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的突破口

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相比碎片主义、全能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在政府主导的治理格局中吸纳社会力量,实现协同善治目标,合乎我国国情社情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打破政府全能的传统治理格局,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组织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是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维系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善治思路。     

法团主义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以ENGO为例

环境非政府组织(ENGO)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表征,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然而,中国的ENGO尚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环境保护功能,具有明显的法团主义特征,表现为官民二重性、发展规模的自控性和"绿化"职能的单一性。法团主义是ENGO生存的策略选择,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从长期来看,只有去除法团主义特征,ENGO才能更好地发挥环境保护的本质职能。     

法团主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

法团主义作为一种由西方引入的新型的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解释模型,以其实现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主张,形成了对国家主义、多元主义等主张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模型的超越,是当前我国学术界呼声较高的适应于中国现状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型。本文从法团主义的视角出发,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对比法团主义的特征,揭示了中国现状与法团主义发展背景的差异。     

社会冲突治理中的法团主义策略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探讨

二战后法团主义的复兴与社会冲突治理密切相关,其在结构、功能及行为上都显示出对社会冲突的回应。基于法团主义治理策略在东亚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示范效应,现有研究将其用于分析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和政企关系。然而,由于法团主义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和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独特性,导致法团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争议不断。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冲突的多发期,法团主义关注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协调,强调冲突的制度化解决,这对缓解和消除社会利益组织间的紧张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进化：一种不同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中国叙事

作为理论舶来品,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对中国政社关系的解释力有限,需要一种中国化的理论予以超越和替代。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不同于公民社会模式、法团主义模式,是关于政会关系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叙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的基本内涵,包括静态的协同关系和动态的演化过程两个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论,不仅是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予以理性分析、科学解释的描述性工具,而且是对其发展予以合理引导、预测的规范性尺度。为推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进化,必须按照国家治理的要求,在国家建构与社会生成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实现政会互信,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各社会组织管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予以调整。     

法团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法团主义强调由国家主导下多元利益主体的协商来协调利益冲突,对创新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有独特吸引力.在法团主义视域下,首先,农村多元利益主体应能通过各种民间组织来实现表达和整合利益诉求;其次,要凸现农村正式权威组织在利益协调中的主导作用,应合理限制强势利益群体的力量与权威,使其不损害公益并承担公共责任,同时,还应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加大人力、财力的投入来增强农村弱势社会组织的力量,以实现利益主体的竞争性均衡;再次,培育多方参与的公共领域,村民通过基层民主选举活动、协商性会议、大众传媒等公共论坛来参与协商,形成公共意见.通过以上措施,来实现多元利益的均衡和社会公平正义.     

社会公共利益的二元代表及其运行机制探析

在私益膨胀,公益萎缩的社会背景下,文章重新审视社会公共利益,将其内涵厘定为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上的与社会整体利益同向一致的群体利益与群体联合利益。国家是社会整体利益唯一可能和现实的代表者,社会团体组织是群体及群体联合利益的代表者。对二者在利益代表中的运行机制应兼融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的合理因素。     

秘鲁贝拉斯科军政权的职团主义实践——对“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考察

20世纪60、70年代,以贝拉斯科将军为首的秘鲁精英为实现秘鲁经济社会发展,摒弃政党议会制度采取职团主义组织方式,建立了"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以动员和组织全国民众,并搭建起沟通民众利益诉求和政府决策的渠道。然而,由于军方的支持含混不定、"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自身组织弊端、秘鲁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等因素,职团主义组织形式在秘鲁昙花一现,并未制度化。     

政府主导下的非政府组织运作研究——一项基于法团主义视角的解释和分析

以Y社团为个案,经过研究发现在改革开放的作用下,我国出现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关系的法团主义特征,政府通过授权等多种方式承认社团的合法性,同时也拥有了对社团的控制权。相互承认和相互连接,恐怕是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未来很长时期内的发展状态。     

法团主义的中国问题研究:文献回顾与批判

20世纪90年代起,运用法团主义研究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学者主要围绕地方法团主义、合作主义宪政、政治发展和政府治理这几个议题解释和预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发挥国家主导和社团组织的中介作用,成为学者论述的主要切入点。批评者指出我国的社团组织依附性强,并没有发挥好利益协调的中介作用,再加上我国社团的多样性和法团组织发展条件的不成熟等,都成为解释和预测中国问题的障碍。     

浅析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建设

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使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成为必然,而在和谐社会的理念下,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尤其表现在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建设方面.当前,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不强,社会影响力不足.建立问责机制,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引入顾客导向的营销理念,并处理好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是增强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信力的必由之路.     

