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近年来,教育理论界展开了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意见很不统一。目前大致有三种看法:其一,教育属于或基本上属于上层建筑;其二,教育属于或基本上属于生产力;其三,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究竟哪一种意见正确?哪一种观点真正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对此应作具体分析。我们认为,就教育的本质而言,它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一、教育本质与科学的教育概念是一致的对教育本质的探讨并不是从现代开始的。历史上许多教育家,都试图揭示教育的本质。我国古代“性善论”者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荀子说:“以善先人谓之教。”许慎则认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善子使作也。”(《说文解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则宣扬“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由于时代     

宏观经济学的特殊问题与逻辑结构——兼论总供求缺口形成的原因

经济学研究中发生的一些理论争论,有时症结往往并不在问题本身,而在于对整个经济学理论的系统理解,在于对各种经济问题相互关系及其在理论体系中所处地位的理解。比如,经常发生争论的一个问题是:总供求缺口(也可称“总量短缺”)究竟原因何在?是由“需求过大”决定的,还是由“供给不足”决定的?由于超额总需求或总供求缺口=总需求-总供给,因此两种观点似乎都符合基本变化关系并似乎都能对问题作出一定的解释。这一争论的主要症结就在于理论逻辑和概念体系方面的问题。就现实中存在的经济弊病而论,既有国民收入超分配、货币供给失控的问题(从而引起总需求膨胀),又有生产效率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之类的问题(从而引起总供给水平低下,或称“总供给不足”)。但问题在     

论加达默解释学的实存主义倾向

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存在(Being)问题,或者说存在的意义问题.就实存与本质的关系问题发生的争论,即在实存主义与本质主义之间发生的争论,是最根本的哲学争论. 自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哲学史,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史,基本上都是本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在黑格尔那里,这种本质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把实存完全看作是由本质决定的,是本质的一个环节、是本质的一种外化.一个事物的全部发展变化,都已由其隐藏的本质预先内在地决定了. 整个当代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黑格尔本质主义的反动.其中,当代哲学解释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家加达默的解释学,无疑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关于竞争的道德性——简论人性与道德

人性就是人的本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有一段名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恩全集》卷3—5页)即是说,人性主要不是属于思想意识范畴的问题,而主要是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道德则是对人的某种规范,它是一定社会为了调整人们之间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所提倡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即是说,道德主要不是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而主要是属于思想意识范畴的问题。     

生产价格与自觉运用价值规律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要求我们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就是价值量的决定问题。比如说,价值量是由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似乎不成什么问题,其实不然。社会主义价格的基础到底是价值还是生产价格的争论,迄今未止,说明这个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在我看来:价值和生产价格在量上是基本一致的,因而上述的争论可以休矣！这里的关键是对社会平均必要劳动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从具体的现实生活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

在我接到心向美学的朋友们来信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美学怎样学?究竟怎样才算美?“美的本质”是什么?提问“怎样才算美”的朋友们未免有些谦虚。实际上这些朋友们每天都在接触到一些美的和丑的事物,在情感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受甚至激动。例如一个年轻小伙子碰见一位颇觉得中意的姑娘,他能没有一点美的感受吗?一个正派人在天安门事件中看见正反两派人物的激烈斗争,不也是多少能感觉到美的确实是美,丑的确实是丑吗?在这种场合,放过火热的斗争而追问美的本质是什么,丑的本质是什么,不是有点文不对题吗?每个人如果不是白痴,对于具体的美和丑都有些认识,这种认识不一定马上就对,但在不断地体验现实生活和文艺修养中,它会逐渐由错误到正确,由浅到深,这正是审美教育的发展过程。而现在有些人却放弃亲身接触过和     

需求和社会必要劳动与市场价值

需求是否也是参预决定市场价值的一个因素?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是怎样的涵义?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统一决定市场价值,这样提法对不对?本文试图对这几个问题提供尽可能简要而十分明确的答案。这些问题,笔者曾经与一些同志进行过争论。现在看来,与我争论的同志,在其论著中力图强调:“供求关系是社会价值确立方法的前提”。这是正确的,在阐述马克思价值理论和一些重要思想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我过去是认识不足的。主要是由于当时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彻底搞清楚,所以,虽然现在看来,我过去的论点和论据,基本上依然可以成立,但确实并没有把问题说清楚,以致使卫兴华同志对我的文章得出这样的印象:“他对经典著作的某些论点的解释,完全背离了原意。他对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也未弄清楚,甚至把我所反对的观点,当作是我所主张的观点”。“宋承先同志用了一页的篇幅转述我的基本论点,但不切原意”。本文主要是根据我近年来对这些问题的理解,环绕争论中涉及的少数关键问题,阐述我的看法,尽可能避免占用篇幅再重复过去已经讲过的东西。但看来最好还是先在这里说明一点:我过去和现在认为值得商榷的是卫兴华同志的如下论点:“如果供求关系产生了异常的不平衡现象,……那么,商品的社会价值就可以不由平均条件的劳动耗费即平均价值来决定,而是由劣等条件或优等条件的个别价值来决定了”。我过去和现在的论点很简单:(1)市场价值(即社会价值)这个范畴本身的涵义或定义,就是指的是,供求平衡时会有的成交价格。(2)供求不平衡,不管“只是一般的不平衡”还是“异常的不平衡”所决定的成交价格,即使这个成交价格恰好等于劣等条件或优等条件下的个别价值,这种由供求异常不平衡所决定的成交价格,不能认为是市场价值(即社会价值),而应该认为是与市场价值偏离的市场价格。这两点本来似乎应该是很难引起什么不同的看法的,但事实上却出现了很大的纷歧。所以,后面的行文,着重点在于说明之所以产生纷歧的主要根源,即如何理解大家都引证的马克思有关论述的含义。     

