区的基础意义之外,丰富对社会共同体形式的理解,重视塑造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区认知和实践,建构多种社会联结方式、纵横相辅的关联社区和关联社会.     

从“政社合作”到“互嵌式共治”: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的无锡实践及其反思

对国家—社会间此消彼长关系的理论预设与国家—社会间互嵌共生的经验事实之间往往存在一种内在的冲突。与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的"政社合作"相比,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否也必然存在此消彼长的变动?亦或形成了新的关系形态?基于无锡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考察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家—社会的关系特征。地方实践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并未像西方理论表述的那样截然分离并形构此消彼长的力学关系,而是在互动中复杂勾连。二者相互形塑、相互嵌入、相互赋予发展动力,由此迈向了一种与"政社合作"不同的社区治理形态——"互嵌式共治"。     

中国城市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新形态——以"WHO国际安全社区促进项目"建设为例

伴随着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的不断强大,传统管制型的政府体系已经很难适应日益复杂的公共服务诉求,如何调整组织形态,以合作治理导向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世界在探讨的共同话题. 分析当前基层政府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以中国城市基层政府正积极推行的"WHO国际安全社区促进项目"为例,剖析城市基层政府在这一项目建设过程中,所展现的一种合作导向的治理结构和内容变化趋势,从中寻求适应当前城市化特征的基层政府治理新形态.     

我国"十四五"时期的人口变动及重大"转变"

利用人口预测方法估算中国"十四五"期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动,并总结了其中的四大重要"转变".人口规模变动呈现"四降三升"态势,人口总量保持增长,老年人口增速加快,年均死亡人口规模继续提升,但劳动年龄人口、少儿人口、育龄期女性人口、年均出生人口继续下降;从人口结构变动来说,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双双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升,人口老龄化由"底部"驱动转为"顶部"驱动主导,人口抚养比保持低位,但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正向适婚年龄段传导.人口结构出现的重大"转变"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包括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婚育观念的交织、劳动力的"质""量"转变.为应对中国人口变动,提出必须从生育权利、养老保障、经济转型、社会体制等方面进行战略储备.     

明代"社学"之社会属性辨析——兼及"乡村教化"与社会软性控制

明代社学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特征,但从其社会稳定性、经费来源、日常管理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属于"私学"范畴之内.不过,其于晚明着实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化倾向.在明代统治者利用"乡村教化"来实施对基层社会之软性控制的过程中,社学也被纳入其中,并形成了其相对特殊的性格特征.同时,这种特殊性格,也使社学成为明代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晚明社学的官学化倾向,一方面表现出了国家社会软性控制的强化与社会政治氛围的相对开放;另一方面体现出了在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下,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相对失衡.     

从"乡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评析

从分析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中有关公共领域和"第三领域"的涵义入手,对中国传统"乡民社会"的形态与特征作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结构模式的变革之路,是从传统的"乡民社会"实现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过渡,并提出对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方略的若干思考.     

中国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论析

农村社区作为一种具有较强认同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承担着联系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作用.通过对农村社区进行有效治理,中国基层政府在向农村社区居民传输国家方针政策的同时,也可以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农村社区自身发展的有效衔接和互构.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国家公权体系下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回顾梳理,对农村社区运行过程中的"治理失灵"、"信任式微""财权弱化"等现实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顺基层政府权责、培育公民文化环境、拓展利益诉求渠道等几种衔接思路,这样有助于中国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体系的构建.     

变化中的不变 ———基于对贵州省镇宁县某村落集市的人类学观察

自施坚雅提出基层市场社区的概念后,基层市场成为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关键点,也因此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通过对贵州省镇宁县募役乡一个村落集市--斗糯村市场的人类学观察,静态描述了该市场的基本状况,初步呈现了今日村落集市空间体系的诸多特征,并分析了其在附近社区共同体中的地位和功能.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该村落集市的空间体系特征和社会结构特征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今日的村落集市所呈现的空间体系特征与以往已有所变化,但其某些特征则仍然保持着以往的传统,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依然突出.     

