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萧氏三子的楚辞观及其创作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 ,是骚体诗的开创者 ,他“衣被词人 ,非一代也”。而对他的研究评价之风自汉代畅开就绵绵不断。汉人评论依“经”立论 ,刘安、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就是以经文经义为准绳来品评屈原骚体的。至魏晋六朝 ,随着文学意识的觉醒高涨 ,在楚辞的研究及其创作实践上 ,则冲破了汉代经学的桎梏 ,代之以文学为主的探索。这一时期研究楚辞的大家有刘勰、钟嵘、裴子野、肖统、肖纲、肖驿等人 ,他们著书立说 ,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 ,为《楚辞》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 ,开辟了新领域、推动了文学新思潮。这些文人中 ,萧氏三子…     

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葛洪对辞赋的贡献——以《抱朴子外篇》论葛洪的辞赋观

东晋时期的葛洪,虽然首先是一位学者、哲学家,但他对文学也有着多方面的贡献.葛洪对辞赋再度繁荣起到关键性作用.通过其子书《抱朴子外篇》,可以考察他对辞赋的贡献是,理论上,提出了"古质今妍"、今赋远胜于古诗以及"宏邈淫艳"的辞赋观,在陆机和刘勰这两个大理论家中间架上了一座重要的桥梁;创作上,他发展了汉魏以来以赋作论(子书)的艺术手法,使得子书和辞赋的结合更为细密浑圆,而且加快了辞赋的骈文化进程.     

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

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探索

(一)《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总集之祖”。它对研究屈赋及屈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传统的说法,都认为《楚辞》是汉代刘向编纂的。达个说法,是《楚辞章句》的著者东汉王逸首先提出的。他在《楚辞章句》的叙中说:“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自此以后,历代著录及《楚辞》传本,皆题为刘向所辑。清《四库全书提要》曾有下列一段总结性的叙述:“哀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论老子书的“其中有物”——与冯友兰先生商榷

冯友兰先生在“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一文中的第二个问题,讨论老子书思想是属于唯心主义方面还是属于唯物主义方面。他认为:“有一部分人认为老子书所讲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也承认老子书所讲的哲学思想有唯物主义的成分,甚至有相当大的唯物主义的成分”,他称之为甲方;“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老子书所讲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但“也承认老子书所讲的哲学思想有唯心主义的成分,甚至有相当大的唯心主义成分”,他称之为乙方。文章里的重点,虽然提出在讨论方法上应该注意两点,即“不要把老子哲学现代化”,和“必须从老子的真面目讨论起”,“必须认真地以老子书为依据,而又不局限于老子书”,可是在说明问题的时候,处处都在解释为什么老子哲学应该属于唯物主义方面的道理。现在根据冯先生所提出的见解,从三方面来研究:第一、谈“其中有物”;第二、谈“其中有精”;第三、谈“冲气以为和”。     

智者的深刻与眼光——读孔范今著《悖论与选择》

<正> 孔范今的新著《悖论与选择》(明天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在学术上有诸多新意和新见解的书。他从文化的综合性研究视角出发,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宏观发展进程以及某些文学现象进行了描述和阐释,富有智慧的光芒和历史意识。他在《面对历史的沉思》一文中说:“富有科学精神     

《汉代经学与文学》简介

侯文学著《汉代经学与文学》一书,凡27万字,作为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之“高校社科文库”丛书之一种,2010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侯文学根据其博士后出站报告增删而成。汉代是经学“昌明”与“极盛”的时代,欲明汉代文学,不能回避其与汉代经学的关联。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汉文学与楚文学之关系综论

汉文化的胜利是楚文化的胜利。李长之认为：“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①这大体上道出了汉代文化传承实际情况。秦末，陈涉在大泽乡揭开了反抗暴秦的序幕，并建立了号为“张楚”的第一个农民政权，稍后，项羽、刘邦集团──以楚人为主体的政治集团将推翻暴秦的起义引向深入。这些都在客观上推动着楚文化由地域性的文化走向全国。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虽然承认楚文化对汉代文学的哺育之功，但受思维定势的影响，往往习惯于用屈原、宋玉等人创作的楚辞作品来评估楚文学与汉代文学的关系，这…     

从刘向校书再论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非《黄帝四经》——兼论古籍流传研究中的两个方法论误区

从刘向校书与古籍流传之间关系来看,应以"类"的观念对待刘向校书前的诸子文献.将新出土的汉代中期以 前的简帛文献比附<汉书·艺文志>相关篇目、以线性的逻辑模式处理刘向之前或其同时代的互见文献,是目前古籍流传和学术史研究中两个比较常见的方法论误区.因此在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非<黄帝四经>问题上没有讨论余地,这种思路本身就不可取.     

