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话语的思想脉络与中国艺术话语问题的提出

艺术话语是20世纪后结构主义转向过程中出现在艺术研究领域的新兴问题。对艺术研究而言,后结构主义转向体现为话语转向、图像转向、文化转向。话语转向是语言学转向的深入发展,彰显了交往性言语实践的重要性。图像转向改变了艺术研究偏向内部的局面,将广阔细微的社会文化内涵纳入艺术史研究之中。文化转向以福柯、后殖民主义话语、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等为代表,全面拓展了当代艺术研究的文化社会新视野。在三大转向的推动下,艺术话语正式出场,以巴赫金、罗兰·巴特、布迪厄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深入论述话语交往、话语阅读、艺术场域等内容。从上述思想史维度开始,艺术话语的学术史维度逐步开展。对中国而言,艺术话语研究除了思想史、学术史维度外,还有一个是实践史维度,即注重艺术话语的建构性。这一点对中国当代艺术及其理论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它指示的问题是"艺术如何表述当代中国",从而将艺术话语真正沉淀为中国艺术话语。     

隐喻话语的认知解读

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现象,而且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存在于人类思维中。人类的话语中充满了隐喻。从认知角度对隐喻话语进行解读,隐喻话语建构的特点体现为：主体认知性、修辞性和社会性。隐喻话语解读的特点体现为：动态开放性、审美互动性和意象塑造性。     

对中国当代传媒话语的情景分析——以1950年至197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关键词为例

中国当代传媒话语历经政治话语、经济话语两个阶段,现在正向人文话语转变,这正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由政治社会转向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的历史过程。本文仅以1950年至197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的一个关键词"改造"(或"社会主义改造")为例,通过情景分析,深刻揭示中国当代传媒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性,同时展现中国当代社会经历政治社会这一阶段时所留下的历史印迹,说明中国当代传媒就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中国当代传媒至今也没有超越"党报时代"。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

话语转换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与传承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主题。思想政治教育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文本话语、精英话语、传统话语和说事话语等基本话语形态。近年来,受多重社会因素和多元文化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体系不断遭到冲击。重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必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一是立足生活世界,从文本话语向生活话语转换;二是依靠社会主体,从精英话语向大众话语转换;三是把握时代精神,从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转换;四是融注情感要素,从说事话语向情感话语转换。通过话语转换,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软权力"、针对性和有效性。     

从语境论看高等教育创新问题

教育话语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之中,自从教育服务社会的价值理念渗透到高等教育的话语体系之后,在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社会,为经济社会培养人才就成为一种基本教育价值取向。现实的高等教育话语体系正在接受一个融合了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特征的新社会语境的检视,创新教育应运而生。新的高校创新教育话语表达应遵循教育的内部逻辑规则,在很多场合被认作是素质教育的核心表达式。     

毛泽东政治话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修辞学阐释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既要关注“谁在说”“说什么”“对谁说”的问题,更要关注“怎么说”的问题。“要人家服,就要说服”,说服的策略与方法离不开修辞理论的指导。毛泽东政治话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有深刻的修辞意蕴,对这一话语进行修辞学分析与阐释有助于我们准确揭示、深刻理解、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规律,进而构建受众注意听、听得进、有好感的话语体系,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说服力、感染力和传播力。     

新媒体事件的话语生产框架:基于类型学社会话语的分析视角

本文以类型学社会话语的分析框架将新媒体事件归纳为四类话语即国家(民族)话语、公共性话语、民粹主义话语和文化话语,话语背后分别体现了官方意志与爱国精神、公民性力量、戏谑狂欢精神和文化建构逻辑。这些话语共同构成了新媒体舆情的主要表达内容。     

元话语与修辞——论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元话语不完全是一个语言现象,而且是修辞和语用现象.修辞是说服的艺术,是一种对没有正式、绝对证据的问题进行说理的活动,近来已成为语篇分析和书面交际研究中的一个主要概念.说服有三种手段:气质、动情和说理.在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之演说>中充分体现了元话语和修辞的关系:元话语与议论结合时能投射说理,在指作者的权威和能力时能表达气质,在表达对读者的尊敬或信息与受众有关联时能与动情相联系.     

溢出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表达——对解放区小说的一种解读

诞生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解放区小说,在隐退个体和张扬集体中明显体现出对集体话语的皈依意识,但在弥漫着强烈意识形态性的解放区小说的显性外衣下,却有一股溢出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表达在文本的深处流淌。其主要体现在创作者在文本中所表现出的对集体话语的一定程度的偏离及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而正是这种溢出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表达表现出创作者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立思考,并由此赋予文本以特殊的魅力。     

雄辩和内省:美国20世纪初南方重农主义的话语模式

作为美国南方20世纪初重要的社会话语,南方重农主义旨在建立同北方工业资本主义和新南方教条不同的话语结构,以传统和文化作为价值取向的标准.重农主义的出现是社会语境作用的结果,其话语模式分为"雄辩型"和"内省型":雄辩型为南方农业文明辩护,认为现代社会导致了事实和价值、文化和经济活动的分离;而内省型却暴露了重农主义者内部的矛盾,他们对南方不同的定义以及互相冲突的话语规则.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矛盾和关联使重农主义话语最终为现代话语系统所遏制,并将南方生活中南北文化的差异变成历史的距离,简单化为现实同过去的区别.重农主义话语的两种模式开启了南方多元历史叙事,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审美形式：一种主体性关系话语

