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广西“狼兵”、“狼人”的历史考察

本文从明中期桂西土兵东进大藤峡地区建立武靖州的进程去考察"狼兵"、"狼人"之称出现的历史过程,认为正是由于桂西土司独特的内部组织、明中期大藤峡地区的动乱,以及官府对桂西土兵的定位及使用策略,在土兵与大藤峡地区的"民"和"猺獞"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狼"由桂西土著山民而成为军事组织的类目、社会身份的标签,并逐渐成为一种族称。"狼兵"或"狼人"的出现,实际上是明代中期广西地方动乱、土司势力和王朝户籍赋役制度三者错综复杂关系的缩影。     

狼兵的"消失"——大藤峡地区武靖州被裁撤后"狼"的身份变化

学界对于狼兵制度如何被废除及狼兵的去向等问题未见有专文进行过讨论,本文以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乱”平息后大藤峡地区的武靖土州改为武靖镇为切入点,考察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演变中“狼兵”如何改变身份,最终淡出文献的记载而“消失”的历史过程。     

试论“猺”、民、汉的演变——地方和家族历史中的族群标签

广西大藤峡地区在明代以猺乱频繁而闻名。明中期,桂西土司狼兵进入当地平乱,明政府安插教化,形成了猺、獞、狼、民等族类共存的格局。清朝,隨着国家正统文化秩序确立,土著通过创建宗族等方式建构祖先的士大夫形象。现今该地区被称为猺、獞、狼者已踪影难觅,取而代之者是被认定为汉族的人群,大多族谱也称祖先来自广东。族群标签及族谱编撰的背后,呈现的是地方社会变迁与国家秩序建立的复杂历史过程。本文以大藤峡地区崇姜里人群的身份变化为个案来揭示此过程。     

湘西民族古籍中的土司世界

通过对湘西古代方志、族谱、文书、碑刻铭文、口传文献等民族古籍中的土司资料的发掘和系统梳理,反映了湘西土司的起源、承袭以及受朝廷封赏的情况,再现了湘西土司时期的统治与生产生活状况。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职能及其转变

清土目职能由明代带兵、朝贡职能向清代"提唤"职能转换,不仅表明土目活跃于地方社会并参与地方事务,而且能够说它借助家族村社控制土司社会了。明朝时,土司区尚未完全形成朝廷、土司、家族村社三级互动模式,这种模式在明洪武年间处于发育期,基本以朝廷、土司的二级互动形式进行运动,到清朝"康乾盛世"时期才形成蔚为大观的规模,并迅速转化为朝廷与家族村社之间二级互动模式。     

成臻铭的《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出版

《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一书从土司区域内部情形研究中国土司制度:首先,在理论上系统总结了前人土司制度研究理论,提出要从"三个层面"、"四个视角"观察土司,并且提出了鉴别土司的二十八字理论和土司类型理论,还在土司区域变动的基础上阐述了土司的理论,明确提出土司是朝廷任命的世袭官吏,     

论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军事组织体制

军事组织体制是国家军事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军事组织体制与土兵制度密切相关.其土兵武装力量包括土司武装、土司部落武装、家支武装、土屯武装等四个方面.土兵的兵种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步兵、骑兵、水兵、马兵、战兵、守兵、塘兵、铺兵等.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员额是随着中央政府官兵的强弱和战争的多少而增减.元代土兵编制分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及牌子四级.明清时期土司军队大多实行营、旗制度.西南地区土兵名号仅限于湖广土司.     

乾隆时期的瞻对事件

瞻对为四川省西部的一块藏族聚居地,明朝时即授印归附朝廷。瞻对居民甚勇悍,常以抢劫骚扰地方。至清朝乾隆初年,甚至连过路的驻卡清兵亦时常遭劫,乾隆皇帝于是下令调兵征讨。始料未及的是瞻对土司拼死抵抗,经一年激战,清军陷入此"弹丸之地"不能自拔。此时的乾隆皇帝与参战将士也欲想罢兵休战,从而姑息了土司班滚的逃脱。瞻对事件的直接结果导致邻近土司无视朝廷,接踵而来的便是第一次金川之役的爆发。     

明代桂西土司的“城头/村”组织及赋役征发

明代桂西土司地区的赋税之征有别于流官区,嘉靖以前,并无确切证据表明土司辖区如流官区般推行了里甲制。同时,桂西土司的内部组织结构亦有别于内地,其以"城头/村"作为基层单位,土官土目直接管领部民,部民亦兵亦民,当国家征调时,土官土目按"田"派兵,部民自备粮饷出征。朝廷对部民土兵无直接管理权,不过,却通过掌握土官官职的授予而有效地控制了土官,土官也愿意让渡兵力获取朝廷支持而稳固其统治。     

关于中国土司制度渊源发展研究的十个问题

在土司制度“渊源”、“发展”及“衰落”历程基础上,首次集中讨论了中国土司制度的十个问题.本文认为,土司制度目的是稳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设置四种类型的土司也是围绕这一目的.土司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奴隶制和农奴制,核心与实质是土民与土司的依附性,根本是土兵.土司制度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清代“改土归流”实际上是变土司地区的奴隶主和农奴主专政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过程.与西南土司制度相“异”的是明王朝版籍内的东北边外土司,它是经过朝廷遣官“招谕”、少数民族首领入京进贡输诚后才授予土司官职的.研究土司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存史”和“资政”,总结历朝历代施行土司制度的经验教训,为新时期制定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和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服务.     

