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馈赠：关于国学教育和传播的思考

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但是,先进文化不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坚持向先进文化学习,同时以“文化的馈赠”的态度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才能葆有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持文化的多元性特征。这不仅是文化交往的出发点,也是从事国学教育与传播应该持守的立场。国学教育和传播需要一种文化向度,其含义首先是在国学教育和传播过程中须要坚持本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主体意识;其次,文化向度还包括国学教育和传播的目的或者取向,即以培养和提高青少年的文化素质为目标,增加其心智结构中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底蕴;第三,国学教育和传播的方式应该具体化、生活化。国学教育和传播只有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否则它就永远只是书本上没有生命的死知识,或者硕儒大师们的高头讲章,而和继承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无关。     

论国学与现代化的关系

国学研究应该着重研究国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要着重研究传统国学中所具有的那些恒久生命力和普遍的价值、那些蕴含了可以成为回应现时代问题及重建当代思想文化的丰富可贵的精神资源;研究民族传统文化（国学）现代化或作用于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途径、方法问题,研究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路径等问题,使传统国学真正成为推进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丰厚“软实力”,成为从传统向现代性转换过程中一个可以借鉴依凭的特有的民族性基础。     

同归与殊途——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内涵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研究中，“国学”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研究的基本指向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现代化的探寻。由于研究者不同的学术背景、价值取向和致思路径，国学研究中又存在着分歧与争论。本文从对“国学”成立前提的聚讼、“国学”研究层面的交叉、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三个层面对近二十年来关于“国学”内涵的研究进行述评，以期为进一步剖析“国学热”这个文化现象提供一个基础性反思。     

大力弘扬国学 科学对待国学

“国学热”已经成为近年来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而其中也折射出了人们对国学的很多模糊认识，“国学热”需要“冷思考”。本文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提高人的素质等方面论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国学的重要意义，并从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高度，阐释了在传承国学、发展国学上应该把握好的四个关系。     

“通”往未来之路——马一浮文化观及其方法简析

马一浮先生是近代国学罕见的大师级学者，他的“圆融、会通”文化观主张与其问学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马一浮的学术思想在方法上强调“不局”、“不杂”、“不烦”、“不固”，其最大特色是“通”。可以说，马一浮援儒入佛，义理精纯，出入百家而能达到圆融无碍之境地，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文化自信心，除却其渊博的学识与扎实的国学修养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思想方法。     

国学教育热——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新的认同

国学教育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学术传统,培养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国学教育曾经培养了一代代经天纬地的人才,在维护民族独立和推动历史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国学思想中的封闭和保守因素,使之在近代东西文化碰撞中衰落,致使国学教育一度退出历史舞台。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学价值的重新发现及其在解决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种种问题方面的特殊作用,使之又重新崛起。为了使国学教育健康发展,还需要解决许多现实问题。     

外语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国学经典阅读退场:现状、反思与建议

因其学科特殊性,外语专业研究生教育长期处于国学经典阅读退场的窘境。在国家大力弘扬民族自觉和提振民族自信的背景下,如此现状既不利于外语专业研究生融贯中西,汲取广博而扎实的人文常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三全育人”课程思政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外语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倡导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国学经典阅读的“返场”,重新审视专业课程的制订,考虑将中文习作演练逐渐渗透入课程学习,既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母语表达能力,也能引导学生更透彻地认知和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更加积极主动地展开中西传统与现当代文化比较的思考和研究,从而进一步认同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民族精神。     

国学教育论纲

以民族语言与文字书法学习为基础、人伦规范与日常习惯训练为依托、经史学术与人文思想研习为主体的国学教育,是传统启蒙教育开展的基本途径,是社会共识达成的有效手段,也是学术进步与思想发展的原始动力乃至民族文化生命延续的重要方式。晚清以来,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传统国学教育体系迅速解体;国学教育的再度兴起,则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在社会转型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特殊时代,自教育方针、教育体制及教学实践层面完成国学教育体系的整体重建,是国民教育实施与公民素质提升的现实需要,是社会规范与价值体系重构的必要前提,更是固有学术重建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课题。以中华历史文化精神为主导的国学教育体系的现代重建,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重大举措。     

国学之内涵、价值及当代意义

国学包括了中华全部学术文化.此文立足于大国学的视点,对国学名称的由来,国学所包涵的学术文化范畴和研究方法,20世纪国学大师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了总结性的梳理和回眸,并从时代、国家、民族的高度论述了当下"国学热"对于民族本土文化复兴的意义.     