乡村社会转型中抑郁症的社会态研究——以四川省R县S村为例

社会转型带来物质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化,其中也包含社会行动个体的现代化,随之而来的多元价值规范和秩序导致个体行为与文化规范的断裂,以及社会失范现象的发生。在社会转型背景下考察中国乡村抑郁症的社会情境后发现,社会转型并未带来乡村社会疾病分类与认知体系以及诊疗权威的转变,乡村抑郁症患者及其家人行动背后的意义正是社会失范的隐喻。抑郁症作为疾病在乡村所共享的社会意义以及主体行动背后的个体意义,折射出抑郁症既是乡村社会转型中的变调与失范,又是与社会转型辩证统一的。     

社会资本:认识网络组织的一个新视角

本文旨在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网络组织进行解释。在回顾有关社会资本理论与应用发展的基础上,文章分析认为,作为一种结构性资源,网络组织具有社会资本的特征;进一步分析并提出,网络组织是有利于社会资本产生与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文章认为,网络组织的这些特点是组织优势的重要来源。     

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及其后果：一项社会文化转型视角的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一项政府性的组织行为和任务,在操作上过于注重经济效果的考量,较少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加以审视,忽视其综合性的特征,应注重整个搬迁过程中社会文化转型的推动力。社会文化的转型使得组织和个体的观念与行动发生改变,也导致了权力的支配方式从显性转变为隐形,且支配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持续加强。所以,当前的易地扶贫搬迁在拆迁与生活安置等实践过程都需要加入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文化治理要素,并慎重考虑贫困群众的意愿与适应能力,做好及时的成效评估,若非如此,则可能产生不愿看见的相应后果。     

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样态研究:基于 Wirth-Redfield 模型的分析———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

基于Wirth-Redfield 模型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将农民集中居住区视作一种乡土—都市连续统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从公共空间和社区意识两个维度考察该地域社会类型都市性嵌入与乡土性嬗变的实践逻辑。 首先,公共空间结构转型,一方面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使得社会交往趋于公共化且打破了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互动模式,实现基于村庄认同社会互动到基于社区认同社会互动的转型;另一方面社会认同转型在改变乡土世界运作规则的同时也使得后乡土中国的农民公私观念发生微妙变化。 其次,社区意识悄然崛起,一方面社区环境商品化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家园意识;同时,房屋产权明晰化使得业主身份建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基层组织与村组织有机融合引导村干部逐步向社区干部过渡,干部管理社区化既是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主要议题也是重构社区组织认同结构的必要路径。 最后,Wirth-Redfield 模型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不仅仅是人口聚居模式和社会样态的显性变化,更是一场隐形的文化转型,其核心是要告别乡土社会实现一种新型的城乡文明关系。     

秩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价值

秩序成为问题,是转型变革社会的特征.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社会秩序以前所未有的明晰性和严峻性凸显出来,这既是社会分工细化的市场经济对秩序地内在要求,也是现代社会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确定为具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之后秩序实现要求,更是我国处在特殊的转型时期所导致的秩序的稀缺所致.而实质上,任何一种社会转型都是打破原有社会秩序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过程,社会秩序对于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价值凸现.     

中国社会工作的生长点初探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虽有一定发展但还存在许多不足,社会工作要取得长足发展,必须加强社会工作在政府层面和大众层面的认同,合理把握政府对社会工作的介入,积极促进国外社会工作经验在中国社会创造性的应用借鉴,促进社会工作与中国特有社会资源的有效结合,加强社会工作职业队伍的培育,同时要准确理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工作的特点。     

社会转型与二元组织结构--中国特色的二元结构研究之三

二元组织结构是指组织结构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并存.在转型期中国,二元组织结构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组织结构的分化与不分化并存;二是组织中现代的表层结构与传统的潜层结构并存.随着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社会组织结构也会从二元走向一元.走出二元组织结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总的来说,走出二元组织结构有赖于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具体来说,走出二元社会结构:一是要通过简化组织职能以推动社会组织结构的分化;二是通过建立现代组织运行机制以实现现代组织结构形式与运行机制的统一.     

试述南京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

南京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 ,主要包括社会组织的改造和社会问题的处理两方面。在改造过程中 ,中共对旧的社会组织加以取缔、改造 ,或继承、发展 ,从而将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组织在新的社会体系里 ,并对产生于旧中国的社会遗留问题进行了成功的治理 ,一些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问题得到了根治。中共对社会的改造 ,一方面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净化了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 ;另一方面新政权重建了社会基础 ,国家权力迅速扩张 ,渗透到基层社会领域 ,逐渐形成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格局     

浅析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与政府的关系

穆斯林兄弟会自1928年创立至今已走过将近80年的历程,现已发展为埃及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教、政治、社会组织,并在埃及的政治舞台上扮演最强的反对派角色。穆斯林兄弟会自产生之日起就成为埃及历届政府不可小视的社会力量,其发展演变对埃及社会政治的影响尤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