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阐释与读者的误读:以《红楼梦》译文为例

文学经典的阐释是一个历史过程,永远不会终结.译者翻译的过程,是对原文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读者阅读的过程,也是对译文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但是,在批评界,阐释、误读与错译三者有时混为一谈,甚至等同起来.阐释学观点认为,对作品的理解总是以理解者——包括作者、译者、读者——的视野为前提.《红楼梦》译文中几个具体例证显示,作者、译者、读者三个主体因素在文本的创作、翻译和阅读过程中均起相应的主体作用.译者对原文的不同解读,在读者眼里可能是错译,也可能是误读——在理解者本人看来,不同于自己理解的就是误读.这些解读,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构成文学文化的一部分.     

副语言环境与翻译选词

翻译过程中的词义选择不是主观随意的，也不是仅靠几本字典中的释义就能作好的。它受到语言环境的制约，尤其是译者常常忽略的副语言环境的制约，即与作品内容有关而在文本中无具体书面文字形式的附加语境因素。正确的理解原文就必须紧扣语境，反复推敲，使得译文准确达意传神。     

翻译中可变之“门”——《荒人手记》及其英译本的伴生文本

伴生文本作为大多数读者阅读文本之"门",对文本的阅读与接受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翻译学界,研究者大多通过比较原文和译文,找出翻译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变异进而探究其背后的动因,而较少专门对原文和译文的伴生文本成分进行系统性地比较研究。本文通过比较《荒人手记》及其英译本的伴生文本,包括内生文本(封面、宣传页、序言、注释、封底评价)和外生文本(原作者的演讲和译者的采访、书评、读者的评价),发现翻译活动的参与人(如译者、出版商和赞助商等)在设定目标语文化语境中伴生文本的相关信息时,主要以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主流意识形态为导向,这种导向有可能会影响译文读者对原作思想内容和原作者意图的理解。     

论非语言语境因素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制约 ——以《夏洛的网》中译本为例

语言的意义表达依靠语境.文学作品翻译除了受语言语境影响,还受非语言语境各个因素的共同制约.作为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儿童文学翻译的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构成翻译过程的内在困境:成人译者在翻译时很难做到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恰如其分地处理原文中的文化背景、语言情景等,使译文符合儿童读者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因此非语言语境在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格外凸显.结合功能对等理论,通过对任溶溶先生翻译的E.B怀特小说《夏洛的网》的原文和译文的对比分析,从文化背景、情景场合及人物主观因素三大方面探讨非语言语境因素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制约及解决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之对立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关联性：翻译理解的核心——以《围城》英译本为例

译者能否正确理解原文在于他是否能够找到原文话语同作者语境假设之间的最佳关联。以Jeanne Kelly ＆ Natha K Mao翻译的《围城》英译本为例,探讨如何将关联理论应用于汉英翻译中,以期更准确、透彻地理解原文。     

文化语境：翻译选择的藩篱

文化语境是译者主体意识形成的决定条件,它对译者产生重要的影响,表现在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所作的诸多选择:翻译文本、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及方法的选择都受到译者文化语境的影响和操控。     

"隐含读者"观照下的文学翻译

翻译中译文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翻译界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译者感到棘手的问题。本文通过文学翻译探讨了"隐含读者"中读者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和译者对原文本的"具体化"。阅读是翻译的前奏,根据"隐含读者"中强调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作者阐明了一点,即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对原文可进行再创造,但所译之文又必须基于原文;文中还粗略分析和归纳了译者对原文本"具体化"的因素。     

接受美学视角下文学文本的翻译理解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文本只是作家完成的一堆印刷符号,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和空白,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将其具体化,实现作品的意义。从翻译角度来看,译者首先是原文文本的读者,译者的阅读是翻译理解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文本因其偏重诗学编码,语义模糊,信息不确定,在翻译过程中要采用不同于非文学文本的理解方法,应该遵循从部分到整体循环往复的原则,还要兼顾共通性与多义性的原则。     

解构“忠实”——译论研究的哲学转向

文章旨在解构主义理论的哲学视角下,对＂忠实＂的翻译标准进行再解读。所谓的＂解构＂,在翻译领域中,其实是以积极的肯定和承认为逻辑前提,破除单一、封闭的文本结构,进而产生多元、开放的译本,使原文在发展和扩大的过程中完成自身。尊重原文、再现原文,依然是译者的任务所在。     

基于译者主体性视角看张白桦及其文学翻译

翻译主体性在一个对话性的文化语境中生成发展,不再被禁锢于静止的历史意义和恒定的文本意义中。文章通过对翻译家张白桦的文献翻译宗旨和实践进行探讨的意义在于彰显其在文学翻译时的主体性,并着重探究了译者对于原文和翻译方式的选择,其翻译目标、翻译主旨、审美意识等主要因素。     

解释学与翻译

翻译要做到信、达、雅,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对于哲学文献的翻译来说,则是更加不容易的.因为,这不仅有语言文字上的困难,尤为困难的是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价值理想不同.我们与西土人士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和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民族差异.我们的翻译工作就是要凭借而又超越语言文字之限而达到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了解和把握.我们中国人的理解的"前结构",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成见",与西土人士的传承物是大异其趣的,因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民族精神是根本不同的.这样看来,忠实于"文本"原意的翻译似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翻译工作中的困难或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在于厘清我们视域中的两个盲点.第一,各个民族的语言、民族的文化、思想与哲学都面对着一个共同的隐性的或潜在的主题,这是我们对话、交流、沟通的前提;第二,我们要改变"文本原意"的错误观念.针对哲学文献翻译难点的特殊性,为了改善我们的翻译质量,我想提出三点建议:(1)译本的多元化.(2)直译本与译述本互相并行.(3)译名的分歧不必强求其死的统一,由各个译者自己把握"文本"的语境来作抉择,但是,要在恰当的时机,组织召开讨论译名统一问题的学术会议,以便增进共识,提高译作的水平.     

