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野史

野史是中国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史事大多出于闻见,四是记事较少忌讳。野史同正史相对而言,在发展过程中,正史的内涵趋于稳定,野史的内涵愈来愈宽。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批判继承的观点,是对待野史以及野史与正史关系的正确态度。野史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和史家自觉意识的不断增强,丰富了历史记载的内容,活泼了历史编撰的形式。     

正统论与中国文明连续性

正统论是一种具有政治统治在时间上连续不断和在空间上统一的特点的国家政权理论和史学理论。政治家讲正统 ,体现了政治家的政权连续性意识 ,促使有作为的政治家以统一中国为己任 ;史学家讲正统 ,体现了史学家的政权连续性意识 ,促使史家不断以正统观念编撰正史或改编史书 ,正史成为中国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载体。正统论是促成中国文明具有连续性特点的原因之一。     

赵翼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中国传统史学 ,自孔子确立“为尊者讳”的原则以来 ,历代官修“正史”皆以顺逆善恶的价值判断来决定对历史事实的取舍从违。而清代史学家赵翼则有感于“乃知青史上 ,大半亦属诬”的状况 ,在《廿二史札记》中对孔子开启的“掩护之法”作了批判 ,全面系统地揭露了历代“正史”作伪的事实 ;他所使用的辨伪方法 ,与近代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文章还对赵翼寓于其史学考据中的进步思想作了论述 ,认为赵翼是乾嘉年间一位具有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并且初具世界意识和现代意识的进步思想家。     

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白寿彝先生的通史编撰及其思想渊源析论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当代史学名家。其所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与多卷本《中国通史》,结构严谨、语意通俗、流传量广,是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家史书编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大众化成就的显著代表,亦是为了满足国内外读者要求,充分继承通史家风,尤其是民国以来顾颉刚诸先生的通史编撰遗产而取得的集体智慧结晶。     

《魏书》编撰性质考论

由北齐魏收奉诏纂修的《魏书》,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以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政权为记述主体的“正史”,是民族史撰述上的杰作。关于《魏书》的编撰性质,近世史家认为,因其多半成于魏收一人之手,故与私家撰述无异。而仔细考论,《魏书》的官修背景非常明显。全书在撰写过程中不仅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而且在“秽史”问题出现后,北齐三朝皇帝四次下令修改,方流传于世。《魏书》的官修性质不容忽视。     

史与诗的合璧:作为史家身份的赵翼诗歌创新

赵翼在清代乾嘉诗坛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其独特性之一表现在其身份的二重性———诗人与史家合璧 ,赵翼的诗歌创作明显受其史学思维与方法的影响 ,在诗歌内容与风格等方面皆有创新 ;其独特性之二表现在赵翼诗歌理论的创新主张上 ,把史学思维与方法作为其诗歌创新实践的运营途径。     

马克思主义史家论历史编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历史编撰与史学发展的关系、史书体裁的发展、历史编撰改革的方向以及史书编撰创新的途径等有关历史编撰的论述,不仅丰富了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内容,而且对于今天新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鲁迅与野史

鲁迅重视历史典籍,对于野史笔记更为留意。他说过,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野史是对“正史”而言。正史是统治阶级官方修定的史书,清乾隆时选定从《史记》至《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作为《正史》。野史指的是中国古代私人编撰的史书;杂说即杂记,往往记一时之见闻和一事之始末,或者常有掌故性质的史书。野史杂说,统称为杂史,它的特点,     

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编撰三题

通代与断代、官修与私修、正史与别史 ,是纪传体史书编撰中存在的突出现象 ,都各具其利 ,各有其弊 ,互为补充 ,并行不悖。今天当辩证视之 ,不宜厚此薄彼。     

《五代史志》与典制体通史的纂修

在纪传体"正史"中设立书志始于《史记》,《汉书》继之,至唐修《五代史志》,更标志着"正史"书志的发展趋于成熟和完善。《五代史志》主要反映了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典章制度的演变。同时在典制的叙述中,史家提出了对历史问题与社会问题的深刻见解:客观反映历史发展的新趋势,深入探讨经济政策与朝代兴亡之关系,重视揭露封建社会刑法的残酷性。这些成就构成典制体史书向前发展的动力。史学演进至中唐时期,无论是时代环境、政治发展的需要,还是史学自身重"通"的内在要求,都呼唤典制体通史的出世。而《五代史志》的修撰实践,恰好在编纂体例、著述旨趣、史料内容等方面为杜佑纂修《通典》开辟了道路。因而可以认为,《五代史志》在历史编纂上架设了一条从"正史"书志向典制体通史过渡的桥梁。     

高适家世及其早年经历释证——以新出《高崇文玄堂记》、《高逸墓志》为中心

新出土的高适之父<高崇文玄堂记>、之侄<高逸墓志>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著名诗人高适的家世及其早年经历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对历来争论很多的高适生年重新加以考释,综合考订了高适家族高崇文、高崇德、高崇礼三支的仕宦、婚姻情况,并对高适早年生活经历、本人与家庭的关系、仕宦生涯的几个关键转折点等学界关注的问题提出了新解.     

