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袾宏

本文认为,明代佛教继宋代佛教之后,内而诸宗融合、会归净土,外而三教同源、儒释一家;作为“明代佛教四大家”之一的株宏,就是这方面的显著代表。本文介绍了他的简历、著述和思想,认为其著作的内容大多是谈论往生、解脱之道以及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教义,而思辨性的理论非常贫乏。     

宋初佛教儒学化之管窥——以契嵩《辅教编》为例

运用文献史料,高度评价了契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与调和佛儒关系上的贡献和地位。分析认为,宋初儒者排佛思潮高涨,佛家对此往往采取规避、辩解的立场。并认为,契嵩针对当时的排佛思潮用雄辩的议论和系统的理论回应了各种排佛主张,强调儒、释之道一贯,并著《辅教编》论述“儒释会通”思想,不仅缩短了佛儒之间的距离,而且在促使佛教儒学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苏轼融合儒道佛的特色

苏轼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典型意义,突出表现在他融合了儒道佛的思想。在他之前,唐朝就有王维、白居易、司空图等人接受儒、道、佛的思想影响,即所谓“儒教饰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养其寿”,三者互不相妨而成一心。宋代理学就以“月映万川”的看法,使儒家与佛老相融合,成了三教归一。从总趋势看,是三家融合;从其内部看,却充满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情感与道德的矛盾,消极与积极的矛盾。心     

云门宗契嵩禅师佛体儒用的脉络及其思想史价值

学界通常把云门宗契嵩禅师看作三教合一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或谓之"阳释阴儒",或谓之"援儒卫释"。实际上,综合考察契嵩所处时代之排佛浪潮及其护法活动的言行,可以发现契嵩的基本立场仍属佛家,并非"阳释阴儒";同时,契嵩亦非简单地"援儒卫释",而是以"佛体儒用"为根本思路,通过治世与治心的儒佛分工,在护法的基础上追求"以佛统儒"的根本理想。这在伦理观方面,表现为对儒家伦理的吸收;在心性论方面,表现为强调佛家心性论的优越性。     

朱熹青少年时代对佛教思想的继承与扬弃

朱熹青少年时期与佛教思想的传承关系怎样?为什么其后又“逃禅归儒”?在“逃禅归儒”中,扬弃了佛教的什么东西?这些问题的正本清源,对我们正确认识儒佛之间排斥与融合、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深入了解朱熹理学思想的实质,是十分有益的.     

胡寅的佛学批判与宋代儒学的自我认同

在宋代儒释文化会通、儒学遭遇身份危机的背景下,胡寅以灵魂不灭、佛性慈悲、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佛学、佛教基本理论为对象,从学理和经验两个方面展开了严正的批判,严格区分了儒学和佛学宇宙论、形神论、心性论、工夫论等理论的根本差异。他的批判上承二程、张载,下启朱熹,呈现出鲜明的理学特点,代表了儒释之间的文化冲突面相,对宋代儒学自我认同的重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北宋庆历名僧援儒入佛新内涵及其思想史意义

宋初以来。伴随儒学复兴的稳步推进,反佛思潮愈演愈烈。庆历前后达到高峰。为遏制反佛思潮,释智圆、契嵩等方外人士不同程度地援儒入佛。阐其“儒佛互补”“言异理贯”“儒释一贯”等观点。这些观点在我国思想史上地位重要,不仅为佛教发展赢得空间,加快其中国化进程．且对当时的学术思潮、以“和谐”“融合”为特征的民族深层心理的形成。及以三教合一为特征的理学之产生,都影响甚巨。     

论宋代文艺思想与佛教

佛教对宋代的学术、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宋代之前,尚没有哪个朝代的文学理论如此广泛而深刻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而且实现了融会贯通。宋代的佛教已非单纯属于一种外来文化,它已经与中国的儒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融合为一体。宋代佛教是经过文化整合后而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有着明显的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儒家深厚的文化根基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无法摆脱也不可超越的文化基因,而佛教博大的思想体系则将这种基因发扬光大,或者赋予其一种全新的内涵。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宋代儒佛能够在深层次上实现贯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唐宋之后的中国大乘佛教将世界根源归之于"心"这一核心概念。"心"的概念始成为儒学理论的重要概念,而宋代儒学最终由"道学"转向"心学"也证明了佛教的这一影响。有关文艺思想,宋代佛教界所作的阐发甚至较之儒家学者更早,对当时整个思想界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巨大的,这包括宋代佛教的"思无邪"说、佛教与艺术中和观、清雅艺术观念和风气的形成等等。     

契嵩“儒佛一贯”说的逻辑理路

北宋儒学发展的特点,以及儒者对佛教的抗拒,再加上佛教自身的诸多因缘,规约了明教大师契嵩所倡导的"儒佛一贯"说的内在的逻辑理路一从"义理"和"治事"两个角度圆融儒佛.契嵩的努力使历史上的"儒佛一贯"说达到了新的高度,其"儒佛一贯"说客观上缓解了当时的儒佛之争,并且对随后中国佛教乃至日本的佛教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礼佛的现实性倾向探论

苏轼以其横溢的才华和奋励有为而又能超然达观、无适不可的主体精神为历代士人所景仰.在他身上,儒、释、道三者圆融结合,儒教修身,佛教治心,道教养寿,分别满足了他在不同时期与境遇下的个体需要,就中苏轼对佛教的认定、吸纳过程以及礼佛方式都同他的现世情怀息息相关.苏轼礼佛思想的强烈现实性,决定了他对佛理取舍的世情和功用倾向,其鲜明个性特征折射出苏轼人生观的丰富多彩.     

