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瑶族石牌律看法律的起源

世界既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瑶族石牌律的产生与人们论述法律和国家的产生有不少共同之处,但又有其独特性.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距今仅五六百年,既有典型性、系统性,又有清晰发展逻辑的少数民族法律的起源形式,为世人研究法律和国家的起源提供一个去古不远的参考标本.     

瑶族习惯法——石牌律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至21世纪前10年,学术界对瑶族习惯法的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特点.当前对瑶族习惯法研究还存在理解偏差、整体研究不足、挖掘潜力不够等问题,应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好理顺瑶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等六方面的工作,进一步推动瑶族习惯法研究的深入.     

近年来发现的两件瑶族石牌习惯法考释

石牌习惯法是大瑶山瑶族主要的社会制度 ,新发现的两件石牌习惯法加深了人们的认识     

瑶族新石牌与大瑶山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黔桂瑶族侗族习惯法系列调研之一

石牌是指新中国成立后金秀大瑶山各村屯将本村屯的村规民约以石牌这种形式加以确立,以此为法,进行村屯民主管理的制度,新石牌保留了旧石牌的传统,又有所发展。在大瑶山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尽管新石牌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应因势利导,发挥其积极作用。     

瑶族“度戒”仪式的文化传承及教育意义

度戒是瑶族同胞男子一生最重要、最隆重的成人传统礼,同时也是瑶族祖先流传下来对族人进行道德、族规、族史、礼仪教育的传统方法。因此,度戒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本文试图从教育学的角度分析该仪式的教育意义。     

中国瑶族和东南亚瑶族文化发展的历史、现状及特点

瑶族文化是凝聚瑶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它渊源于瑶族数千年的文明史 ,又根植于瑶族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实践 ;它反映了瑶族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 ,又对瑶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瑶族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 ,它与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相联系 ,因而有其自身的特点。     

粤北山区瑶族移民的文化适应

本文探讨粤北山区瑶族移民的文化适应。文章首先介绍了粤北山区瑶族移民的搬迁情况,然后利用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从物质、精神两个层面描述了粤北山区瑶族移民在生计模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适应状况。最后,文章对这些适应现象做了一些分析,指出移民村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寻找“千家峒” 寻找瑶族的精神家园

当一个国家和地区有了长时间的和平与安定,人们思考的人生问题往往会变得更加清晰、更加深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人们寻根问祖的心情会变得更为迫切。而瑶族,这个自元朝大德年间迁徙流散至世界各地的民族,在500年以后则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寻找千家峒运动,寻找他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千家峒＂。     

研究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三个视角

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研究,不应仅限于重拾与简单描述,应着眼于从价值、发展和基本路径等方面的提升.价值表达了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法在终极目的上的同归及对民众法律信仰的诱致意义;发展则展示了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未来的理想型预期;路径则进一步揭示了研究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基本要求,即超越与实证.这种表述逻辑可能对习惯法研究的理路回归更具有学理意义.     

排瑶经书浅析

排瑶地区流传的经书,为先生公举行宗教仪式时所使用。不同的仪式使用不同的经书。其内容涉及到排瑶社会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是瑶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研究瑶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难得的、珍贵的学术参考资料。     

外来语言与山区少数民族——以广西龙胜瑶族D村为例

本文以桂北山区一个瑶族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对本民族语言、社区内流通的语言种类,以及外来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情况进行叙述,试图对人们在学习和使用外来语言的过程中,本族群与其他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使用外来语言的意义等方面作思考与分析。     

瑶族石牌制与农村社区管理

石牌制是瑶族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法律制度和社会组织,同时也是一种社区管理制度,它在管理农村社区中具有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石牌制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通过引导还可以为现代农村社区管理服务。     

贵德三屯民间文化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以实地考察为依据,结合文献资料、历史遗迹,对贵德三屯的历史、民间信仰、风俗民情及地域文化特点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述,并对其成因作了初步分析,由此勾勒出“贵德三屯”文化的形成、传承和变迁的历史轮廓。     

论中国少数民族数文化研究

数字像一种文化基因 ,进入到文化的诸多领域 ,从而衍生出了独特的数文化。由于数字兼有语言符号和文化符号的双重属性 ,数文化自然成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又一研究视点。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许多学者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研究领域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少数民族数文化问题也日益得到关注与重视。然而 ,就其研究范围、内容、方法等而言 ,尚存在许多问题。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此进行了初步分析并进而提出了一些建议     

民俗语言表述之初探——以青海民间民俗语汇为例

语言能够表述、贮存与传播民俗.任何民俗事象必然要反映到语言中来,或者是通过语言结构本身来呈现,而民俗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影响语言及其结构,因此,它们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通过对语言民俗关系的研究,可以揭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方言区的历史文化的特点和基本面貌.     

“内部人”与“外部人”的交叉视角的研究尝试——奥斯古德与李安宅1938年在昆明高峣村

1936年李安宅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期间,结识了耶鲁大学皮博蒂博物馆（Yale Peabody Museum）馆员奥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两人商讨和制定了在李安宅的河北农村老家和奥斯古德在美国佛蒙特州家乡的乡村,采用“内部人”和“外部人”交叉的视角进行人类学研究的计划。1938年奥斯古德按约前往中国。由于其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之际,原定河北的调查计划无法进行。于是两人在抗战后方——云南昆明的高峣村合作调查。25年后奥斯古德在美国出版了这次人类学调查的成果《Village Life in Old China: A Community Study of Kao Yao, Yunnan》。对于李安宅来说,高峣田野的经历以及他与奥斯古德共同制定的研究计划和思路,对其今后的学术之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在其后的研究中将内外交叉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贯彻始终。     

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的经济理性

立足于“生态经济人”理论假设,基于制度经济学的法理分析,从法经济学视角剖析论证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的经济理性,以探索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制度整体,在经济理性作用下的发展运行规律。国家司法传播的困境和产权关系的推动为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夯实经济理性的基石,以及在成本与收益的理性抉择和生态损害惩罚性赔偿的激励机制下,使民族群体经济理性意识得以维持并不断增强,最终使得生态习惯法制度体系的经济理性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共同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