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

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一度光辉灿烂的史传创作,到了六朝时期,已经走向江河日下的一途.而一种新的传记形式却开始悄悄崛起,史传之外的各种人物传记写作逐渐繁荣,并开始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中担负起主导的作用.这就是“杂传”. 正史以外的传记创作在汉代已经初见端倪,如刘向,班固等都曾于此有所撰述: 《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向以为王     

论“夸富”类题材汉乐府的官职问题

“夸富”类题材汉乐府涉及到的官职名称中,郎官占有相当一部分,如“侍郎”、“侍中郎”等。联系汉代官制及汉代官僚的一般仕历,考察郎官的沿革及选拔途径,明确汉人热衷于郎官的原因,从而深刘理解此类“夸富”作品的文学特点,即作为口头文学的祝颂辞,歌者往往会根据祝颂对象的不同来改变歌辞。     

两种身份两种写作——比较赵树理与知识分子作家对乡村与农民的不同解读

赵树理的创作立场、艺术视角、解读方式、文化姿态等均与知识分子作家截然不同.他的农民立场以及由这一立场出发而形成的文化守成姿态与艺术表现上的民间传统坚持,同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意识、启蒙精神、文化批判以及对艺术审美的现代化追寻有着极大的疏离.正因为此,众多文学史家试图把他纳入五四新文学传统框架中的种种努力都归于虚妄.     

是模拟之作还是解读之文──《楚辞》中四篇汉人作品的性质归属质疑

一般认为,《楚辞》中的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这四篇汉人作品是纯粹的对屈骚的模拟之作,内容空洞,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本文通过对汉人这四篇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写作体例等问题的考察分析,认为此四篇作品并非传统理解的是对屈骚的单纯模拟之作,而是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之作,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屈原的文学性评传。它们是汉代极值得重视的评论楚辞的文献资料,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老子》经典化考述

先秦时期《老子》是诸子著作中的一种,处于子书的地位。汉简本《老子》的出土表明,至迟在西汉早期《老子》已被后学尊称为“经”且题以“经”名。此后,《老子》一书越来越受到重视,到魏晋时期完成了其经典化的过程。考之典籍可知：《老子》由子书上升为经典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其一,《老子》在学术思想层面的经典化;其二,《老子》在社会生活层面的经典化。《老子》以其深邃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发展、政治和民间社会生活的走向,其经典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影响逐步彰显的过程。     

论两汉的神怪小说和历史小说

“小说”在汉代有着相当的发展和流传.西汉的神怪小说更多带有“仙话”的色彩,刘向《列仙传》以“神仙”小说反映当时社会生活,让王公大人所瞧不起的下层乞儿和劳动者,也能涉足成“仙”境界——这是一个新特点;东汉的神怪小说神话成份逐渐为异闻怪说所取代,表现出一定的“志怪”特点.汉代还出现了《燕丹子》《吴越春秋》这样铺衍史事、糅合民间传闻而创作的中、长篇历史小说,其情节结构、描写技巧和人物塑造,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其意义远远超过了自身的内容,而提供了如何借历史为小说,在史实和民间传闻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和虚构,进行艺术再创造的成功经验.     

汉代反季节栽培与“不时不食”观念

汉代已经掌握反季节栽培技术,但对于这项技术进步,汉人习惯援引不时不食观念进行批判。该观念既与汉代月令制度的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又有灾异论这一强有力的神秘主义哲学理论做支撑。而一些现实性的利益考虑,如节省财力、社会公平、延年益寿等因素,虽然不能完全摆脱神秘主义意识的影响,但已颇具理性认识的倾向,因而更有助于不时不食观念的推行,对当今的反季节生产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刘向《新序》中的人文思想

《新序》是汉代刘向编撰的一本文集 ,其中有丰富的人文思想。作者认识到人在天人关系中的主导地位 ,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力量 ;认识到忠信礼义等道德观念和行为对人性的塑造和提升 ;意识到人伦关系和人性完善之间的密切关系。刘向的人文思想既继承了儒家的传统 ,同时又有所创新和发展。     

屈赋对古诗风格、情调的继承与创造

一个民族,由于地域、气侯、风俗、政治、宗教、历史等等原因,而影响其形成特殊的思想意识、心理特征和审美习惯。这种民族特性渗透在文学艺术之中,便形成了文学艺术的民族风格。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从意识方式的方面比较了东西诗歌发展的基础。他认为,东方的意识方式更适宜于诗,而中国则是在东方抒情诗上作出了最突出贡献的国家。这是历史的结论。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在中国,意识方式、审美习惯、文学特征是不是各处相同,没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