再论吐蕃小邦制的演变及其外来影响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的青藏高原分布着众多的“小邦之王”,其后逐渐被吐蕃征服,演变成为地方实体政权,到吐蕃王朝中后期仅存吐谷浑、工布、娘布三个.本文检索汉唐文献,发现吐蕃小王制深受汉唐之间西北诸族小王制的影响,据此可以看出吐蕃与西北民族在制度文明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中甸之争”:清初丽江改土归流原因探析

清初,滇西北地区形势复杂多变,康熙年间丽江木氏土司对中甸等地的控制权进行了近40年(1682-1720)的争夺。“中甸之争”涉及云南、四川、和硕特蒙古、丽江木氏土司等多方势力,并一直延续到丽江改土归流前夕,与丽江改土归流有重要联系。中甸的战略地位以及“中甸之争”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内因,罗卜藏丹津叛乱是外因,“中甸之争”的影响是高其倬奏请清政府丽江改土归流的直接理由,而土民控诉、请求改土归流则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导火索。     

加快城镇化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直接影响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进程.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化进程缓慢、民族地区城镇化滞后加重了人与土地的紧张关系,影响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阻碍了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发育.加快发展城镇化的关键因素在于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城镇化的重要性,在方向上促进大中小城市城镇协调发展,加快产业化进程,推动政府职能转型.     

关于西藏地区实行及建设区域自治的历史考察

依据相关史料,新中国在西藏地区实行区域自治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为实现西藏区域自治,中央始终坚持＂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为此,党中央为促进达赖集团、班禅集团实现团结,变通规定,建立自治区筹委会,标志西藏地区实现了和平统一。1956年下半年,中央决定西藏六年内暂不改革;1957年3月初,中央再次决定西藏相关工作＂大下马＂,由自治区筹委会,实际上由旧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管理,实行＂区域自治＂。不过,该＂区域自治＂设置了＂区域管理＂、＂不能反对中央＂以及藏钞等不能进入其他藏区等规定。1959年3月,旧西藏地方政府违背这些规定,宣布＂独立＂,发动叛乱,反对中央。这迫使中央政府解散西藏旧地方政府、平息叛乱、改组筹委会,实行新的民族区域自治。     

卓克基地区土司文化与旅游发展

卓克基土司是四川藏区著名"嘉绒十八土司"之一,也是"四土"的主要部分。在长达600多年土司的统治下,由于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特点,卓克基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土司文化,其主要内容有:以土司官寨为代表的建筑文化、具有地域特色的宗教文化活动和独特的民间歌舞——四土锅庄。虽然土司制度不存在了,但土司文化在卓克基地区还广泛地存在着,并成为了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通过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保护和发展卓克基土司文化;大力促进土司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开发民族节庆旅游,增强游客的参与性、互动性和娱乐性,有利于提升卓克基地区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竞争实力和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     

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宪政解读

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核心,是宪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法定权力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能否依法行使自治权,是考核民族地区宪政实施真伪的“试金石”。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统一服从中央政府的管辖。而民族地区宪政只是国家宪政结构的子系统,这决定了民族地区宪政建设必须要与国家的宪政结构相匹配,受国家宪政体制的制约,不能逾越国家宪政体制设定的边际。     

试论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军政管理形式及变化

关于元朝政府对归附后的畏兀儿地区的军政管理形式 ,本文认为大体经历了畏兀儿亦都护自主国事以及过渡到元朝政府直接管辖两个阶段。此外 ,蒙古统治者对西域诸地的二重管理体制同样对畏兀儿地区政局的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蒙古大汗与西北藩王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 ,畏兀儿亦都护政权从自身利益出发所采取的两面都应付的态度致使元朝统治者改变了以往的政策 ,至元年间畏兀儿亦都护王室受命东迁应是其直接后果。     

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关系发展分期及特点

17世纪中期,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开始建立联系。之后的三个多世纪以来,二者的关系尽管一度出现挫折,并呈现出一定的功利性,但合作和发展一直是主流。同时,在长期的交往中,二者关系发展呈现出许多独自的特点。考察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认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西部大开发看党的民族政策

本文在简要介绍党的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基础上 ,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发展民族地区的科技与教育政策、宗教政策等方面 ,论述了党和政府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有关民族政策     

怒俅殖边:近代云南一次意义深远的边疆开发

民国初期 ,云南地方政府在滇西北怒江少数民族地区的设治经营 ,是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它对怒江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各民族的进步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阐述了“怒俅殖边”这一历史进程 ,认为它使怒江地区的民族关系得到明显的调整与改善 ;使怒江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 ;遏制了英国侵略势头 ,对巩固滇西北边防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