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云谣集》

现知敦煌遗书中,《云谣集》抄录在斯1441、伯2838、伯3251三个卷子上。自《云谣集》敦煌写卷面世以来,此集在迻录、刻印、校勘、注释、考证等方面都产生了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其研究仍留下不少问题。作为最早的词体文学,《云谣集》与其他敦煌所见之曲子词一道,奠定了后世词体的基本走向,为词体的起源和成熟提供了新的历史依据。     

也论《花间集序》的主旨——兼与贺中复、彭国忠先生商榷

欧阳炯《花间集序》不反宫体 ,更不反艳情 ,也没有提出“清”、“清绝”的审美标准。《花间集序》的主旨是提倡“雅词” ,崇雅黜俗。针对民间曲子词质木无文之俗 ,欧阳炯提出了“诗客曲子词”的概念 ,以文雅的诗客曲子词取代鄙俗的民间曲子词 ,以供文人宴集娱乐之用。     

浅谈敦煌曲子词的艺术

敦煌曲子词是光绪年间在敦煌石窟发现的。除《云谣集》所载三十首外,其余都散抄在文卷、经书的空页、书皮甚至书眉和字行夹缝间。经过学者们的精心搜集与整理,得到一百六十二首(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1956年修订本。本文所引词均依此)。敦煌曲子词起于隋,迄于宋初,而大多数是中、晚唐的作品。从现有资料看,这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词。敦煌词保存的数量虽不多,但题材却很广阔。从人物看,工匠、牧民,商人、妓女,隐士侠客,学子儒生,边庭将士,皇帝官宦,乃至菩萨神灵,诊脉医生,形形色色,无不驱遗入词,以情事论,则游春感时,划船赏月,斗草舞剑、弦歌燕饮、说古道     

敦煌曲子词与中原文化

敦煌曲子词自发现以来，学术界多注意它与西北地域文化的关系，而且从方音、方言的角度去证实它为西北本土作品，较为忽略其中保存的中原作品，也忽略了它与中原文化的复杂关系。今存敦煌曲子词写本中既有唐昭宗李晔与李嗣周、韩建君臣的唱和之作，还有花间词人温庭筠和欧阳炯的作品。《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所反映的内容、描述的情境和刻画的形象都可说明它们是中原文人的词作。敦煌曲子词所用词调四十五个，其中三十八个即为盛唐京都教坊习用的曲名。敦煌曲子词很大部分的词调来自中原的事实，更有力的说明了这唐五代早期的新体音乐文学形式——曲子词绝非敦煌的特产。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机缘，使中原的新体文学形式即词调在此与河西本土、西域、中亚、印度音乐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新的文化因子。此种文化现象表明敦煌曲子词所代表的河西地区燕乐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敦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西陲的神奇沃土，它不仅始终保持了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也保持了与中原文化的同步发展。敦煌曲子词中的中原作品，不仅是以罕见的写本出现，而且绝大部分是现中原不存有的早期词作，因此可谓弥足珍贵，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敦煌曲子词概述

敦煌曲子词,因发现于甘肃敦煌千佛洞石窟而得名。所谓曲子,在唐代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词。在敦煌卷子中出现的词选集《云谣集杂曲子》,即称所选为曲子。直到北宋,文人把词仍然还称为曲子,晏殊和柳永互相讥诮作了曲子,就是明证。词经过盛、中唐至北宋的发展,为时已经很久,文人学士写作者也已经很多,但是它仍然地位很低,没有入正统文学之列,所以文人虽然自己也在写作,却讥笑别人作了曲子,晏殊讥笑柳永的动机就是如此。     

敦煌曲子词与民间早婚风俗

在敦煌本《云谣集杂曲子》里,有一组词是歌唱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恋爱和婚配的,另外,在敦煌遗书的其他变文写本里,也读到一系列二八佳娘出嫁的资料。列宁曾说托尔斯泰是“俄围革命的镜子”,不言而喻,文学是生活的一面镜子,那么,我们从唐代敦煌文学作品里,去研究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应当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如果我们从     

《补敦煌曲子词》校释(一)

周绍良先生自庄严堪所藏《维摩诘经》背后所录的一些敦煌词集为《补敦煌曲子词》一卷,共十三首,正如周先生所说,这是“未曾为人所知的一卷”。周先生又说:“曲子词一卷,前段已残失,仅存十三首,墨色极淡,无法拍照。”他从词中崇敬观音这一点,推断这些词为“唐代晚期”的作品。     

