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团体土地所有权探析——以义田制度为中心的考察

以义田为代表的清代团体土地,是清代土地所有权的重要形式之一,对清代社会的长期稳定具有重要价值。清代团体土地所有权在宗族、书院、寺庙等主体上的设立过程,体现了民间力举与国家力推的特征;清代团体土地所有权以交易安全为第一宗旨,其采用的要求苛刻之运行模式,是封闭主义与回避原则的作用结果,避免了社会动荡对其产权稳定的冲击;宗族法与国家法二元色彩的合力,则形成了清代团体土地所有权的保护源泉。     

清代民间纠纷调解的规则与秩序——以徽州私约为中心的解读

清代乡土社会存在着三种层次的纠纷调解,即民间调解、州县官方调处以及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半官方性质调解.在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清代民间调解十分盛行且存在着内在的规则与秩序:参与民间纠纷调解的主体多、范围广泛;民间纠纷调解的形式灵活多样,家族调解享有程序上的优先权;民间调解的依据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国家制定法外,儒家伦理道德和情理、家法族规、乡规民约、习惯、风俗等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代乡土社会的民间纠纷调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法与乡土社会规则之间一种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矛盾统一的和谐秩序.     

清代前中期的行会、行会法与城市管理

清代前中期,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广泛介入城市的经济、社会保障和市政建设等领域,成为城市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清代前中期城市行会等民间机构之所以承担了大量的城市管理职能,既是清代前期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国家有意为之.     

"吃讲茶"习俗与民间纠纷解决

"吃讲茶"是清代至民国时期长江流域的一种专门的解纷习俗。它的解纷模式属于不同于国家解决和个人解决的社会解决模式。这一模式以临时集会的形式,以茶馆为纠纷解决场所,以"中人"或茶客为解纷主体,将民间调解与民间审判有机结合。它所走的多元化解纷路线、它对民间和谐文化元素和民间公共舆论场所的利用等因素,对于矫正中国今天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诉讼单边主义"倾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家、民间权威、族群: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以国家、民间权威和族群作为三个能动的主体,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考察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清初国家强化了对这一区域乡村社会的控制,清代中后期,随着民间权威和族群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力量的加强,国家权力日益被地方性知识所消蚀.三者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中,构成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并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共同完成了这个区域的历史变迁.     

浅议清代民间调处制度

民间调处作为清代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无论官府还是普通民众都对其十分依赖,大量社会纠纷都会通过寻求民间调处方式得到解决。通过运用司法档案、契约等文献对清代民间调处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到清代民间调处制度已经逐渐得到发展、完善,已初步具有调处主体类型化、调处运行机制制度化、调处依据多元化的特征。清代民间调处制度具有的这些特征使得民间调处在清代社会纠纷化解中扮演了更为重要与有效的角色。     

浅析我国现行会计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及对策

一、会计管理体制的概念会计管理体制(The System of Accounting Regulation)是指对会计行为的管理机制和组织制度。一个国家的会计管理体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施会计管理的机构和组织;二是规范会计行为的有关法律、准则和制度等规范体系。从各国情况来看,对会计管理的制度安排在不同国家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大体上可分为3种体制:1.法律性管制,是指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有关的法律对会计的要求和司法机关仅此对会计违法案件进行审理和判决,以保证会计行为(包括企业会计行为和注册会计师行为)有序进行的一种管理机制。2.…     

乡村社会转型期的民间信仰——以陕西省武功镇金仙信仰为例

求佛拜神、赶庙会是关中农村社会中十分重要的民间信仰活动,对农村居民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有着深刻的影响。以陕西省武功镇金仙观周边的村落为例,介绍了社会转型期关中地区民间信仰的发展状况,包括金仙观的历史变迁、寺庙管理、主要的信仰活动等情况,从而更好地理解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民间信仰对农村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国外主要国有森林资源管理体制及比较分析

国有林一直是世界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公有林依然是主体构成,占全球森林面积的84.4％,在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等七个国家的国有林的平均比重达到62.36％.目前世界上国有林的主要管理体制有中央政府主导的垂直管理、以州为主体的垂直管理、以省为主的分级协调、管理与经营分离等四种管理体制.在对这四种管理体制的体制形式、组织机构、人员和资金安排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在管理体制上,都是基于国有林资源所有权确定,而且都遵循所有权和管理权限对应的原则,具体经营活动都不同程度引入市场机制;在管理机构设置上,世界各国国有林管理设立专门的管理组织机构负责国有林的管理工作,大部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都明确了国有林的具体管理职责和权限;在用工制度上,国有林的管理人员实行公务员制度,具体经营人员按企业化管理;在资金管理上,基本都实行资金全额预算,收支两务线管理.上述国家在国有林管理中体现的生态优先、分类分级管理、政府主导资源管理与具体经营活动市场化,健全法律法规等对我国国有林改革具有重要借鉴与启示.     