文学本性认识的核心在“关系”,这种“关系”的初始内涵需要回到现代起始理论“表现说”下的“审美形式”思想中去考察。审美形式创造并非作家心灵的纯然表现,而体现为一种“反思性直觉”的创造方式,它内含了丰富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内涵。审美在性质上是一种“主体性关系话语”,“主体性”、“关系性”、“话语性”构成了审美形式认识的三个层次,而“关系性”既是审美形式的主体性和话语性中介,也是审美形式认识的核心。     

电视媒体话语机制的构建——以凤凰卫视为个案

凤凰由华语传媒走向世界的成功之道,为我们构建电视媒体的话语机制提供了诸多启示。信息时代电视媒体的话语机制构建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及时性、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活力性、创新性是电视话语构建的基本元素。电视媒体话语权的构建确切讲要把制作和营销内容话题作为生产的最终目的,把原创节目及其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作为核心竞争力。通过信息报道的及时性、信源出处的多元性、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内容资源的差异性”形成媒体话语的权威性和独特性,通过汲取网络等新媒体的活力不断改造电视媒体话语惰性。     

话语的对话性与诗学问题——巴赫金话语理论研究之二

话语具有对话性是巴赫金话语理论的核心思想。对话性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话语在称述自己的对象的时候，会与他人话语产生对话；其次，话语的对话性体现在话语的说出总是以听者的存在为前提，以获得应答与对话为目的。根据话语对话性在形式结构形态上的呈现与否，巴赫金将文体作了小说与诗歌的划分。在此基础上，巴赫金认为，与自然科学相比，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们以话语作为存在方式，且具有一种内在的对话性。     

民间段子的社会功能

作为相对于政治权力中心的边缘话语——非主流文化的民间段子,其篇幅虽小,却蕴含丰富,形式活泼,在民间广为流播,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这是因为其多种社会功能——聚焦社会的认识功能、人际交往的协调功能、日常生活的娱乐功能与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正在日益凸显出来,引起社会关注。因此值得我们研究。     

知识亲和力的教学话语建构

教学话语是将来自另一语境下专业领域的知识进行复杂的再编码后,使知识适合课堂传递而进行的言语活动。这一过程不仅是知识解码、传递的过程,也是认知情感的传递过程。话语主体通过解构权威、知识语境化、知识多维动态、积极的情感参与等,使知识具有对话性、参与性和情感性,即对学习者而言具有了亲和力;而专业化的象征语码、唯一性和确定性等话语形态突出了知识的权威和等级,弱化了知识的亲和力。教师的知识话语沟通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限定了学习者对知识的情感认可度和价值判断。互动会话分析显示,话语的序列体现教师不断借助话语的情感隐喻手段以维系、更新自己的亲和力话语方式,并使亲和力具有积蓄性效果。     

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应对

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是事关民族复兴、国家主权、文化建设的核心范畴。在当今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数字时代，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内嵌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之中，伴随着交互深度与辐射范围的不断扩展，裹挟了众多具有新特点的意识形态风险。清晰明辨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意识形态风险的内在机理是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的前提。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内容生成的首要功能对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层进行渗透；依靠交互对话的产品形态对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产生影响；利用多维应用的功能属性对社会生活实践领域展开强势介入，促使当下意识形态斗争态势风云诡谲，变化万千。理性审视和精准识别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诱发的意识形态风险是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的关键。从意识形态引领角度出发，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机制深蕴的资本逻辑解构社会成员已形成的认知和价值，借由"技术-资本"双重优势导致意识形态面临引领乏力风险；从意识形态话语维度审视，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人机协同"话语生产新模式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深度，多元的生成式话语输送淡化话语权威，导致意识形态话语减蚀风险；从意识形态管理层面反思，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信息传播新范式消解意识形态管理的主导权，及其对人的强化宰制，导致意识形态管理弱化风险。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掌握先进技术基础上诱发了一系列辐射广泛、渗透全面、不易掌控的意识形态风险。如何防范与化解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成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无法回避的新课题。首先，贯彻落实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意识形态防范工作，推进打造人机和谐、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其次，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途径，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语基础上破解西方话语的现代困境；最后，积极倡导全球治理并贡献中国方案，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原则，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格局，促使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现代文明面前彰显光明的未来前景。     

社会身份多重性与政治劝说的元语言研究

批评话语分析对政治话语的研究由来已久。然而,政治人物社会身份具有多重性,其话语亦反映多重社会身份及多重政治劝说之意图。因此,元功能角度对政治劝说的解释,需将社会身份多重性考虑在内。以奥巴马宣布伊战结束的演说话语为语料,对社会身份多重性、政治劝说、元功能策略三者的互动研究发现,元功能策略既是政治人物多重社会身份突显与弱化在语言层面的表现,亦是政治人物达成政治劝说的话语桥梁。     

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修辞视角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数字技术与多模态语篇分析

科学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为语篇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它为多模态社会符号和动态语篇的转录、注解、分析提供了快捷有效的方法。在此背景下,文章简要介绍了电脑软件对语言、声音、视觉图像等社会符号的注解、描述、分析,及其对大型视频语篇的分割、概括、搜索等功能。在语篇数字化、复杂化的今天,研究者应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更高效、更深入地描述、阐释多模态语篇。      

英语写作中语篇迁移对连贯影响之分析

语言迁移可在不同语言层面发生。语篇层面上的迁移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常不为学习者所注意。语篇迁移对于写作可产生负面影响,对写作连贯性的影响尤为明显。产生语篇迁移的原因有多种,对写作连贯性的影响亦有不同表现。克服语篇负迁移对于提高学习者的语篇能力,加强写作的连贯性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