敦煌歌辞论略

“歌辞”是我国古代一种源于民间的音乐文学,敦煌歌辞亦不例外。我国文学史上出现的新文体大多源于民间,有的和音乐具有密切关系,这是我国诗歌发展的传统特点。“歌辞”乃是自先秦配合雅乐的《诗经》,到汉魏六朝配合清乐的乐府,以至隋唐时代配合燕乐的曲子、大曲的总称。它和说白、散语以及吟辞是有明显区别的。“歌辞”这名称的范围甚为广泛。说白、散语长短无节,并且是不叶韵的;吟辞也无定调,并且是无定韵的;而“歌辞”则要具备体段(即章解)、平仄(即旋律)、叶韵(即节拍)三个条件,并且可以发声歌唱。唐代歌辞有的叫“曲”,有的叫“曲子”,有的叫“杂曲子”,还有的叫“曲子词”,……但所有这些名称,都未免     

《全唐诗》断句指误一则

中华书局标点本《全唐诗》卷八七二《嘲骆驼》诗云:“骆驼。项曲绿蹄。被他负物多。”(25册,9887页)此诗音韵不和谐,意义难理解。仔细辨析,原来问题出在断句上。断句失误的原因,则是对“曲绿”和“被他”两个联绵词的词义未能正确理解。“曲绿”又写作“曲录”,如《太平广记》卷二一四“贯休”引《野人闲话》:“倚松根,傍岩缝,曲录腰身长欲动。”蒋礼鸿先生《义府续貂》“曲录”条下引此例并云:“曲录为曲,讠连语也。”(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3页)又《太平广记》卷二五五“契纟戾秃”引《启颜录》:“僧曰:‘云中郡是天州,翻为偷毡,是毛贼,毛…     

西夏曲子词《杨柳枝》初探

本文通过对《贤智集》中“显真性以劝修法”的全文译释,展示了西夏曲子词《杨柳枝》的范式,以为研究西夏时唐五代敦煌曲子词的继承和发展提供参考.     

论诗学对宋代词学的影响

一诗学之影响于宋代词学,最突出表现在以诗言志歌咏言的古老观念说明词的起源和产生。张侃说:“陆务观自制近体乐府,叙云:倚声起于唐之季世。后见周文忠题潭该乐府云:世谓乐府起于汉魏,盖由惠帝有乐府令,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也。唐元稹则以仲尼《文王操》,伯牙《水仙操》、齐牧犊《雉朝飞》、卫女《思归引》为乐府之始。以予考之,乃赓载歌,薰兮解愠,在虞舜时,此体固已萌芽,岂止三代遗韵而已。二公之言尽矣。然乐府之坏,始于玉合杂体。而《后庭花》等曲流歌淫侈,极而变为倚声,则李太自、温飞卿、白乐天所作〔清平调〕、〔菩萨蛮〕、〔长相思〕。我朝之士晁补之取〔渔家傲〕、〔御街行〕、〔豆叶黄〕作五七字句,东莱吕伯恭编入《文鉴》,为后人矜式。”张氏论“乐府”词之起源,忽略了古赓歌与今曲子的区别,谓其源远流长,萌芽于虞舜之时,其尊体探本之     

关于《凤归云》标点的商榷

张锡厚《敦煌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对所引《风归云》曲子词的标点,值得商榷。其文如下: “征夫数载,萍寄他邦,去便无消息。累换星霜,月下愁听砧杵起。塞雁南行,孤眠(亦鸟)帐里。枉     

简论《敦煌曲》中的“普通杂曲”

一《敦煌曲》是五十多年来在敦煌发现的一些杂曲、大曲、佛曲的总称。原卷被斯坦因、伯希和等劫至国外,經过不少学者的摄影抄录并加以整理汇刻,截至今日,最完善的本子是任二北先生的《敦煌曲校录》。任氏根据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罗振玉     

《全明词》陆容词辑佚二首

中华书局《全明词》(2004年第1版)收录陆容词12首,“小传”谓陆容:“有《式斋集》三十七卷,词杂厕诗集中。惜阴堂裁为《式斋词》。”(第1册,第360页)编者注:“以上《惜阴堂丛书》朱印本《式斋词》。”(同上,第362页)其所辑陆词未尽全功。现从陆容笔记《菽园杂记》中辑得二首。陈田《明诗纪事》(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710册)丙签卷五引陆容《菽园杂记》忆往事:“予未第时,未尝作诗余,天顺己(‘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作‘巳’,误。见四库全书第1041册,319页)卯赴会试,梦至一寺,老僧出卷求题。予为一阕与之。既觉,犹记其半,云:一片白云/人留不…     

