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校社”劳动教育协同育人的必要与突破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发展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始终贯彻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教育者要科学认知“家校社”劳动教育协同育人的特征与路径,厘清家庭、学校、社会的责任边界,注重“家校社”劳动育人的目标统一性、整体关联性、动态互补性。教育者有必要在教育理念、实施机制、实践创新等方面,保持开放心态、挖掘先进典型、建立长效机制,不断推进“家校社”劳动教育协同育人的统一性与互补性、科学化与规范化,这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观,引导学生认识社会与增强社会责任感,全面提升学生劳动品格和劳动能力等具有重要价值。     

清代乡村社庙认定与社神选择——以清代泽州府为中心

一直以来,学界关于传统社会村落社庙与社神的研究基本呈现出纵向历时性较强,横向共时性弱,个案突出而区域整体研究颇少的状态。通过对山西泽州长期拉网式田野调查,以数千通碑刻为基础,试图以清代泽州府为样本来研究这一区域整体民间社庙和社神的特征。研究说明清代泽州府社庙普遍呈现出规模大、祀神全、功能独特和社之载体四个鲜明的特征。在社神的选择方面以玉皇等帝王神灵居多,表明儒家正统思想是主导其社神选择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本土化的神灵信仰传统、聚落权威的观点以及村落自然环境、国家政策变化等因素均对社神的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社庙主神一旦确立,并非一成不变,变化的主要趋势是人格化的神灵逐渐取代五谷神及土地神等为主,帝王神灵逐渐取代区域性普通神灵。     

关于开展东北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些思考

东北地域文化研究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世界大背景下提出的。东北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地域文化共同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成为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文化资源。东北地域文化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东北民族的变迁与东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变,东北地域文化的特质及其表征形态,东北文学艺术,东北地域文化与东北亚区域文化的交融与比较,东北地域文化与东北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等。研究东北地域文化,对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康熙帝与社仓建设——以直隶为中心的考察

康熙中后期试行社仓的实践并不成功.究其原因,除了优先发展常平官仓、社仓制度不够完善等因素外,更和康熙帝关于官员治理地方的思路相关.本文以直隶为中心,探讨了康熙帝对官员“安静而不生事”“恤民”等要求对于推行社仓的影响.     

英国浸礼会与近代山西社会变迁论纲

英国浸礼会自李提摩太1878年开辟山西教区后,先后设立了太原、忻州、代州三大总站,发展教徒,在晋传教长达70余年,成为山西规模较大的新教差会;浸礼会为打开布道局面,在活动地区开设崇实学校、博爱医院等著名的教会学校、医院,促进了近代山西社会的早期现代化;浸礼会传教士还参与山西灾荒战乱救济,反对妇女缠足,推动山西社会乡村改良,并积极倡导禁烟。英国浸礼会在山西活动虽然带有传播宗教的功利动机,但其活动却成为山西社会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苏联社会学文献中的“社区”与“共同体”

在社会学词汇中,英文Community 常常译成“社区”,俄文通常译作“共同体”.莫斯科俄语出版社出版的《俄英词典》上俄文的第一个英文解释就是Community.Community 这一词是西方社会使用得较为普遍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内容偏重于社会地域共同体。在苏联社会学论文集或文献中,所见到的“共同体”这一词,通常在词前都加上一个定语,因此,严格地说,他们没有把共同体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学概念。例如,用于社会地域研究的社会共同体叫社会地域共同体;用于民族、族类研究的民族、族类共同体、语言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文化分布区共同体等等,在共同体前都加上一个定语使用。但苏联社会学文献上对社会共同体的概念的表述与西方社会学“社区”的概念颇为接近,他们认为:1.社会共同体是个人群体和社会系统功能作为社     

以实践能力为导向的大学生学业评价体系改革与创新

学生学业评价是大学教育评价的重要内容,对提高高校教学质量有着重要价值。但在高校现行的大学生学业评价体系中,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影响了高校学生学业质量的评价。该文以山西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院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从评价理念、评价体系、评价结构等方面阐述了如何推动以实践能力为导向的大学生学业评价体系改革。     

高校学报与区域文化的契合

区域文化与高校学报的发展相契合,是高校学报发展的助推器。高校学报依托民族优势、历史文化优势、地域优势、服务地方经济等方面设立特色栏目,整合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以形成特色。要实现高校学报与区域文化的契合,必须找准共赢的结合点,打造核心作者群,促使成果转化为产品等。     

印度的启蒙运动与罗姆·摩罕·罗易

罗姆·摩罕·罗易是印度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对于印度近代的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由罗易手创的启蒙团体梵社在唤醒人民思想、普及和提高教育文化、改革封建习俗等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对印度启蒙运动的社会经济背景、性质以及罗姆·摩罕·罗易的思想和活动作一简略的评价。     

《童年》

《童年》(Childhood)于1993年创刊,由挪威儿童研究中心(Norsk Scenter for Barnefor skning)主办,旨在促进对儿童的文化、经济、语言、健康和社会网络等方面问题的关注和理解,并强调儿童的权利和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论文内容涉及社会学、健康研究、人类学、文化研究、社会政策与福利、历史、经济、教育、心理学与发展研究等领域。     

