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陈奂生上城》的语言

《陈奂生上城》是高晓声同志的杰作,也是近年来我国短篇小说创作的名篇。作品运用诙谐风趣的语言,把陈奂生上城卖油绳,买帽子的一段经历和人物性格,写得生动传神。通过个性鲜明的典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示了作者对当代农民问题的深切关注,写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这篇作品有思想深度,艺术上也很有特色。这里,仅就这篇小说的语言运用,谈一点读后的体会。     

喜剧的外壳 悲剧的内核——简析《阿Q正传》与《陈奂生上城》的语言特点

《阿Q正传》和《陈奂生上城》虽然是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但这两部小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通过幽默、诙谐、讽刺的语言外表,生动的心理刻画来塑造喜剧性的人物形象,揭露国民劣根性的悲剧主题。本文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分析,提醒大家在物质生活基本得到满足后,更应注重精神素质的提高。     

农村改革叙事的焦虑——重释陈奂生形象

细读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不难发现对陈奂生形象阐释的主流观点存有三个困惑：陈奂生是物质贫困还是精神贫困？陈奂生是“典型”形象还是“另类”形象？陈奂生的精神重负是“历史因袭”的还是“现场即兴”的？这几个困惑揭示了《陈奂生上城》中“精神批判”主题与文本叙述存在着偏差，其原因是国家政治话语规约下的惯性思维大大限制了作者对农村改革问题的独立性思考。     

孙春平小说创作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在新时期文学总体发展过程中,小说走进文化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七十年代宋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到八十年代的《商州初录》、《小鲍庄》,小说与文化的融合描绘了一条由滥觞到发展乃至繁荣的轨迹。文化,越来越强烈地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当代小说创作者。孙春平是     

阿Q与陈奂生之比较——兼谈中国农民劣根性及其成因

早在二十年代,忧愤深广的鲁迅先生就用饱蘸血泪的笔塑造了一个文学史上杰出的中国农民的艺术典型阿Q。鲁迅用现实主义手法,冷峻尖锐地揭露了存在于阿Q身上的劣根性:自卑、自贱、自欺、欺软怕硬、狡猾、狭隘、守旧、麻木不仁……时间过去了五十年,新时期作家高晓声在其“陈奂生系列”小说(如《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中也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陈奂生。高晓声在对生活进行清醒、严峻的思索后,刻画出了存在于陈奂生身上的弱点:自卑、自我麻醉、保守、习惯性的圆滑和投机取巧     

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

高晓声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早运用系列小说的形式来反映农民的生活和命运的作家。他从1979年起写的以陈奂生为主人公的《陈奂生系列小说》因准确真实地剖析了中国农民的灵魂而获得了崇高的赞誉,被认为是具有“鲁迅风的作家”。在文坛上就兴起过一股“陈奂生热”、“高晓声热”。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一共包括7篇:《“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以及《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本文仅从系列小说的前4个短篇,对陈奂生这个独特形象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陈奂生所处的社会环境,从《陈奂生系列小说》中,可以明     

评《码头上的女人》

刊登在今年五月二十八日《真理报》上的短篇小说《码头上的女人》,是一篇毫无特色的作品,思想上既无新意,艺术上也没有什么惊人之笔。但是,仔细读来,这篇小说也颇有些妙处,值得人们一读。 《真理报》是不常发表小说的,编辑先生们之所以看中这篇并不怎么出色的小说,把它     

高晓声心态小说初探

不知意味着不幸还是有幸,“探求者”高晓声因“探求”被“发配”在家乡武进农村二十二年。当他带着李顺大,陈奂生们重新步入文坛时,也给读者带来了泥土的馨香。所以,有人说高晓声的作品“土”,有人甚至声称高晓声是新时代的“山药蛋”派。这实际上是井蛙浅见。王蒙同志曾说过:“高晓声作品的特点是语言生活都很土,而手法结构却很洋,是“寓洋于土”。《中国文学》登了一位外国读者的来信说非常欣赏中国高晓声的“现代派表现手法。”笔者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高晓声所谓的“现代派手法”就是在传统的故事情节描写中揉进了心态。本文试对高晓声的“寓洋于土”的心态小说作一探求。     

流泻的真情——谈梁晓声“散文式”的亲情小说

梁晓声的亲情小说很有散文的味道,这是梁晓声的亲情小说给我最强烈的感觉。梁晓声的亲情小说,如《父亲》、《母亲》、《黑纽扣》等篇幅短小,小说的主人公也大都是作者身边最亲近的人,几部作品相互独立又同时被每部作品中所共有的“我”紧紧联系到一起,形成了相互有关联的整体,构成了一组组家庭生活的画面,同时也将作者从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中年的整个思想感情串联起来,完整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我”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故事的主人公。梁晓声的亲情小说都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而这种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给读者以强烈的真实感。一     

《胎记》中的圣经隐喻解读

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19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其作品的含混性引发了历代读者的多角度解读。《胎记》是霍桑的短篇佳作之一,霍桑有意将《胎记》置于圣经的隐喻体系之中,这为读者解读《胎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通过分析《胎记》中的圣经隐喻,读者可以清晰地发现隐匿在小说中的霍桑的宗教观与科学观。     