论道家在宋明新儒学形成与演变中的作用

在宋明新儒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 ,道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宋儒学家借助于道家本体思维模式对传统儒学进行新的诠释 ,创立了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 ;南宋朱熹继续借助道家本体思维对原始儒学和北宋新儒学进行综合提升 ,集理学之大成 ;明初儒学家在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之际 ,适时地吸收了道家思想以改造理学 ,使理学过渡为心学 ;明中叶王阳明对儒佛道思想进行融会贯通 ,集心学之大成 ;明代中后期 ,由于王门后学大量引用道家思想及佛教禅学来改造阳明心学 ,致使心学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终至解体。     

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

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通过龙昌期、章詧（chá）、三苏、张商英等人融合各家,兼用佛老,重视儒学的治学实践体现出来,反映了北宋巴蜀地方文化的重要特色。为蜀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多元的思想环境和文化背景。     

论宋代孔子地位变化

两宋时期是孔子地位跌荡起伏、重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历经唐末五代丧乱后，在宋初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儒家面临崩坏边缘，作为儒门先圣的孔子，其社会地位也伴随儒学地位的低落而跌落。与此同时，则是世俗认知中佛学及其人物地位的不断上升。南宋时，孔子地位持续跌落，后者地位远超前者。在宋代社会生活中，许多供奉孔子的建筑年久失修、祭拜孔子的仪式常年荒废，在书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孔子地位也受到道释人物形象的挑战，甚至有优伶以孔子为戏。无论是孔子的无形思想，还是孔子的有形塑像，都面临失去原有凭依与地位的困境。为重树孔子地位及儒学权威，宋代士大夫不懈努力，如王安石儒学创新高度和地位超迈先贤，可与孔孟比高低；二程发挥孔孟绝学创立"洛学"，经后续传播演进，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形成新的儒学即"理学"思想体系，其贡献等同孔子；宋儒也利用书院及州县学极力抬高孔子地位，同佛、道争夺生存空间。南宋理宗正式将"理学"升至官学正统地位，同时也热衷于佛教，此为儒佛认知转变之重要导向，许多士人也倾向于儒佛并重，三教并尊。此后，长期以来儒佛发展偏失的趋势发生重大变化，儒佛地位得以重新调整和建构，二者走向均衡发展趋势。孔子地位又有所上升，也再次为后世孔子及其学说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略论周敦颐圣学观的内在逻辑和思想特色

北宋思想家周敦颐的圣学观,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以＂诚＂为圣人之本,以＂无欲＂为学圣之要,坚持＂中正仁义而主静＂的价值观,开创了宋明理学＂学以至圣人之道＂的修道理路。其圣学观简明扼要,兼取释、道思想精华,具有促使儒学发展模式转向的历史作用。     

试论刘昼的美学思想

北齐刘昼《刘子》一书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个点。该书会通儒道,一方面以“神恬心清”、谦下守柔为人生最高境界的美,另一方面又援儒入道,主张以儒家的“忠孝仁义”、“中和”之道节制“情欲”,走向道家的“神恬心清”之美。它不仅在适性之美和适用之美方面发表过发人深思的意见,而且在审美的主客体辩证关系方面作出过深刻分析,是对刘勰等人相关思想的重大发展。     

在调和与融通之间：唐宋变迁视野下的三教互动

直至中唐以前,佛教与道教虽曾各倡调和之论,历朝君主也有调和之举,但都是对三者关系的外在安顿,儒佛道之间真正融通并未措手。大约中唐前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道教尽展本土宗教的全部特色。儒学也自觉危机,遂由韩愈肇其始,而由宋代理学家最终毕其功,融汇佛道的合理精髓,再构宋学的思想体系,最终夺回三教关系的话语主权。在此过程中,佛道两家进一步将儒学价值观自觉纳入教义,主动向儒家靠拢。而宋代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个人在崇道好佛上各有轩轾,却始终以调和三教为基本国策,但仍有值得抉发的历史细节,勾划出统治者从三教调和的外在安顿向三教融通的格局砥定的政策走向。这些变化与互动,构成了思想领域中唐宋变革的一大主题。     

从“省之又省”到圆融三教——党争及贬谪与苏辙的思想蜕变

出于明哲保身的需要,苏辙元丰时期以老子之道作为处世哲学,兼容儒释,初步呈现出三教合流的倾向。绍圣以后,苏辙贬谪日重,心意衰颓,其思想更由儒道趋向佛禅,儒释道在苏辙那里更加呈现出圆融为一的态势。从"省之又省"到圆融三教,苏辙的思想变化代表了北宋中后期被贬士人群体由有所作为到不断沉沦的衰变历程。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性质及其对北宋社会的影响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主体是儒家传统丧葬礼仪，其绝大多数仪式见诸《周礼》、《仪礼》、《礼记》，还有一部分是源于这“三礼”或前代丧葬礼仪，只有极少数仪式源于佛教、阴阳五行学说及道教。北宋皇帝丧葬礼仪对北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     

宋代火葬的盛行及其对"华夷之辨"观念的挑战

宋代火葬习俗屡禁不止,火葬与反火葬之争其实质是挑战与维护"华夷之辨"观念的一个缩影.在这场斗争中,火葬屡禁不止的事实表明挑战一方获胜和维护一方的受挫.这是作为"华夷之辨"观念维护者的宋代儒家学说影响力式微,而作为挑战一方的佛教和少数民族丧葬观念强势影响中原文化,以及宋代特殊的时代特征交织作用的结果.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