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桥经济理论的提出与河北桥头堡群的构建

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经济高速增长、世界经济重心移向亚太地区的趋势日益明朗。亚洲与各大洲的经济交流贸易往来都在不断扩大,尤其是与欧洲的交往日益密切。这样,各国都在寻求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制定经济发展的新战略。而新亚欧大陆桥沿线经济带的开发与开放,便是抢占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制高点的一举。     

冷战以来美国对朝鲜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

冷战时期 ,朝鲜半岛是美苏冷战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阵地。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其地缘政治命运。当前围绕朝鲜核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东北亚安全的日益关注。美朝关系是决定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的主要因素。本文主要分析冷战以来美国对朝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以更清楚地认识美国的全球战略     

从谈判偏好的生成分析美国推动TPP的动因

以TPP为平台力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美国在经济、政治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做出的战略部署。打造TPP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多边贸易体系成为趋势并影响美国的谈判偏好的结果,也是由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经济战略决定的。同时管控亚太地区,遏制中国崛起也成为影响美国谈判偏好的重要因素。对于美国而言,通过TPP协议改变亚太地区的贸易流向,克服APEC的弊端,进而全方位管控亚太一体化是美国努力促成TPP协议的动因。     

冷战后的美国和亚太多边安全——从老布什政府到小布什政府

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主要通过单边军事力量部署和双边安全安排这两种方式来维持其安全存在.冷战后,美国出于对亚太地区多边安全的需求,积极参与和创设多边安全安排,以借助其它国家的力量来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受美国国内党派政治的影响,在不同政府时期,美国对待亚太多边安全的态度和行为有不同的表现.无论是谁执政,美国一直将促进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作为其单边军事存在和双边安全同盟的补充性手段.     

冷战后美国对华“均势”战略

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对华采取了“均势”战略,以遏制和抗衡的手段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力量。美国扶植日本充当亚太均势格局下的马前卒,实际上是冷战后期全球“均势”战略的回炉,目的就是要防止美国所谓与之利益相关的地缘带出现一个强国。形成绝对优势进而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同时,美国炮制安全困境理论,挑唆亚太地区国家之间以及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疑惧,相互制约,从而形成“均势”,稳保美国的霸权。     

试析冷战后日本防卫战略的变化

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的防卫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一方面“自主防卫”的意识有所增强;另一方面,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这一转变的发生,与日本自身的发展战略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均有关系.它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中日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区域中心地位

21世纪将是"亚太世纪",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亚太地区国家主导国际关系的世纪.亚太地区是一个不断扩展的概念,东亚是亚太地区的核心地带.从发展的观点看,亚太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将扩展到南亚,这就意味着亚太地区的核心地带将扩展至整个"季风亚洲",中国处在不断扩展的亚太地区的地理中心,而且中国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力量中心,这种双重中心地位使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的地缘中心国.同时,中国又是沟通亚太地区的桥梁国、黏合亚太地区的联系国.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区域中心地位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取代的,无论是俄罗斯、日本、印度,都不能取代中国的地位,甚至美国也不能取代中国的地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地缘战略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机遇与挑战前所未有.     

冷战后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关系

冷战结束后,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系一度减少.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全球军事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军事关系也重新日趋紧密.     

亚洲金融危机对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

从东南亚国家开始,波及韩、日等国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二战后继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的又一次严重的金融灾难。其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亚洲金融危机对亚太地区的冲击和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突出反映在整个区域国际关系的政治层面,金融危机改变了亚太地区既有的力量平衡,改变了原有的地缘格局,对亚太地区国际关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金融危机改变了亚太地区原有的力量平衡目前,亚太地区主要有四支国际力量:美国、日本、中国和东盟。它们之间既合作又斗争,形成一种微妙而又复杂的平衡。美国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     