“拨头”、“紫陌”、“官奴”一解——读黄畲先生《欧阳修词笺注》

台湾黄畲先生《欧阳修词笺注》(中华书局1986年12月出版)有几个词语的笺注,似有未当,现特提出与黄先生商榷。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拨头”一词,黄先生笺注曰:“舞蹈名。《文献通考·乐考》:‘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也。’”若单就“拨头”而言,《通典》语释无可非议。但欧词“拨头”却非胡舞。欧之全词为:“画堂雅宴,一抹朱弦初入遍。慢撚轻拢,玉指纤纤嫩剥葱。拨头憁利,怨月愁花无限意。红粉轻盈,倚暖香檀曲未成。”(调寄《减字木兰花》)通首描写了雅宴上乐妓弹奏琵琶,与杀虎报仇、激烈雄壮的     

敦煌歌辞作品分类题注

本文依据音乐范畴的不同 ,将敦煌文学中的 130 0余首歌辞作品 ,归统为三个大的类别 :一、附着于隋唐燕乐曲式的曲子词 ;二、附着于宗教音乐曲式的佛曲、赞、颂、偈 ;三、附着于民间音乐曲式的俚曲俗调。并对各类作品的内容、形式及相关问题聊作题注 ,以求达成对敦煌歌辞更为系统详明的宏观认识     

唐宋词概说

词起源于民间，它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与当时新兴的民间音乐、少数民族民歌和外国乐曲有密切关系。唐代曲子词最早也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为词体起源于民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据任二北《敦煌曲初探》的考证，较早的敦煌词产生于武则天朝（如《苏莫遮》咏五台山六首）。它们已经具有多样而较完备的艺术形式，既有字数较小的小令，也有字数较多的中调和长调。虽然大多数作品还表现出不成熟的原始状态，但题材广泛，格调清新，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和生活气息。文人依调填词始于唐代初叶，至8世纪前半期，染指者渐多。唐玄宗李隆…     

张炎词艺术二题

张炎是宋季词坛一位重要词人和词论家，有《山中白云词》与《词源》行于世。张炎论词以“雅正”为本，《词源》的《杂论》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赋情》又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就是说：词写风月、性情，因而较诗要婉媚得多，但词所抒之情并非“为风月所使”、“为情所役”而与郑、卫之音为邻的浮艳之情。其“志之所之”，意趣高远，“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既遵温…     

抉精发微 盛文生辉——解放以来全国敦煌语言学研究述评

我国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开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罗振玉《敦煌零拾》(1924年)、刘复《敦煌掇琐》(1925年)、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许国霖《敦煌杂录》(1936年)等率先辑录、整理韵书、变文、曲词、诗歌等敦煌残卷佚篇。王国维、刘师培、缪荃孙、陈垣、郑振铎、向达、王重民等又陆续撰写题跋、考镜源流、积极评介敦煌语言文学作品,为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打下坚实有力的基础。 全国解放以后,敦煌语言文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先后出版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1950年)、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任二北《敦煌曲校录》(1955年),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1955年)、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7年)、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等,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经过“文化革命”的十年停顿之后,从1979     

汉鐃歌十八曲新解

汉鐃歌十八曲,虽不見于‘汉書”,其辞句之詰屈,較郊祀歌为尤古。因郊祀歌載在汉志,传習者尚遞有注释,若鐃歌則向无解诂。后人多以畏难,束之高阁,时代愈久,了解愈难。以崔豹“古今注”,智匠“古今乐录”,“宋書:乐志”諸說,綜合推测。有屬于軍乐者,有屬于宴飲乐者,亦有屬于尝賜諸侯王乐者。类型既杂,时代又不一致,但最迟者,不出于西汉宣元之际作品。沈約有云:“乐人以音声相传,訓詁不可复解,凡古乐录,皆大字是辞,細字是声,声辞合写,故致然耳”,此說最为确当。現在所存十八曲歌辞,亦杂有表声字糾纏混合,有时頗难区別。汉鏡銘中亦有声辞合写者,例如昭明鏡云:“内而清而以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