旧领域与新视野:从风俗论看明清社会史研究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带动了明清社会风俗的研究,其中尤以16世纪以后社会风气的探讨充分,引出了一系列有关明清社会史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明清风俗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可从如下六个方面把握,即作为方法的明清风俗论,以奢侈问题为中心的明清消费研究,全球化与明清风俗论,风俗特性与明清地域研究,职业观与明清风俗论,移风易俗与明清社会变迁。未来的研究,似应在使用新概念、挖掘新史料、处理跨世纪上用力。     

中国明清古村落建筑艺术研究——以皖南、晋东南古村落为例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那些散布各地的明清古村落正在衰退甚至消失。中国现存的明清古村落在村庄整体布局上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在建筑雕刻方面处处透露着“尽精微、致广大”的艺术审美理念，在建筑色彩上遵循道家哲学中的朴素为美的美学观点，朴素、大气、恢弘，灵动中透露着严谨，古朴中透露着奢华，具有独特的艺术美感以及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皖南古村落和晋东南古村落是中国境内尚存的明清古村落，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     

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

明清时期山西洪洞刘氏与当时南方的宗族一样,从明中后期开始组织化.刘氏从默默无闻的家族崛起,成为当地的望族,发展起宗族组织,并从明中叶维持到清末,主要原因在于科举的成功,农商结合的经济以及响应政府的教化活动,此外与大族联姻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洪洞刘氏虽然经历了明清鼎革,但是其宗族建设进程并未断裂,在清朝继续保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刘氏宗族在清代通过进一步加强宗族建设,使宗族组织化,宗族经济增强,反映了明清华北宗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从国家职能看明清官修史学

明清时期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修史活动频繁,编纂了大量卷帙庞大的历史著作。这种史学现象的出现,与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国家职能完善及统治者对发挥国家职能的自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从发挥国家的社会职能讲,还是从发挥国家的统治职能讲,都对明清两朝的官修史籍的活动有重大的影响。封建国家的职能发挥,对于史学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     

嘉绒藏人的房名制、内婚制与改土设屯——金川嘉绒社会的国家进程

在中国西南地区,国家力量通过改土归流,促使地方社会组织和文化转变,建立了官员治理之“民”间的平等地位。清乾隆年间,四川省金川县的嘉绒社会经历了裁撤土司、设立屯兵、划分土地与征税等一系列变化,但嘉绒人的房名制度、阶层内婚和劳役的存在,共同再生产了土司时代的等级社会;加上国家对藏传佛教的认可,土官获得了基于宗教的传统政治权威。嘉绒社会呈现出不同于华南和西南其他地区的国家进程。     

汉代粮仓的类型及仓储粮食用途试论

汉帝国境内的粮仓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拥有各种不同的具体名称,并可根据如下几个标准进行分类,即形制、储藏内容、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的区别以及粮仓的功用等。各种类型的粮仓分布于汉帝国所辖境内,就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各部分、部门的粮仓建制。积贮的目的是为了消费,汉代官仓储备的粮食在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供给皇室宫廷,满足统治阶级的日常需要;出给官吏俸禄、月食、赏赐,维持庞大官僚机构的运转;供给军吏卒,作为军队的后勤给养;供给官奴婢、刑徒及为官府服役者口粮;供给少数民族,作为维护和平,恢复边贸的条件或用以招抚士众,使其为汉服务;用于酿酒,以备宴饮、祭祀、赏赐、医疗保健等;供官养马、牛、驼、狗之食;用于赈灾恤贫、矜恤孤寡和尊养高年,以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等。仓储是国家进行各项事业的物质保证,妥善经营仓储,有效运用储粮,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于社会风气,都具有现实而深远的影响。     

Expounding Neo-Confucianism： Choice of Tradition at a Time of Dynastic Change--Cultural Conflict and the Social Reconstruction of Early Qing

明清鼎革之际,满汉之间政治体制、统治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生活组织方式的矛盾和冲突,构成了满汉文化冲突的主要内容,加剧了顺治和康熙初年的社会矛盾。面对激烈的满汉文化冲突,清初理学既不批判现实,也不反传统,而是致力于社会重建,力图通过合法的渠道,按照儒家的正统模式,重建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并借机恢复自己在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在以熊赐履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名臣真正将理学推向朝廷之后,理学在清朝政治中的影响随之急剧扩大,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清朝政权的指导思想,成为清朝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解决了清初社会政治演变方向问题。在此过程中,清朝政治逐渐完成了从满洲传统政治向中原政治的历史性转型,而皇帝转向儒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使满汉间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民族融合成为可能。与之相应,遗民政治态度从复明到重建的改变,则是清初中国社会由乱到治的标志性政治和文化现象。     

“以火为政”:明清时期梧州城火政与区域社会的变迁

帝国时期,火政是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且往往与区域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明清时期,在西江流域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广西梧州城经历了从军事重镇到商业枢纽的转变,而这一过程被全息地投射到梧州城火政的演变上。本文以梧州城的火政为中心,通过探讨其演变的过程,重新理解明清时期西江流域社会的地方动乱、人口流动及商业贸易等重大问题。     

明清时期淄川宗族祭祀形式初探

明清时期,淄川毕氏、高氏、王氏等大族声势显赫.他们通过在家庙、祠堂、庭院、基地等不同场所举行祭祀,不仅加强了宗族成员的血缘性认同,而且也对地域社会中小宗族祭祖方式产生一定影响.显然,宗族认同标志的等级性演变,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宗族自身实力和地域社会紧密相联.     

浅析明清法律的抑商色彩

中国在16世纪中叶,从封建社会母体内诞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而明清统治者推行的"抑商"政策及其派生的相关法律制度,却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