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譬喻:中西文论比较新视角

饮食化批评在中西文论中广泛使用.从譬喻广度、譬喻角度、譬喻深度三方面对中西饮食譬喻的异同进行比较,可以体现和印证中西在饮食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等方面的差异.文学艺术和饮食作为全人类共有的两种文化活动和行为,在长期的实践积累中以及精神反思中,必然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打上人的类属性的烙印;另一方面,囿于地理、气候、人种、社会等众多方面的原因,文学艺术和饮食的发展又会出现不相一致的特殊之处.     

论中西传统法律教育的差异性及其影响

本文采用中西对比的方法 ,从教育指导思想、教育途径、教学主客体等方面考察中西传统法律教育的差异性及其对中西法系和社会各自不同的影响 ,从中揭示近世中西不同命运的必然性     

中西方神话差异性探析

中西神话在神话起源、神的形象及其变化、神的本性和婚姻文明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比较中西神话差异有助干我们更好地了解中西文化,从而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中西语言哲学观及语言蕴含的文化特征比较

本文从宇宙观、认识论角度出发，研究了中西两种语言哲学观在存在范畴、言辨观、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异同，并追本溯源，从文化哲学视角，探讨了中西方语言所蕴藏的文化形态差异与文化特征差异。     

文学理论的两种知识形态辨析--兼论著作与教材的联系和差异

文学理论科学既具有以著作方式呈现的学术型知识形态 ,又具有以教材方式呈现的教育型知识形态。然而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将这两种知识形态相互混淆 ,既影响了学科建设 ,更影响了教材建设。正确认识这两种知识形态的内在联系 ,妥善处理二者在本性、体系建构及话语风格等方面的差异 ,从而给二者以科学定位 ,对其各自的特殊规律给予足够重视 ,是我们进行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应当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一种“学术规范”。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论视角

知识论的历史嬗变提供了知识分析的视角和根据,由此从社会事实、知识生成、知识运作等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加以扩展和解释。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体系以政治常识、道德认识、社会学识为架构,包括实现社会控制的政治性知识、促进思想转变的教化性知识、引导实践生存的体验性知识。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应当把握其知识运作在空间分配、活动控制、时间积累和结构编排等方面的条件,克服社会心理、组织结构、社会环境与深层交流等方面的障碍,注重建构多维的知识目标体系,深度开发学科的隐性知识,着力凸显学科知识的政治本质。     

知识价值的测度理论与方法研究

知识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认识的结果。按照知识的载体 ,可将知识分为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和以物为载体的知识产品。知识的价值由活劳动价值、知识产品的载体价值和知识产品中的转移价值构成。在知识价值测度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 ,我们利用成本 -效益相结合的方法 ,分别设计出人力资本和技术商品两类具有代表性的知识价值测度模型。     

关于中西文化对接的理论思考——兼谈新知识群体的链接功能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差异甚大,要真正融合创新是相当困难的。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寻求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对接点。一般的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不大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难以持久,必须以相配套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变革为基础,并逐步衍生出融合中西的新知识群体。随着新知识群体知识系统的变化以及民族知识体系的融合中西,就使中西文化的对接渐渐落到了实处;而知识体系的更新又带动了国民素质的提高,国人在选择中西文化当中自然就提升了档次,使中西文化的融合创新逐步深化。     

20世纪晚期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之间知识交流有一个基本模式：西方的兴趣主要在于了解中国,而中国则主要着眼于学习西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部分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人自己的优越感,部分程度上是非西方人对这种情况的认可。到２０世纪晚期,情况变得复杂：许多西方人自己对西方在文化、道德领域中的优越提出质疑,对于把“西方”和“中国”作为两个各自独立、划分明确的实体的观念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人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通过西方人的研究来了解中国,以拓宽和深化关于中国自身的知识。总的说来,２０世纪晚期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仍然处于不对称状态。     

走向融合:嬗变知识观中对知识教学的再思考

由于现代和后现代知识标准形成的条件不同,其内涵也就各不相同。不同的知识标准,使今天的知识教学陷入两难的境地。只有融合两种知识标准的合理之处,在知识教学的目的、价值和选择等方面对知识教学进行重新定位,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优势和潜能。     

从知识史的视角看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

对明清之际西学影响的评价 ,分歧的焦点在于 ,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是否真正传入了中国 ,它与19世纪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没有直接的关联。从知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 ,能给我们较大启发。 15至 18世纪 ,中西知识差距表现在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知识的巨大差距导致中西之间缺乏沟通的桥梁和对话的基础 ,加之传教士特殊的身份和使命 ,也决定了不可能指望他们传入系统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因此 ,明清之际西学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 ,与中国的近代化没有直接的关联。     

中外农民向市民转变路径之比较

我国的农民工在产生背景、生存状态、政府扶持政策等方面与西方存在很大不同。借鉴西方农民向市民转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主要应从加强农民工党建工作、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农民工的权利、改进社会保障办法等方面入手,实现我国农民向市民的平稳过渡。     

科学主义的价值之维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趋向指征的是一种形上的信念和原则。它是一个突出科学主义价值指归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价值根基是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价值表征是方法论的普适主义,而价值论的扩张主义则是它的价值指归。科学主义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传入中国之后,经过了中国文化的整合和内化而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在价值之维上,中西方科学主义没有本质的差别,即:中国科学主义是在默认西方科学主义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弘扬科学主义的价值指归的。这种解读提供了一个理解科学主义的新维度。     