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之我见——简论需要问题

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这在唯物史观中是一个涉及全局的重要问题。长期被哲学界接受的普遍看法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进而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也可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笔者以为,在历史发展根本动力问题上,上述无论“社会基本矛盾说”还是“生产力说”都没有抓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东西,都仅仅停留在历史现象的浮面和表层,没有开掘出     

论“要人治,还是要法治”

(一)人治与法治的争论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但我们今天的 讨论与历史上的争论本质上不是一回事 顾名思义,“法治”就是以法治国。什么是“人治”?古往今来说法不一。例如,人治是指重视国家领导人的作用;是指领导者不民主的工作风和思想作作风;是指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由人来作决定;是指执行法律的人;是指“清官之治”;是指对当权者的培养、选拔;是指重视道德、舆论、教育工作等等。我们不赞成这些解释,因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治理国家要不要人和需要怎样的人这类无须置疑的问题,而是指治理国家的“人”(主要是指统治阶级),以什么为依据、采取什么途径、达到什么目的来治理国家。国家都是人来治理,要     

关于教育是上层建筑之我见

我是同意教育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观点的,并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足以解答教育的根本问题。但在如何断定教育是属于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力的问题上,我以为,区分的标尺不在于教育所传授的生产知识的多寡,不在于学校发展数量的统计,也不在于教育是否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而在于教育形成、产生作用的原因,受什么支配,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培养人的这一职能的本身固有的属性。马克思说:“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①这里值得注意的:不仅提到上     

社会科学的领域

“什么是社会科学?”这一问题是西里门早期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悬而未决的一个题目。 西里门教授把社会科学定义为精神或文化的科学,这门科学论述个人作为团体成员之一的活动,因此他又把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的学科分为社会科学、半社会科学以及同社会科学有关的科学。他认为政治,经济,法律,人类学,社会学,刑罚学属于社会科学。论理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属于半社会科学,而生物学,地理学,医学,语言学和艺术属于同社会科学有关的科学。 “什么是社会科学?”这一问题从它的定义上看是很明显的,它很难有一个最后的答案。因为社会科学的范畴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即使在同一时代,大家的认识也不尽相同。经过不断的争论,例如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之一,还是一门人文主义学科?地理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还是一门综合学科包括在社会科学和地球科学二者之内;法律是属于社会科学还是一门专门知识的主体;心理学属于社会科学还是属于自然科学,精神病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还是医学的一个分支。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重读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和苏联文学思想的影响下,我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写真实”、“干预生活”的作品,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这篇小说一发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文艺学习》从1956年12月起,组织了关于这篇小说的专题讨论,连续4期共发表了25篇具有代表性的争论文章。《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等报刊也载文开展讨论。讨论开始时意见分岐很大,后来逐渐趋于统一,但是在1957年末,在“反右”斗争的背景上,这篇小说遭到了批判.而作者也因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当时围绕这一作品展开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1)这样的组织部真实、典型吗?(2)怎样看待林震和刘世吾?(3)作品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这些问题上,论者们有过很不相同的看法。例如,就有无这样的组织部这一问题,     

晚年的丘逢甲是资产阶级革命派

晚年的丘逢甲属于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这是不久前结束的纪念丘逢甲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热烈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衡量丘逢甲晚年究系何派,并不在于他是否在组织上加入过同盟会,也不在于其他别的,关键要看他:(一)是赞成还是反对推翻腐朽卖国的清王朝;(二)是赞成还是反对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     

