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都督、行台与总管长官等级考辨

北朝的都督制,特别是东魏、北齐的行台制与北周的总管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而独特的地方行政制度,但学界对其长官的等级关注不多。经过对史料详细考辨后的研究发现,北魏都督职位等级划分虽采魏晋南朝之制,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北周总管的等级划分方式与北魏都督制有一脉相承之处;东魏、北齐行台长官不像《隋书·百官志》所说的只有令、仆两等,而是高至录尚书事、低至尚书左丞,至少有六个等级。对于北朝都督、行台、总管长官等级的考辨有助于深化对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理解。     

论官僚制等级的异化及救赎

官僚制等级产生于大型组织协调冲突的需要,其表现是职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但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受私欲膨胀、权力追捧、职位崇拜、情感需要等因素的影响,官僚制等级异化为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化,对诸多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对此,可通过合作治理、民主协商、多元参与、平等对话等途径加以矫正。     

论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之重构

民事行为能力制度是民法基础理论问题。我国现行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存在等级划分不合理;划分标准缺乏准确性;对行为能力欠缺者过于保护;相关配套制度不合理、不完善等诸多问题。针对于此,现行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应重新构建,应依照新的划分标准将其划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两个等级,建立并完善宣告、亲权和监护等相关制度。     

论"二次革命"时期的中央使职制度

"二次革命"时期,袁世凯为建立中央"强有力政府",以北洋武力为后盾,以中央使职为形式,发动了对以南方革命党人为都督的地方实力派的全面进攻。最终完成袁氏北洋派军事势力对南方重要省区的战略控制,实现了对非袁派都督的更换。同时,随着北洋将领的普遍都督化,加速了省级以都督为本位的军政体制的形成。     

明清福建戏台的空间等级探析

以明清时期福建地区的戏台为研究实例，按照功能不同划分明清福建戏台的空间构成，分析不同空间的面积大小、位置排列和内在属性，由此得出明清福建戏台空间的等级秩序，归纳总结出差序与等级语境下的戏台空间的组合方式，并探讨其表现特征。     

怎样评价辛亥都督

怎样评价辛亥都督,这是史学界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所谓辛亥都督,是指辛亥革命时期,起义、光复、独立各省军政府的军政首脑人物。辛亥都督,既是辛亥革命的产物,又是辛亥时期的特定名称。风云一时的辛亥都督,是一成分极为复杂的群体。它既有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又有立党派头目、会党、绿林首领,还有清末的新军军官和将军督抚;是一批政治背景不一,社会经历各异,阶级出身不同,年龄学历悬殊的近代历史人物。因此,如何对他们作出统一评论,确实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笔者经过粗略的研究,愿作引玉之砖,略述管见,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汉唐间地方官加节的等级划分与权力演变

汉唐间地方官加节是地方行政军事化、名号"品位化"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中央与地方权力争夺的重要反映.曹魏时期地方官加节仅有假节与假节钺两级区分,并且对假节者和假节钺者的权力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西晋时期才根据拥有权力的大小将地方官加节分为使持节、持节、假节三个等级,将钺的授予对象限定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和重大军事活动的征讨都督.魏晋及宋前期,加节的地方官拥有三项重要的权力--发兵权、指挥权与专杀权.宋中期之后,随着皇权的加强,地方官加节者所拥有的由节带来的巨大权力一步步丧失.隋及唐初,随着统一王朝、强大皇权的出现,地方行政向民事化回归,地方长官加节成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加号.     

儒家的分配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反思

古代中国对分配正义思想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群体基于人的尊严,主张每个人的生存需求都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在儒家的分配理念中,承认平等与不平等并存,并以仁礼为基础的差等分配原则,要求职位与俸禄应当按照人的贤能与贡献程度来进行分配,旨在以相对机会开放的形式使有德行的君子占据高位,以有利于民众的方式实施对国家的统治和管理。尽管儒家分配正义思想对当时各等级之间的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儒家的正义观与现代分配正义观存在明显不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现代社会的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甚至还存在矛盾和对立,有必要对其进行现代的反思和扬弃。     

中国古代涉海小说叙事流变

涉海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类型, 从六朝至明清时期均有诸多相关作品。根据小说中海洋叙事元素的发展变化,可以将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孕育期、发轫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四个时期,其中先秦至两汉时期为孕育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发轫期,唐宋元时期为发展期,明清时期为成熟期。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海洋书写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经历了从想象之辞到可信知识,从神话到传说到纪实到自觉文学虚构的叙事流变。     

法院审判质量认证体系的构建及运行研究

加强审判质量管理是近些年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司法管理新目标。构建审判质量认证体系是审判质量管理的科学手段和应然要求,根据审判活动的阶段性划分,将审判质量的评价量化到审判活动的各个环节,通过相应质量评价指标及其权数的合理设计,运用一定的数理手段进行综合评价,既可以检验出法官审判质量的状况,从而为法官奖惩和素质培养提供客观依据,同时还可以为审判管理者完善审判方式、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管理策略提供决策依据。     