革命根据地农村社区的社会变革

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首先在农村建立了根据地和政权,它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社区的社会面貌。本文从农村社区的社会区划和社区内部结构的变动两个方面考察了革命对农村社区变革的影响,归纳了革命根据地农村社区社会变革的特点,认为革命对农村的自然社区分布并无多大触动,但法定社区的变革较大。革命根本改变了根据地农村社区的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社区权力结构和社区民众组织结构,深刻地促进了农村社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根据地农村社区变革的突变特征十分明显,这表现在根据地农村社区变革的速度快、时间短、范围广、内容多、程度深、影响远等方面。革命根据地农村社区变革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方面,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缓慢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方向。     

民国“学人外交”现象之解读

民国时期诸多"学人"任事于外交,此乃近代中国外交人事结构变动的新景观.这一变动打破了长时间以来职业外交官对外交界的垄断,造成了人事结构之重组和"学人"自身角色的转换,并引发了他们与职业外交官在外交理念上的矛盾冲突.而这些变化则与当时国内社会生态以及现代外交发展相关联.     

论中国社区发展与建设

中国社区可分为传统社区——单位和非传统社区——街道办事处管辖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向市场 ,城市社区旧有的社会整合模式面临挑战 ,多元契约性社区逐渐形成。“大社会 ,小政府”是社会现代化运行的基本特征。“单位”已属于经济范畴 ,而落实社会职能的基本载体是社区。中国社区化发展与建设有其社区化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     

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研究——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为个案

文章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为个案，分别从社区经济、组织、文化等方面探讨了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概括出“盘根草格局”的基本特征，描述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主要过程。文章认为，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决定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和力度，而社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又会进一步影响社区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     

论毛泽东的政治“叛逆”思想

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的贡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做",他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着一场改造现实社会制度的实际斗争;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一家之"说"———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现实的"叛逆"斗争中,毛泽东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人政治意识的价值取向,把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趋古"意识变为一种"前景"意识。随着这个价值取向的根本转变,毛泽东在多方面表现出了对传统政治思想的"叛逆"。     

"身份"的颠覆与重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

现代中国是一个伦理价值急剧转型的社会,其中"政治身份"又成为伦理价值转型的重要内容.作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试图颠覆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所构成的社会政治"身份"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方式,通过重建政治"身份"的途径,执著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这对现代中国的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的结构,成为其强化"阶级斗争"道德依据.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是解释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论"社会根本矛盾"范畴

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矛盾系统结构层次和范畴体系的研究,倾向于将其分为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具体矛盾的"三分法".这种分法缺少一个层面,即"社会根本矛盾"这个最基本的层面."社会根本矛盾"范畴确立后,人类社会矛盾系统和范畴体系就被分为四个层面、四大范畴.作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需要和生产的矛盾也就上升到了"社会根本矛盾"的地位,这样更有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     

谈“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和发展理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执政理念和发展理念."以人为本"蕴涵着以下三个基本判断:第一,人是目的,强调社会发展"为了谁"的问题;第二,人是关键,强调社会发展"依靠谁"的问题;第三,人是主体,强调的是人的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历了由"谈人变色"到"基本价值"的回归.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解放人和开发人的过程,是"以人为本"逐步成为引领各项工作的实践理念的过程.     

中国特色“法治民主”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走了一条“法治民主”道路。这条道路把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大力加强法制,确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而逐步实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走这样一条民主政治建设道路,是由经济结构变化、市场经济发展、人民大众需求和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而经济结构变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是根本原因。     

提高执政能力的社会学分析——“本体论”、“认识论”与社会整合

在提高执政能力的意义上,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新二元社会结构的生成,人和自然关系所发生的由工业化到后工业化阶段的变化,是当下政策主体面对的最基本的政策客体问题;随着政策客体的变化,维系工业化阶段的主客二分的思维形式和后工业化阶段的主体间际性的思维方式在习惯理念和执政模式上应有的与时俱进要求;而对新二元社会条件下社会整合机制的认识,则是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必要的社会政策理念。     

生成与重构:国家治理结构视阈下的居民委员会制度

城市社区设立居民委员会进行居民自治,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即具有《宪法》的保障,也是发展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立治有体,施治有序". 结合居民委员会工作实践,不难得出其存在的诸多诟病:行政色彩过于浓重,党、政府、社会相关权力边界模糊以及基层治理结构缺乏科学性等. 因此,加快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优化中央地方关系,构建多元治理结构,鼓励社区治理创新,便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