“国学”的外相和内涵

张岂之在《人民日报》2007年8月10日撰文指出，没有人号召，也没人推动，“国学热”近些年悄然兴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研究历史文化，不研究国学，就谈不上文化的复兴。所以，一定程度上，这股热潮可以看成是民族文化意识觉醒的体现。在当前的传统文化普及工作中，一些人利用多种现代的传播手段，包括影视、网络等，对国学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一味跟风学样，国学很可能会沦为一种文化快餐。     

洮岷“花儿”的渊源述论

洮岷＂花儿＂是对甘肃洮岷地区所流行山歌的特定称谓。秦汉年间,大批汉族人迁入洮岷地区屯垦,中原文化与当地羌人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并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西秦文化,为洮岷＂花儿＂的产生孕育了良好的土壤;洮岷＂花儿＂中的情爱主题与《诗经.国风》中的部分诗篇主题相合辙;以赛＂花儿＂与祭祀为主要活动内容的＂花儿会＂是先秦祭社活动的延续。故而洮岷＂花儿＂应是在秦汉年间,大量汉族人迁入洮岷地区后,汉地民歌与当地羌族民歌相融合而形成的。     

传统节日文化“西学东渐”下的文化自觉

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其文化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寓意深刻,其庞大深厚的体系,成为民族文化传统传承的重要载体。但是,随着＂洋节日＂搭乘西方文化的快车迅速传入中国,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留存及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日渐衰微。所以,在当前＂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对待西方节日文化应保持理性的文化自觉,不但要充分认识传统和现实,实现传统节日文脉精华的传递,还要与西方节日文化进行和谐对话,通过现代化的调试,为传统节日文化注入时代的血液和丰富的营养,不断地提升其与时俱进的品质。     

软实力视角考量下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可以分为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和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表征了中国崛起是一种硬实力的崛起,而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则意味着中国崛起是一种软实力的兴起.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是读懂中国、破除“大国崛起困境”的一把钥匙.文化是文明社会的精髓,欲对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有真正的见解,文化的视角不可或缺.基于国家软实力的视角考量“中国模式”及其未来,中国将以“和平啒起的大国”、“文明复兴的大国”、“掌握话语权的大国”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梦的互文性分析简

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从纵向的历史传承中必须继承传统文化精神,从横向的比较中必须吸收“他者”的文化精神,从而实现不同文化的互容互鉴。中国梦的互文性表明：传统文化是中国梦的基础。中国梦的首要是坚持“以人为本”。美国梦是中国梦的借鉴、补充、修正。世界梦是中国梦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中国梦是“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文化中国”和“世界中国”的有机统一。     

从“君子不器”谈大学育人的价值取向

《论语·为政》篇中“君子不器”的意思是，理想的人不应该只是一种可供使用的器具。因此，大学育人的价值取向也不应该仅定位于只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受到社会“器重”的工具型人才，而应致力于培养他们善于融汇贯通的学习能力，教会他们掌握以道驭学之大道，培育他们的精神家园，从而使他们成为不仅才艺出众，而且兼具仁爱之心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以“互为主体”的默契巩固“两岸一中”的共同认知

要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就要形成“两岸一中”的共同认知。目前台湾方面主要是按照“两岸分治”的思路来寻找两岸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连接和共识。无论是“一中屋顶”,还是“一中三宪”都是如此。“两岸分治”思路的最大问题是它在实际操作中会造成“一个中国”的虚化。为克服这个弊端,两岸可以从“互为主体”、“互为特殊地区”的思路出发形成“两岸一中”的共同认知,为此需要进行制度创新。     

“正能量”与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

当代中国青少年的"正能量"主要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社会关爱、"正心笃志、崇德弘毅"的人格修养等重要内涵。中国青少年的"正能量"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合力涵养出来的。其中,传统文化教育是涵养中国青少年"正能量"的重要途径。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长期缺乏教育目标,课程规划、师资、教材基本处于零的状态,亟需改变。而要解决此问题,需从"教什么"、"在哪教"、"谁来教"、"教育谁"等问题入手,切实落实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提出的各项要求,以帮助青少年涵养"正能量"。     

重释《论语》：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

孔子的政治与文化哲学理路是“道”,即“秩序”。孔子学说的根本特点,在于以文化关系为本来规范政治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以具有先天属性、第一性的父子关系来类推、规范具有后天属性、第二性的君臣关系。这实质上赋予了君臣关系以父子关系的伦理属性,从根本上稳定了传统的君王政治体制,实现了孔子之“道”。近现代以来,随着君主制度的消失,儒家文化的政治文化伦理不再符合时代要求,因此,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关键在于祛除其与君王政治体制相关的各种文化伦理。而儒家其他方面的文化规范,至今仍具重要价值。     

“质料”与“形式”：现代教育哲学辨析

中国传统教育所教授的是儒家的思想观点,其教育哲学所强调的是＂质料＂;古希腊教育注重的则是并不包含具体思想观点的辩证法与逻辑,其教育哲学所强调的是＂形式＂。＂质料＂与＂形式＂的差别不仅是中西教育的根本差别,也是中西传统知识状态的差别所在：前者和王权结盟,而后者则基本保持独立。进入现代语境之后,中国现代文化理念体系决定了中国现代教育哲学必然从＂质料＂转向＂形式＂,将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置于教育的核心地位。     

铭贤校训“学以事人”思想研究——以孔祥熙教育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铭贤学校以"学以事人"作为校训有着深厚的思想背景。"学以事人"校训明确以"人"作为归宿和出发点,蕴育着人文精神取向,这种精神是对传统"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反动,是先秦儒家"事人"思想和西方文化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学以事人"校训把"学"由空疏的章句、义理转向现实的人事,体现出务实践履的实践精神,这种精神是对当时空疏学风的匡正,是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教育的运用,更受到当时流行的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学以事人"中"学"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中华本位、中西结合的教学模式,体现了中西会通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