"状元"一词早期使用情况辨考

《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全唐文》《全唐文补遗》《全唐诗补编》等所收唐人作品中,只有10种用过"状元"一词,共18次."状元"在唐代还只是个民间用语,著名文人都没用过.政府从来不用,也不重视具体名次.谈科第只用"甲科""上第""高第"等较笼统的词.《辞源》《辞海》对"状元"一词的界定,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程度副词“顶“进入现代汉语的过程

程度副词"顶"在南宋时期已经产生,经历过元代和明代前期的沉寂以后,在明末开始获得发展,一扫长时期可能只在南方口语中流行的颓势,并且有了向北方渗透的苗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程度副词"顶"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它已经完成了进入现代汉语的过程。当然,目前在和"最"的竞争中仍然出于劣势,但是,必须肯定已经进入到现代汉语普通话之中。     

明前期建州女真与朝鲜、明朝的关系探析

明朝前期,东北边疆民族建州女真部在其发展过程中,两属于明朝与朝鲜朝,其中对朝鲜既主动顺事,又对朝鲜边境进行寇掠.朝鲜对建州女真人采取的是拉打并举的两手策略,既以授予官职、经济利诱等方式拉拢,又参与明朝对建州女真的军事打击;明朝则对于建州女真与朝鲜发展关系既采取限制政策,又站在朝鲜一边,纵容、联合朝鲜打击建州女真部.对建州女真、朝鲜、明朝的三边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揭示彼时东北亚地区的民族关系及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     

汉灵关新考:兼论灵关道的走向及相关地理问题

汉代"灵关"是汉"灵关道"上的一道重要关隘,扼守着成都通往西南夷的交通咽喉。但对于汉代"灵关"的具体位置,历来诸家说法颇为抵牾,概而括之有"汉嘉灵关"说、"越嶲灵关"说、"二关并存"说三种观点。若要辨清汉"灵关"的具体位置,需厘清汉灵关县、灵关道、灵关三者的关系,并联系古蜀国灵关、唐宋灵关与汉灵关的关系,结合汉灵关道的走向,则不难发现汉灵关与古蜀国、唐宋灵关实为一地,系地名沿承而已。只是前人对《水经注》记载误解,以致对汉"灵关"位置看法的抵牾。     

青色在宋代的发展与广泛运用

青色在宋代社会中发挥着很大作用,大放光彩。宋代皇家服用的器物中,有沿用前代青色者,有新改青色者,而南郊祭天的斋宫称青城,则为北宋独有。宋代有青色制服,更多青色便服,女子多穿青裙,男子多戴青巾青帽。宋代日用器物中,最突出的青色即青伞和青纸。宋代砖瓦等建筑中青色占主要地位。青色深受大众的喜爱,对官方的垄断多有冲破,争取到共享。在所有色彩创新中,青色在宋代最出彩,服装颜色中以天水碧为典型,牡丹花培育出碧色,青瓷更是发展到了历史顶峰。青色颜料丰富,石青和蓝最为常用。与红、黄一样,青色也是贵贱共享,宋代可谓尚赤、尊黄、喜青。     

从“六马之驾”观周代礼制对东周王室的作用

东周王城遗址发掘出的"六马之驾"是东周历史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它所体现出的周代礼制从一方面说明了"东周王室衰而不亡"的历史现象,并进一步促使我们对东周王室的历史地位给以重新认识和定位。     

中国戏曲与《牡丹亭》

中国戏曲最早出现在南宋末年，本文以《牡丹亭》为例，分析了它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它用情来战胜封建礼教；它在中国戏曲史、文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它不但影响了戏剧本身的发展，还影响了其他体裁文学的发展。从这里我们得出结论：中国戏曲的特点是在于突出主要人物，是应用独角戏来吸引观众，让观众通过看戏了解戏剧的情节、人物，并且要提高演员自身的素质。     

《玉台新咏》编者和编纂时间再探讨

关于<玉台新咏>的编者,章培恒先生认为是陈后主妃子张丽华"撰录"、徐陵作序.徐陵<玉台新咏序>记载此书收录"往世名篇,当今巧制",但唐人所见原本<玉台新咏>于陈代只收录徐陵一人诗作;如果为张丽华所撰录,理应编于陈后主至德以后,且收入陈代几次影响较大的文会诗作.所以,此书绝不可能为张丽华编纂,当是徐陵编于梁代.<玉台新咏>的编纂与宫体的发展壮大有密切关系.宫体得名之后在梁代的发展当以大同中期为界,此前为宫体与京城各种文风融合期,此后为宫体兴盛期.李康成<玉台后集>和刘肃<大唐新语>记载<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在宫体兴盛期.今本题名刘肃著的<大唐新语>虽可能为明人伪作,但其中关于<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的记载与李康成说法一致,应接近历史真实.从徐陵仕历来看,<玉台新咏>当编于梁代大同六年至大同十二年.     

广州话与格介词“过”和“畀”的变异考察

作为表示引进交付、传递的对象或受益者的与格介词，广州话中的“过”至晚于明末清初便已经出现，在明末至清末的几百年间．“过”的使用一直保持着优势地位，而“畀”作为与格介词的用法直到清末时期仍然相对少见。与格介词“畀”自产生起就处于与“过”竞争的变异状态。自民国中后期开始，广州话的与格介词“过”便呈现出被“畀”取代的趋势。“过”和“畀”的变异既是语言自身演变规律的体现，也是语言运用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