商品产生和存在原因刍议——与樊季刚同志商榷

本文试图以马克思的商品理论为指导,就商品产生和存在的原因问题,与樊季刚同志商榷。一商品,从它产生以来,历经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中,它仍不可遏制地出现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决定产品转化为商品?究竟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还必然存在着商品生产?这个问题,从社会主义诞生到现在,一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争论焦点之一。如果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列宁和布哈林的论争算起,至今已达六十年。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探讨,提出了不少见解。《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年第二期,樊季刚同志《商品产生和存在原因的再探讨》(以下简称《再探讨》)的文章,分析了商品经济萌芽、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提出:人们在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必然造成的劳动本质差别,是商品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何为劳动本质差别呢?文中曰:一是劳动者的“劳动是异质的”(即劳动的具体形态的多样化);二是劳动者的“劳动又是异量的”(即劳动者在生产中付出劳动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对比研究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由于年代久远,文质之争常被一些学者比附为西方的意译、直译之争.事实果真如此吗？对比研究显示: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出处不同,内涵不同,争论过程也不同,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渊源于我国传统文化,内涵是译文语言的文丽或质朴,需要解决译文是否需要文饰的问题,属于语言风格的争论;而意译、直译之争渊源于西方传统文化,内涵是按意翻译还是按词翻译的问题,讨论如何传达原文的问题,属于翻译方法的争论.这些不同说明文质问题不等于意译、直译问题,二者虽有关联,但侧重点截然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比附于西方的意译和直译之争.     

后现代科学价值观的新走向

当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昂首阔步走进现代化的过程中 ,“后现代”的云雾笼罩着现代化的“天空”。何谓“后现代” ?究竟是由“现代”发展而来 ?还是存在于“现代”之前 ?还是两者没有本质差别 ?“自然祛魅”了吗 ?“科学祛魅”了吗 ?人们的世界观如何 ?如何评价“科学”的价值等 ,“后现代”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值得我们关注     

利益冲突与改革性质的定位和改革方式的选择

一、中国改革的多重性质及其利益冲突本质中国的改革从不同的角度看具有不同的性质 ,这些都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环境下 (宪政秩序下 )的社会利益结构的性质 (对抗性利益冲突还是非对抗性利益冲突 )有关。进一步讲 ,改革性质 (是变革还是革命 )不仅是由一定社会的制度环境下利益冲突的社会性质决定的 ,而且是由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对利益平衡的社会性要求决定的 ,而不是由少数政治精英的主观愿望决定的。问题的另一面 ,一旦改革的性质得以正确定位 (源于改革领导者对改革客观性质的正确的主观反映 ) ,就会反过来影响改革方式的选择 ,从而影响改革过…     

学习马克思主义法学 提高法制建设的自觉性

(一)“法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调整人们关系的行为规则的总和”对吗? 在社会上的人们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能总和到一起吗?法的规则对统治阶级是民主,是他们的意志的反映,对被统治阶级是专政,是强加异己的意志于他们。把这两个方面根本对立的行为规则用“总和”来表示,是揭露法的本质,还是掩盖了法的本质呢?何况有的在实际上就不是“总和”而是分别规定的。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小民乃惟刑”(《尚书·召诰》)“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周礼·秋官司冠》)在这里,大夫是一种行为规则,庶人是一种行     

教育现象的模糊性及对教育理论数量化研究的几点启示

一、教育现象的模糊性(一)教育本质的不清晰性现实世界中的许多事物都可以根据精确的判据标准把它们区分为彼此界限分明的类别,非此即彼,明确肯定。我们称这类有明确类属的事物为具清晰性。模糊性则是事物类属的不清晰性。扎德在创立模糊数学的第一篇文章中对模糊事物描述说:“不精确性的根源在于缺乏明确的类别隶属判据。”教育现象属于一种社会范畴。它在类属上是明确而不含糊的。但就其本质上说,它是怎样的一种社会现象呢?这却是没有明确界限的。因此,教育理论界才有了“教育是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力”之争。事实上,教育现象正如自然界中的高山,大河、天晴、路远这类没有明确区分标准的现象一样,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它既具有上层建筑的成分,又具有生产力的成分,一定要争出个非此即彼的绝对结论来,是没有必要的。就教学内容来说,也很难严格地区分出哪些是纯知识性的,哪些是专能发展学生智力的,哪些又是专为政治思想教育服务的;就课堂教学形式方法来说,也不可能清晰地分出哪些是专能发展学生一般的解决问题能力的,哪些是特能训练学生性格的,哪些是仅仅对培养学生的独创性有利的;而对于学生已有的知识技能来说,也不可能绝对分出哪些是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哪些又是仅能为巩固社会上层建筑服务的;如此等等。对此的深刻了解,对于辩证看待教育性状演变的差异性是很有益的。     

辛亥革命与“反满联盟”

<正> 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毛泽东认为:“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说:“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那么,辛亥革命为什么在“赶跑皇帝”以后,又遭到失败呢?这是史学界尚未准确回答的问题。本文认为:辛亥革命不幸的结局是由辛亥革命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反满联盟”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