经济法与政府经济管理行为之法律规制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管理经济的职能,而发挥这一职能的方式,就是授权经济管理机关运用经济管理权对经济生活实施管理。经济法就是这样的一种法律规范。现代经济法是在一个高的起点上出现于法律之林。它授予经济法主体以管理经济的地位与职权,并加以必要的规制。     

电子政务管理模式探析

电子政务的管理模式是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基础,以共享、交流、协作为核心,以政务信息流、工作流相对集成为结构的政务管理模式.它通过信息资源的动态配置和工作流的动态重组,使政府工作效率更高,服务更好,花费更少.电子政务管理模式,必将导致政府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决策、管理手段、管理内容、管理范围等方面的变革和组织机构的调整,其意义深远而重大.只有在这个层面上理解电子政务,才能把握电子政务的实质,并有效地组织和推进电子政务工作的实施.     

论公务用车管理的组织模式选择——基于网络组织理论的视角

不同种类公务用车因其工作任务性质和环境等差异,交易的不确定性、潜在交易对手的数量、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交易频率等交易因素明显不同。根据公务用车的交易因素差异,公务用车管理应综合采用科层组织、网络组织和市场组织三种基本形式;根据投资主体、管理主体以及消费主体之间的不同关系组合,公务用车投资管理可采用政府投入政府管理的行政模式、政府投入民间管理的社会模式、民间投入民间管理的市场模式等三种基本模式。三种组织形式与三种投资管理模式的契合将形成公务用车管理分类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方向。     

试论朱元璋的佛教政策

朱元璋以儒治国,对佛教既不过分尊崇,又不十分裁抑。他健全佛教管理机构,大力推行度牒制度,严格限制僧人和寺院数量,严厉惩处违法犯戒僧人,有效遏制了元末佛教势力恶性膨胀的势头,保障了明初的政治稳定、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近代江苏盐政体制改革研究

历代政府十分重视盐政管理。长期以来,地方权势操纵盐政,以致中央与地方围绕盐政管理权展开激烈博弈。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对内与对外战争的频繁发生,中央财政日益窘迫,逐步加强了对地方盐政的管理。在此背景下,江苏盐政经历了三次重大改革,分别是“清中期陶澍主持的票盐制度改革、清末载泽主持的盐政院改革、北洋政府主持的盐务稽核所改革”。三次改革既有共通点,又各具特色,却因改革未触及弊政根本,以致改革不彻底,并最终失败。     

由伍廷芳入立法局看19世纪香港华人地位的变迁

１８８０年，华人伍廷芳入立法局打破港英政府机构由英人垄断的局面，是香港华人在英殖民统治下参与管理香港事务的开始，是华人实力增强、地位上升的重要标志。华人地位上升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实力的增强，另外，具有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的轩尼诗港督给华人参政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并在客观上成为港英转变对华统治方式的起点。同时，华人参政并不意味着华人获得管理香港事务的真正权力。     

协同政务：电子政务发展的必然趋势

协同政务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管理理念,突破了电子政务中存在的信息孤岛问题,可有效整合信息资源,在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实现业务界限的融合,实现政务流程在各个部门间的无缝衔接,提高管理绩效,在服务传输层面上提升公众服务的便捷性和满意度,是电子政务新的发展趋势。     

近代城市慈善组织运作机制探析——以天津市慈善组织为例

近代天津城市慈善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民间，包括地方官员以个人身份捐助的俸银，同时，也有一部分来自官方拨款和捐税收入。在人事管理方面，早期慈善组织一般采用轮值制，到后来采用董事制。在经营管理方面，清末的慈善组织有将存款存放到当商、银号生息的，有购买土地出租赚取租金的，还有购买房产地皮出租房屋的。到民国以后，大多数慈善组织的经营模式以存款取息为主。     

城乡比较视角下农村网格化管理审视

网格化管理日益被视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模式而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实践。从城乡比较的视角看,作为一种最初孕生于城市社会的治理模式,网格化管理与城市社会的高密度空间格局、高频次治理事务的特质相适配。而乡村社会的分散化空间格局、低频次的治理事务,以及乡村基层政府相对灵活高效的部门协同机制,决定了网格化管理模式与乡村社会基础之间的适配错位。网格化管理模式在乡村社会的具体实践诱发大量简单事务和治理对象的私人性事务涌入正式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主体的避责式消极应对,整个基层治理体系也由此偏离了简约高效的基本定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构建与乡村社会相适配的治理体系,网格化管理在乡村社会的推广应用需要更加审慎。     

略述瓦剌与明朝在西北的关系

１５世纪初期,瓦剌（亦称西部蒙古）势力强大起来后,即与明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发生着重要关系,构成为西北民族关系的特殊局面。首先是对丝绸之路要道——哈密的争夺,双方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较量,明朝政府苦心经营的哈密、沙州、罕东、赤斤蒙古诸卫地区,落入了瓦剌之手。其次,虽在关系紧张时期,相互政治、经济联系也仍然不断。瓦剌首领及其大小头目既接受明王朝封官授赐,又贡使“络绎于道,驼马迭贡于廷”,联系密切,蒙、汉等各民族间的民间贸易更是往来不断     

迈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

如何实现社区的善治,重建社区生活共同体,成为当前政府、社会、高校等各界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由于当前社区类型的多样化、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社区公共事务冷漠化等社区“碎片化”问题,社区治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中更显重要和紧迫。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视角,以社会的再组织化为路径,通过形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发展新型社会组织,培育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构建建立新社会服务体系等,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深度整合,创新社区治理体制,形成一种协调、整合、分工、合作的治理格局。新的治理方式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促进社区公平实现的可能,并最终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