反思与重构:中国近代学科转型背景下的“人文学”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近代学术思想逐渐完成了从"文学的"到"科学的"的转变。科学以其"分科之学"的名义,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的知识分类体系——前此本为经学之附庸的各类学科,逐渐变为独立学科。然而,在此过程中,人文学科为了反抗经学的压制,明显表现出社会科学化的取向,由此也导致中国学术研究人文传统的失落。时至今日,无论是学科的自我追求还是学科的评价机制,都已将人文学科推到"两头不靠岸"的尴尬境地——既无法达到自然学科、社会学科的严谨精密,又丧失了人文学科自我的主体性。面对人文学科边缘化、人文研究失去学科自信的现实境况,人文学者应该而且可以凭借自己的研究和思想创造力,为社会提供新的思想、理念和价值理想,以重建文化,重建价值理想。文学研究尽管可以用史学考证来丰富其研究方法,但也要恢复精神体验的诗学传统;史学不但要以史料学来夯实研究的基础,也要致力于把握中国社会过去的脉络、当前的性质和未来的走向;哲学不但要经受现代科学和逻辑的洗礼,也要致力于对时代精神框架的批判和建构。只有认识到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有着不同的学科价值取向,肯定人文学"体验之知"的学科致思方式,以及它在特定空间范围内探讨人类本质和价值信仰的特质,才能确立人文学的独立性与主体性,才能站立于"学林群雄"中不为其他强势学科吞并,并形成"自是一家"的学术领域。     

三十年代日本侵华与中日苏三国关系变化

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日苏三国关系随即也发生了变化。日本一方面对苏联采取谨慎政策,避免苏联"干涉"侵华,另一方面却打出反苏反共的旗号,以换取西方国家的绥靖主义政策,进一步发展为对苏采取以攻为守的强硬政策。苏联则一方面对日本侵华战争采取"不干涉",避免引火烧身,另一方面却控制及占领中国边疆地区扩大自己的防线,加强本国边防实力,进一步发展公开援华以牵制日本力量。可以看出30年代日苏关系矛盾焦点在中国,日本要独占中国防止苏联插手,而苏联要控制中国防止成为日本进攻的基地。当然中国也要利用日苏矛盾维护本国独立及领土完整。     

《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之比较

在1840年到1861年之间中国人写成的22种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中,影响最大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就两书的比较而言,写作动机的不同决定了内容的不同取舍,而内容的不同取舍又决定了两书的不同特点,即《海国图志》以博见长,《瀛寰志略》以精取胜。但无论是《海国图志》的以博见长,还是《瀛寰志略》的以精取胜,实际上都有它们的合理性,也都实现了自己的写作宗旨和目的。我们很难笼统地在它们之间分出谁优谁劣。作为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历史地理书,《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中对世界大势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它们的介绍具有较为全面,重点突出,新知识、旧观念这样三个特点。除它们所共同具有的这些特点外,在“睁眼看世界”方面,《瀛寰志略》有三点要优胜于《海国图志》：一是对传统的华夷观念的突破;二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三是对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如果说《瀛寰志略》之优长在“睁眼看世界”的话,那么,《海国图志》之优长则在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习西方列强的长处,用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亦即学习西方成了时代的主题或历史潮流,《瀛寰志略》通过对世界大势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有所了解和认识,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产生向西方学习之要求的可能性,但《瀛寰志略》本身并没有包含向西方学习的内容;而《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长技”的主张则开启了近代学习西方的新潮流。这一新潮流曾支配晚清社会和思想界达数十年之久。     

晚清上海的新知识空间

上海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西语西学为中心的新知识系统、西书报刊及学校为载体的西学传播网络、社会生活与商务活动的实用需求为社会基础、士商合一的新知识群体、西语西学热形成的西学时尚氛围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知识生态空间。这一空间的形成,及其所产生的效应,使晚清时期的上海,在整个社会传统知识仍占霸权地位、朝野主流一直对西学鄙视排斥的大环境下,成为一处西学新知迅速生长、并日渐占主导强势地位的小社会环境,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西学新知生长的温床,新文化的发展基地和传播中心。其形成的社会文化效应,对于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产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廿六史及明清实录东亚关系史料全辑》的编纂综述及史料价值

中韩两国合作项目《中国廿六史及明清实录东亚三国关系史料全辑》,是介绍古代中国、朝鲜(韩国)、日本三国关系的大型史料工具书,它的出版,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与日本学术资源中介的关系,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实证的方法,经具体的对勘比照,探研其与浮田和民《史学原论》、《西洋上古史》及其他日本史家与史著的关联,通过众多的例证与比喻的分析,以更明晰地揭示其思想形成的知识背景,阐明其新史学的来源具有多元采撷的特征,从而在更广阔的语境中予以把握,厘清其间复杂的关联与思想脉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今天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港澳问题比较及其启示

港澳问题在形成年代、持续时间、形成方式、法理地位、涉及内容和造成影响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两者之间又密切相连,相互盘绕,尤其在本质上都是帝国主义依据不平等条约而造成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顺利解决了港澳问题,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制定两部基本法,既贯彻了基本一致的原则,又体现了各自的特色。港澳回归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大体相同,但又不完全等同。比较港澳问题的产生、解决及其影响,对于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彻底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将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