翻译研究新范式：认知语境转向

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以人类的认知和理性存在的本体论为基底,其哲学根本是体验哲学与历史事件.认知语境具有认知与语境的本体论特征,体现客观实在性和认知相对性的统一.认知语境转向从翻译的言内认知语境和言外认知语境及其互动的关系出发,考察翻译主体的认知、语言、存在的互文顺应关系,在宏观和微观上探索译学发展途径,避免译学"语言学转向"的语言泛化、"文化转向"的文化泛化等倾向,把焦点集中在解决译者思维与文本、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的取向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认知转向"视野,也有利于译学的建构.     

解读文学翻译的非表象要素

学文本的审美要素由表象要素和非表象要素构成,译者在对原作翻译过程中,要正确把握表象要素,解读非表象要素,真正理解原作的审美意境。译者要通过对原文的审美阅读,在译文中形而上质地再现原作的质感之美。     

论《尤利西斯》两中译本的译者主体性差异

萧乾、文洁若的《尤利西斯》中译本和金陡的《尤利西斯》中译本是同时代产生的,也是目前国内最有影响的两个中译本,但这两个中译本在遣词造句、文体风格：和修辞手法等方面的翻译处理上,都呈现出了巨大差异和不同特点,充分反映了三位文学翻译家在具体的文学翻译实践中为接近原文、再现原著精神风貌的译者主体性意识。《尤利西斯》两中译本的显著差异表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对原作者的态度、译者的翻译策略和译者的具体语言操纵等方面的主体性差异是决定两个中译本风格迥异的根本原因。     

从文学鉴赏论看译者主体性——以《飘》汉译本为例

文学鉴赏论研究文学的欣赏活动,强调文本读者参与实现文本的价值,并且发挥着主体作用.译者进行文学翻译时,首先鉴赏原作,理解体会原作的价值,在此基础上翻译文本.分析《飘》在不同时期的两个汉译本可以看到,译者在选择鉴赏对象,再现与再创造作品艺术形象以及对同一文本进行独特的理解与阐释时,即早在翻译的鉴赏阶段译者就已经发挥着自己的主体性.     

语言哲学与文学翻译诗学建构

文学和文学翻译作为特殊的语言形式,整个语言活动都具有反逻辑的诗性功能。就文学翻译而言,语言哲学与翻译诗学相互渗透交融,形成宏观的文学翻译诗学,具体实现路径包括突显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明确文学翻译是一个意义再生的过程;将文学翻译放置在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追寻文学翻译文本中权力话语的作用;建构文学翻译诗学中的伦理支撑等。语言哲学维度下的文学翻译诗学建构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外部因素和方法,彰显了文学翻译的灵活性、艺术性和创造性,对文学翻译研究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阐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的启示——以《德伯家的苔丝》多译本为例

伽达默尔阐释学的三大哲学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视野融合、效果历史,对文学翻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凸显了译者理解的主动性,也更加明确了文本意义阐释过程的动态性和循环性。这些在《德伯家的苔丝》多译本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也说明了个体译者对译作的影响是无法避免的,名著重译正是阐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实践起指导作用的证明。     

译者主体性研究综述

本文通过对近现代中西翻译理论研究的梳理,揭示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经历了由主体蒙蔽向主体彰显的身份演变。在总结应用文文本特殊文体性及其国内翻译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全球化语境下审视与研究应用文文本翻译中译者主体地位的重要性。     

法律移植视域下的翻译策略

策略是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佳途径,法律移植是跨文化、跨语言、跨法域的法律规则迁移,是广义的立法活动,往往通过翻译途径实现。文化决定法律规则的意义,法律移植视域下的法律翻译是文化翻译,不是语言翻译。要成功实现法律移植的目标,译者需要发挥共同立法者的作用,以学术研究式的方法理解、判断、阐释、表达文本意义,要通过语境化的方法提供充分详实的文化语境信息,以保证立法者准确理解文本意义,做出科学的分析、判断。"丰厚翻译"策略能够解决意义传达中的疑难问题,彰显不同法律文化的异同,传达深厚的文化思想,有利于译者的职业发展。     

本体论的原像及其在现代语境中的多义性

"本体论"是ontology的译名,但这个译名并不能全面揭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的特征。在中文语境中,第一哲学体系本身就包含了本体论和存在论两个层次的内容。对于古代哲学来说,本体论指的是追问世界本原的哲学形态;对于现代哲学来说,本体论既可以指称"本体论承诺"意义上的理论前提,也可以指称现代自然哲学。文章追溯了本体论的原始意义,提出了同时使用"本体论"和"存在论"两个译名来翻译的观点,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对本体论在现代语境中的多重含义进行了概括,对于理解现代自然哲学的目标以及界定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