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华人社会初探

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相比 ,泰国华人被当地民族同化的程度是最高的 ,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的各方面都已完全融入泰国主流社会 ,以至于很难分清谁是泰人 ,谁是华人。前几年有一些泰国华人学者甚至提出这样的观点 ,即泰国已经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华人社会。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笔者认为 ,尽管泰国华人已经完全融入泰国主流社会 ,但是 ,华人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质 ,就泰国大多数华人而言 ,他们仍然是华人。当然 ,泰国华人对本身的称呼也不同 ,有人主张称“泰国华人” ,有人主张称“有华人血统的泰国人…     

依然是“熔炉”——论美国民族关系中的同化问题

本文主要围绕学术界对美国早期民族关系理论———“熔炉”论的不同评价,探讨以下三个问题：（１）同化与融合作为美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怎样促成了美利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２）民族同化的具体形式和过程,尤其是个体民族成员的同化模式;（３）怎样认识不同的同化途径,以及同化与文化多元性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文化多元性和同化是美国民族关系中并存的两个特征和两种趋势。尽管各种否定“熔炉论”的经验和实证研究都有其重要的客观依据和学术价值,但都无法从根本上否定“熔炉”论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民族“熔炉”论,既符合美国民族关系中的既成事实,也符合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的许多民族集团成员的价值理想。因此,“熔炉”论仍是认识和理解美国民族关系的主要理论之一。     

试论伊斯兰教及其生活方式对回族风俗习惯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

也许会有人认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对于构成该民族特征诸要素来说是件小事，尊重与否都无关紧要；也许有人认为民族就是民族，宗教就是宗教，两者具有各自的定义，有各自的范畴。的确，民族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和各自不同范畴的一面，同时亦有两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另一面，这在一部分全民信教的民族中即是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观和宗教观有时是统一的，宗教观有时可以转化为民族观。对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来说，     

美国学术界关于移民、民族和种族问题的研究(上)

美国学术界关于移民、民族和种族问题的研究（上）杨国美黄兆群本文试图从纵、横两个视角全面评说美国学者对美国移民、民族和种族问题的观点、意见和研究，所涉及的重要内容包括：（１）外来移民与美国社会；（２）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以及有关同化（ａｓｉｍｉｌａ...     

关于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特点、主体民族的提法、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和特点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民族问题理论知识问答?

问:“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和“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区别在那里?答:这两个观点有原则的不同,针对的问题和含意完全是两回事。“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观点,是毛泽东同志于1963年8月8日,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提出的。指的是: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     

民族关系研究中的内隐偏见调查综述

不同民族之间往往存在偏见,其中内隐偏见是一个民族无意识中自动对另一个民族产生的片面乃至错误的看法和态度。心理学角度的启动技术、内隐联想测验、反应/不反应联想测验等三种内隐范式的研究都发现了民族内隐偏见现象。我们对已有研究进行了分析,发现民族、宗教间的接触时间,社会主流观点,政府政策等都是内隐偏见的影响因素。由于偏见会影响民族间的交往、情绪识别以及攻击性评价,因此我们提出,通过加强民族间的友好交往、抑制刻板印象、调整个体动机、改变环境、加强积极的教育和媒体宣传、增加控制加工等方法来减小民族内隐偏见及其影响。最后,我们提出了民族内隐偏见的形成、影响及调节模型,以更好地解释偏见、行为与调节策略之间的关系。     

中美民族观的跨文化比较与和谐理念的确立

中美两国文化传统不同,国情也相异,在民族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郝时远与亨廷顿作为当今中美两国的知名学者,都对民族国家问题颇有研究.前者主张尊重差异、包客多样的和谐民族关系,后者认为文明之间、民族之间势必产生冲突,他们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美和谐与冲突截然不同的两种民族观,在两者观,占.的分析比较中也有利于和谐的民族与国家间关系理念的确立.     

论胡锦涛的民族和谐思想

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民族和谐的思想.胡锦涛的民族和谐思想内容主要是民族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两个共同"是民族和谐的基础,协和万邦是国际间民族关系和谐的表现.     