悲剧·喜剧·悲喜剧——《呐喊》、《彷徨》的艺术特色

悲剧、喜剧等本是戏剧文学的分类,但从广义来说,也可用来概括小说、诗歌等多种文学样式.本文拟从这方面谈谈鲁迅小说的特点.《呐喊》、《彷徨》共收小说二十五篇.除个别篇目外,按题材性质和表现方法,大致可分为悲剧性作品、喜剧性作品和悲喜剧作品.这些不同类型的作品,从多方面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生活,“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呼啸山庄》中《圣经》故事的寓意探析

西方的文学家,大都善于从《圣经》故事里汲取创作素材,把《圣经》故事的寓意融汇到自己作品的情节和人物性格里,进而使得故事情节更具诱人的弦外之音,使得人物性格更具广阔的延伸。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不惜笔墨地在小说《呼啸山庄》中对门窗、树木和雨水反复提及,使得小说的故事虚实相生、情景交融,使得小说中的主人公们的性格、命运或心态很好地在《圣经》故事里寻找到了最恰当的客观对应物。这不仅蕴含了作者丰富的情思和深广的人生意味,更是暗示出了深刻的社会哲理——人的严重异化。     

元好问《续夷坚志》描写战争特点

元好问《续夷坚志》采用以小说存史的笔触 ,艺术地再现了宋、金、蒙交战的实况 ,有些作品表现出对这一段历史回顾的凄苦余韵。其关于战争描写的特点 ,在小说发展史有着重要意义。     

谋杀的追问──《为了告别的聚会》解读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是一部很难读懂的小说，它采用了一些比拟象征类的手法，作品中的人物或故事往往象征着某种事物，而有些人物的多重性格又很令人费解。本文作为“解读”主要向读者解释象征的对象，分析人物多重性格产生的原因及背景，以使读者更准确地了解作者创作动机、把握《为了告别的聚会》的主题。     

《祝福》与《离婚》的比较分析

本文试图从鲁迅小说的相互联系中揭示这些作品的深刻性。但是,仅靠对《祝福》与《离婚》的比较分析,很难完成这项综合性的考察,所以,有些部分较多地谈到鲁迅的其它作品。     

读者的积极建构与《金色笔记》的解读

《金色笔记》是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代表作,它以主人公所写的五本笔记和一部小说中的故事《自由女性》为主体,其复杂的叙述结构、跳跃的时空转换、变化重合的人物角色及重叠交错的部分内容等模式彻底打破了传统小说读者的阅读期待,改变了读者被动舒适的阅读习惯,使读者不得不积极地参与作品的阅读过程,重新建构作品本体。     

花冠、讲义及其他——鲁迅作品中的一些特殊词语解说

各类中学语文教材中都选进了不少鲁迅的作品,小说占多数.小说的背景又多在S城或鲁镇一带.尽管在地图上找不出这些地名,可是读者仍能清楚地感知其中隐现着作者家乡—一绍兴的影子.至于在舞台或银幕上的《阿Q正传》、《祝福》、《药》等作品,更分明地展示出绍兴的风貌.这些小说的确是乡土文学的精品.     

小说·性别·历史文化——美国汉学家魏爱莲教授访谈录

《水浒后传》虽然不足以列入一流经典,但在探讨中国小说批评在金圣叹等人影响下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时,此书无疑具有作为例证的价值。《水浒后传》被作者陈忱用来表达对政治的疏离和不满,书中引入了小说可以表达个人感情的观念,这使作者站在时代的前沿。中国妇女文化经历了明末清初以及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这两个时期的发展,在第二个时期,女性可以是读者、评论者甚至作者。女性读者推动了小说的发展,到《红楼梦》续书时表现尤为突出。各种《红楼梦》续书显示出女性可以是值得尊敬的小说批评家,续书的情节经常回应女性的关切。出版、传教和妇女之间有一定关联。出版文化与妇女文化在19世纪末以前有所发展,中西小说在19世纪都拥有了更多的读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读者不断增长的兴趣;另一方面是书商们敏锐地意识到小说能带来更多利润。就传教士而言,他们意识到小说能改变读者的观念。     

《围城》的实质空间与读者的心理空间分析

对小说《围城》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更为深入,但鲜有学者从读者视觉对作品进行认知理解。本文从读者视角出发,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从小说人物活动空间到小说宏观框架及局部文本的心理空间构建,研究读者对《围城》的理解。     

说理慎密、抒情曲折——论徐哥小说的语言特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人像徐杼这样——哲学和心理学科班出身,同时又擅长爱情题材的作家。得益于他这样的背景,他在《风萧萧》、《鬼恋》和《阿拉伯海女神》等小说中为读者呈现了具有哲思性的语言;而在《盲恋》、《吉b赛的诱惑》、《鸟语》和《痴心井》等小说中的语言则曲折细腻。历来的论者如吴义勤、王璞、耿传明和陈旋波等都是从内容方面来研究徐行的小说,以此作为重要的论点去定位徐讦作品的价值,从来没有人从五四后白话文的发展来看徐讦小说的语言风格,并把徐盱的语言风格作为他作品价值的一个思考点,而这恰恰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