试论东盟在亚太国际关系中的独特地位

东盟起初并非亚太地区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 ,但是 ,随着经济、政治实力的日益增强 ,东盟亦日益引人注目。东盟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主要地不是取决于其在 7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整体经济实力 ,当然更不是其整体军事实力 ,而是其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那种独特的作用以及因此而奠定的重要地位。一是冲突中的协调性。在亚太地区大国极其复杂、激烈的角逐中 ,东盟是唯一能将诸大国拉到桌边坐下的协调者。这是因为“东盟在对大国关系中居于十分有利的位置 ,中美日都需要东盟的战略存在”。① 为对付扩张中的苏联 ,中美之间在 70年代初…     

试论2008年以来的台美关系及其与海峡两岸关系的互动

台湾与美国的关系一直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关系之一,也一直是影响中国大陆与美国关系及海峡两岸关系的重要因素。2008年5月马英九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台美关系在高层互信、军事关系等方面发展迅速,但值得注意的是,台美关系的新进展是与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相同步。因此,探讨台美关系新进展、未来发展走向及其与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中国大陆与美国关系间的互动颇有意义。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美关系

美国经历了9·11恐怖事件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走向相对衰退的道路。相形之下,中国急剧成为亚洲地区的经济、军事大国,通过在东亚地区推行地区主义,深化南中国海领有权等措施来扩大影响力。这种局势导致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中长期来看,这很可能构成中美关系的矛盾因素,而中美关系的变化导致东北亚安全不稳定。解决途径是美国自己对亚太再均衡政策尽快予以重新平衡。该方向应该是与中国进行合作或妥协,而对日本右翼群体划出分明的界限。这种措施同时为积极推行旨在和平解决核问题等韩半岛相关事宜,而不可或缺的,也是美国和亚洲能够共同繁荣的途径。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再认识

美国对日政策是美国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日政策的NSC125/6、NSC5516/1和NSC6008/1文件.通过考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艾森豪威尔政府遇制打击中国的既定国策是其对日政策的根源和出发点,国际形势变化、日本实力的增长和自主性的增强是推动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政策演变的重要因素.     

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演变

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政策是美国东南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杜鲁门政府时期,“防止印度尼西亚投入共产主义势力范围”是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根源和出发点,国际形势变化、印度尼西亚实力的增长和自主性的增强是推动这一时期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演变的重要因素。     

东北亚地区安全态势与中美关系

中日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是当前东北亚地区的两大热点议题。中日关系方面,虽然今年以来中日释放出加强经济合作的信号,两国政治交往的频率和层次也出现回升,但是钓鱼岛争端和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这两个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短期内难以化解,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两国缺乏互信,摩擦不断。朝鲜半岛局势仍继续陷入“紧张-缓和-紧张”的反复模式,在经历了短暂的缓和后再次趋于紧张。从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看,中美关系构成了这一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轴。因此,梳理中美两国在东北亚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分歧,进而以此为基础思考中国的应对之策,对维护中国周边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008／1号文件的形成

由于5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变化和日本实力的迅速增长,美国被迫重新考虑对日战略问题。在新美日安全条约签订后,美国统治集团的经过充分讨论估价,终于通过于国家安全委员会6008／1号文件,这一文件的基本原则成为此后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     

论大都市区与美国经济增长

大都市区是现代美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人口和企业在大都市区的集中,使新工业更易产生,知识的传播速度加快,从而刺激了科技变革,增加了产量。大都市区比非大都市区有着更加广大的市场,更加专业化的劳动力和更加广泛和便利的交通、通讯设施。这些优势使大都市区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美国金融危机的哲学思考

通过对安然公司和两房公司发展历程的考察,可以看出,美国在虚拟经济形成过程中,由于实体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爆发,虚拟经济危机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对此次经济危机的认识。通过对虚拟经济危机的认识,应当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维模式予以深刻的反思。     

中美两国地方治理模式比较

地方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层次,受到一国行政传统、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的深刻影响。美国地方治理具有高度自治、多中心的网络合作、治理对象的公共性与回应性、治理技术的高信息化等特征;中国地方治理则表现出弱自治、单中心主导的有限合作、治理对象宽泛且缺乏回应性、治理技术的低信息化等特征。尽管发展阶段和路径不同,中国仍可以有选择地借鉴美国地方治理实践中有益的经验和方法,不断推进中国地方治理实践的变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