阿哈德·哈姆论阿犹民族关系

阿哈德·哈姆是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除了在犹太复国目的、方式等方面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截然不同之外,他还在处理阿犹民族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的观点和主张。他不仅最早发出了未来阿犹民族冲突的预警,而且倡导阿犹两个民族之间平等共处。阿哈德·哈姆有关阿犹民族关系的思想不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其文化复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现状及分析

本文在简述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现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认为,近年来,武陵地区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发展,民族关系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该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政治优势,凝聚了各民族的传统友谊;武陵地区民族关系也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历史根源,也有现实根源,集中反映了历史和现实诸多不利因素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略论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嬗变

近代中国,随着亡国灭种危机的不断加深,在国内外的多重压力之下,为谋自救而觉醒的民族意识迅速成为最有效的社会动员资源.近代民族意识的产生与发展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民族意识和观念的影响,二者往往内在关联、颉颃消长、交织重叠在一起,决定了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中国近代的不同精英个体及社会群体对中国传统民族意识有着不同汲取,从而对民族意识有着不同的认知及表达.他们的内在体认和外在表征勾勒出民族意识在近代中国的嬗变轨迹.中国近代民族意识旨归于孙中山之"三民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地缘安全角度理解中国的民族与跨界民族

对民族和跨界民族问题已经有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从地缘安全角度重新诠释中国的民族和跨界民族,却是在新形势下对中国跨界民族和地缘安全关系的理论尝试,因此,文章对民族、跨界民族和族群等以往的认识进行了批判,力图在确立新的范畴中构建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的理论体系。     

民族主义与联邦主义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想的民族主义论述的是民族与国家应当一体的理由,而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却难以实现民族与国家的一体。由此,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困扰了人类社会数百年,并引起各种民族冲突。本文作者从分析文化民族、政治民族与法律民族的关系入手,试图为民族主义建立一种框架,并认为基于政治民族和法律民族的国家民族主义终将取代基于文化民族之分的联邦主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题演进

文化建设只有紧扣时代发展主题,才能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才能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随着文化建设实践进程的不同而发生主题变换。就近代以来的文化建设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具体实践来讲,二者的互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浓郁的改革气息;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建设中,中华民族凝聚力必然具有战略性的创新意识。     

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述评

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史虽然记忆甚少,但仍有回顾的价值,更有述评的必要。本文从广西民族关系整体评估研究、广西古代民族关系研究、广西近现代民族关系研究、广西当代民族关系研究四个方面述评了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现状,认为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学术价值重大,但纵观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史,总体印象是作者队伍弱,学术成果少,学术水平低,与"国家样本"的实际价值极不匹配。因此,必须大大加强对广西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为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为中国民族的团结,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有价值、有份量、有水平的学术成果,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广西民族研究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     

论民族关系与民族经济

民族关系是历史环境、条件的产物和积淀,更是现实环境、条件的一种折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族经济是民族关系的基础,它决定民族关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发展民族经济应努力协调好民族关系;巩固民族关系必须活跃民族经济。     

Designer nations: Neo-liberal nation branding – Brand Estonia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emergence of nation branding as a commercial practice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y conceptualizing it as a means for nations to redefine and reposition themselves within the master narrative of globalization. It examines the industry literature of the nation branding movement, which seeks to legitimate the practice. It argues that nation branding is an engine of neo-liberalism that explicitly embraces a reductive logic, which privileges market relations (market fundamentalism) in articula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also contends that nation branding is a risky business that can backfire, since its success depends, in large part, on the intuitive knowledge of individual industry ‘creatives’. It maintains that the methodology of nation branding, qua methodology, is profoundly anti-democratic. It offers recommendations for making nation branding more transparent and accountable to democratic values, but also explores Umberto's concept of ‘semiotic guerrilla warfare’ as a possible strategy for disrupting nation branding and redirecting initiatives to rethink national identity in more democratic directions.     

British Critical Theorists: The Production of the Conceptual Invisibility of the Irish Diaspora

There is a long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Ireland in which images of the Irish have been mobilised as major changing representational resources for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nation, identity and culture. Presently, the Irish diaspora in Britain is a major racialised ethnic group. However, it is absent from contemporary British theorists' representations of race and ethnicity. The paper critically explores the dominant racial regime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is accompanying conceptual absence, as illustrated in anti-racist and new cultural theory texts. There is a need to rethink the histories and geographies of social closure and cultural exclusion as defining elements of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nation. The paper argues the need to move beyond the Americanisation of British race-relations - the colour paradigm - to 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European explanations, focusing on questions of nation, 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This is not an argument for the inclusion of the Irish in the current model of British race relations, but rather seeks to investigate the denial of difference with reference to Irish ethnic minority status and the specificity of anti-Irish racism. I conclude by looking at the question of self-representation in relation to Irish cultural formation and subjectivity, suggesting that in terms of a traditional racial dichotomy of domination/dominated, the Irish are not either/or but both/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