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语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宗教领域的反映,部分基督徒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对基督教提出了自证、改良及中国化的要求.他们一方面回应“五四”知识分子的质疑,寻求基督教与新思潮的对话和沟通;另一方面在反基督教的潮流中以中国化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主张建立本色教会和本色化神学,对20世纪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大会本色化运动评析

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大会是中华基督教会16个教会之一,成立于1927年,其发展可谓举步维艰,曾经遭遇了不少挫折,但追步摆脱了外国教会的控制,在本色教会运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研究其发展历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20世纪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融合过程。     

论非基督教心思潮与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

1922年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促进了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反省思考中国基督教教会的现实与出路,直接促成了教会关于教会本色化运动,1922年5月基督教全国大会正式提出了中国本色的教会的构想。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刺激下,教会人士在中国基督教会的困境、何为本色化、如何做到本色化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本色化的讨论扩大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使教会的本色化运动逐渐走上正轨,使中国教会强化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因素。     

论岭南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

近代中国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 ,在岭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一是出现的时间早 ,1 9世纪下半叶已经在个别地区初露端倪 ;其次是华人教会人士的自立意识较强 ,本色化的步伐较快 ;三是自立的华人教会有着较为坚实的物质后盾 ,特别是国外华人教友的支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岭南教会的自立自传运动和本色化运动 ,既是教会内部适应形势、着意变革的反映 ,也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激情在宗教运动方面的体现。正是在这一汹涌澎湃的变革浪潮中 ,岭南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着交织、碰撞与融合     

从助手到领袖:1910年代的中国基督徒——以诚静怡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初期,中国基督教事业的发展呈现出“中外共管”的趋势,并在1910年代逐步体制化。本文以中国教会一位重要领袖诚静怡在1901-1920年间的活动经历为中心,对这一体制的形成原因以及渠道做了初步分析。研究表明,1910年代在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不仅基督教的发展进入了所谓“黄金时代”,一批精英基督徒这时也脱颖而出,从传教士助手成长为教会领袖,并由此促成了“中外共管体制”,该体制对中国基督教20世纪前半期的发展影响甚巨。     

民族主义与中国教会教育的危机——北洋时期收回教育权运动之背景分析

基督教教会学校曾经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但20世纪20年代,随着收回教育权运动兴起,教会教育开始面临前所未遇的危机。在国民急于寻找改造中国新路径的背景下,被视为“西亚病夫”的土耳其人收回教会教育权以及“巴顿调查团”所作中国教育状况调查,刺激了国人的民族情感,“国家主义”教育理念遂成社会共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适逢其时地与中国革命结合,将国人抵抗列强侵略的民族情感上升至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高度,教会教育因之被认定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苏俄通过促进国共合作,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联合阵线的组织形式,则促成了运动的深入开展。从根本言,遍及全国的收回教会教育权运动乃是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产物。     

基督教大学早期发展中的中国化

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进程自其诞生之日起即亦启动 ,大学在建立之初就曾试图融合中国文化 ,将自己的课程设置定位于“中西并重” ,其“中西合璧”的建筑式样也反映出对中西文化强烈的折衷主义色彩。然而 ,在其早期 (2 0世纪 2 0年代以前 )的发展过程中 ,基督教大学却不得不迎合了当时“兴西学”的社会潮流而表现为浓郁的西化色彩 ,其实这也许可以说是其“中国化”的另类表现     

基督教内地会和循道公会在黔西北苗彝地区传播的比较研究

内地会（China Thland Mission）、循道公会（Methodist Missionary sodely）是基督教（新教）传入贵州历史最久、教徒最多、影响最大的两个主要宗派。1903年和1905年,内地会与循道公会开始传入黔西北苗族地区,后逐渐发展到彝族中。1914年,两派以威宁县灼圃梁子为界划分传教范围,内地会在灼圃梁子东南,循道公会居梁子西北。双方互不干扰,自谋发展。数十年间,两个宗派都在苗彝群众中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归化基督运动”,分别拥有苗、彝族信徒万数之众。内地会建立的“葛布苗族教会”和“结构彝族教会”,循道公会建立的“石门坎苗族教会”和“四方井彝族教会”,都成为全国较大的少数民族教会,名扬遐迩。基督教中华续行委办会于1922年编纂的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资料《中华归主》一书评论     

20世纪中国留学生的宏观考察

20世纪的中国留学生在清末“留日热”、五四留法勤工俭学运动、20年代的“留俄热”和80年代后的留学大潮的推动下,持续发展,规模宏大。留学人数大体有四五十万,可分为“政治留学”和“学问留学”两种,对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变影响深远。从发展趋势看,一是留学教育的起伏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兴衰相一致;二是由单纯的留学教育问题发展成牵动千家万户的社会问题;三是留学生的价值追求逐步由“求知识”向“求生存”演变。     

民国时期的本色神学

基督教在中国屡次失败、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感,其最终的原因都归为一个,即基督教并没有处理好自身同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没有让中国人彻底理解基督教所借用的西方文化符号之下承载的独特教义。因此,基督教若要在中国继续传播,就必须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创建本色化神学,去除原有的“洋味”,以便被更多的中国人所理解。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