赵俪生先生的治学历程与学术成就

赵俪生先生学识渊博 ,文史哲兼长而尤精于史 ,在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文化史三个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的学术渊源、师业承受、个人经历铸就了他独具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他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和求实求真的执着追求 ,成为当今时代逸群绝伦、独具风采的学术名家。     

赵孟頫仕元问题三论

以书、画、诗、文闻名于世的赵孟頫,因以宋室王孙的身份出仕元朝而备受争议,关于仕元也一直是其研究的焦点。本文结合赵孟頫《松雪斋集》及其经历,对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某些看法提出异议:赵孟頫是贰臣抑或逆子?赵孟頫是主动出仕还是被动出仕?赵孟頫力求外任是甘于淡泊还是无奈的选择?     

天台智的反形而上学佛学体系

天台智的“圆融三谛”说是反二元论的佛学真理论 ;“一念三千”是在修行论方面对心法二元论的挑战 ;圆顿止观是对形而上学次弟修行方法的改造。智佛学虽然给形而上学次弟修证方法留下地盘 ,但仍不失为佛教史上第一个体系化的反形而上学学说。     

“思想的无端骄傲”——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本文是对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新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的学术评论。文章认为 ,葛先生“重写”思想史的基本路子即以论带史、以今视昔、以文领义 ,而“基本路子只有一条 ,一分为三 ,乃是方便说法”。事实上 ,思想史领域本来就别有洞天 ,“葛先生自许的突破之处 ,不过是划地为牢 ,然后纵身一跃 ,作突破状而已。”文章还批评了《中国思想史》中存在的理路不清、用词不当的一些“大议论”。本文作者总结道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评论这本书 ,我将说 :“在这本号称‘思想史’的书里 ,我看不到历史上的思想和知识 ,我只看到现在一位中国人葛兆光的‘思想’”。     

瓯北推重元遗山原因探考

“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赵翼,在其遴选严苛的《瓯北诗话》中,将少数民族诗人元好问纳入其中,体现出集史家、学者、文人于一身的作者独到的美学眼光,在元好问诗歌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瓯北推重元好问的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上：一是一直受到正统文派排斥的辽金诗文,在清代得到前所未有的普遍重视,甚至封建帝王亦厕身其中;二是交往圈的影响,瓯北朋友翁方纲对遗山诗艺术风格把握独到,恩师汪由敦亦倾心遗山诗。主观上：一是元、赵二人,对史学研究有着共同的喜好;二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都能避开前人套路,吸收历代诗家之长,成就个人之风格,并自觉承担起诗家之责;三是瓯北在诗歌创作主张与取材方面,与遗山颇多相似之处,且他们都有学杜之倾向。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以曾巩与苏轼的见解为例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是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曾巩与苏轼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曾巩的挤压见解与苏轼利用佛教生财的主张,表面看似对立,但二人的主旨却是一致的,即通过对佛教资源的再分配,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当然这一紧一松,与二人的性格和仕途经历有密切关系。曾巩的处事严谨与苏轼的放达宽容,曾巩的任职京师、编修史籍与苏轼的任职地方州府首长的经历,形成鲜明对照。     

“旧族”与“晋人”：石赵文学的主体构成及主要特点

在石赵政权中出仕的汉族士人,因其阶级来源主要分为两类人：一种是曾在西晋有一定地位的贵族士人,被称为“旧族”;一种是起自乡里社会的寒素士人,被称为“晋人”。汉族士人是构成石赵政权文学发展的主体。然而寒人作为石赵政权中深受倚靠的对象,出仕待遇高于旧族,在文学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较高。寒人在石赵政权中的兴起与旧族的衰落,反映了十六国前期文学发展秩序的一些深刻变化。     

张照与徐用锡交游考

张照与徐用锡为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同年进士,又以诗文书法名于当时。张照与徐用锡为官期间受朝廷之命共同编纂书籍,而各自曲折的为官际遇又在他们诗文唱和中多有体现。作为书家,张照与徐用锡在书法上亦有交往,这种交往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官员公务之外的生活。     

论程颐易学对王弼之学的继承

《周易程氏传》是理学家易学的代表著作。《程传》作为义理易学的著作,其学术思想直接渊源于王弼。程颐《周易程氏传》与王弼《周易注》之间在易学的学术形态、体用关系、以人事明天道等方面有学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