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禄不为贪”——对两汉士大夫官僚食禄心态与取向的宏观考察

秦汉社会转型变局下,士人群体传统食禄模式遭遇困境与冲突,两汉士大夫官僚为此作出因应与调整,形成新的食禄心态与取向.这一食禄心态的表现包括:“仕不为禄”“禄不为己”及多分俸之举等.这些倾向的发生,既源自士人们从先秦时代开始形成的对任何形式的“受财”均保持警惕的传统,受到儒家“义利对立观”的直接作用,同时也离不开道家与周易思想的长期濡染,并且有可能受到了两汉豪放尚侠社会风气的影响.但“干禄不为贪”口号的提出,从本质上看,或是两汉士人阶层面对经济地位已然不独立的不利状况,努力保持对禄食的最小依赖,重新寻回理论与精神平衡的独特应对之道.     

“灭刘氏者龚也”:南汉宦官政治新探

刘谦、刘隐出身岭南地方豪强,因为文化弱势而积极与士人合作,坚持士人政治。刘䶮在位期间一直没有解决权力合法性问题,难以改变相对于士人的文化弱势处境,从而对士人不满,质疑士人政治,逐渐以宦官制衡士人,终于在晚年形成宦官政治取代士人政治的趋势。宦官在刘晟摆脱内忧外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刘晟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从而真正崛起,推动南汉正式形成宦官政治,导致士人在南汉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让士人产生强烈的政治离心倾向,为南汉政权的覆灭埋下伏笔。     

“士尚志”与《史记》士人传记的书写

《史记》在书写士人传记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士阶层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并不断发展的结果。士人以“尚志”为特征，有着充分的生命自觉，人之一生成为一个值得欣赏、书写的审美对象，以“志”之确立、实现为线索，士人的一生行事也便于整合为完整的叙事。孔子重视“志”对于人生的领率作用，已经有省察、观照人生的意识，屈原抒写行志过程中的挫折、情绪，其诗歌具有强烈的自传性。在思索命运时，他们都援引古人、穷究天人，形成一种叙述士人生命历程的典型范式，为司马迁的传记写作提供经验。司马迁特别关注士人为行其志而做出的倜傥非常之事，在古今、天人的视野下探究命运的形成，为士人异彩纷呈的生命写照传神。     

对“循环阅读”批评方式的尝试——重演《三国演义》

本文论述了“循环阅读”的操作方式及其必要性。指出,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性,不同文化门类之间的相互渗透极为明显,故而只有在特定文化语境与文本之间进行“循环阅读”才能发现文本生成的逻辑轨迹;又由于士人阶层是中国古代文化话语的实际建构者,他们的文化心态与人格结构对文本意义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只有在文本与士人阶层具体价值取向之间进行“循环阅读”才能揭示文本蕴含的文化意蕴。作为例证,文章分析了《三国演义》的文本意义与特定文化语境及士人心态间的紧密联系,指出这部小说是在“道学”语境中用通行的士人话语对“三国”故事的重写     

冯衍不遇原因考辨

两汉之际政权更替、政策多变给士人生存以巨大影响，这在冯衍身上得到典型的体现。家族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不仕王莽新朝，甚至充满仇莽情结。功业不立、职务多变、善言不实，使得他不可能受到尚功利的光武帝重用。汲汲富贵、躁动短视，使得他入为外戚宾客，也使得他因此而完全断送了自己的仕途。冯衍不遇典型地体现了两汉时期一代士人的生存悲剧。     

咏兰诗：诗人潜在审美需求的外化

美的实质就是“德” ,亦即理义 ,这种美学思想一直影响着士人对兰的欣赏。与兰的文化内涵紧密相连的是士人那敏感而柔韧的灵魂 ,无论是自况、比德 ,还是把兰当成象征物、代言人 ,多少都显示出士人在逆境中的狡黠与幽默。诗人之兰已非自然状态下的一叶一花 ,而是诗人经过提炼加工后艺术地再现 ,带有较强烈的主观成分 ,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从华夷之辨到古今之辨——关于中唐古文运动发生背景的再思考

本文从前人有关华夷之辨为中唐古文运动诱因的说法入手进一步分析,认为在华夷之辨与古文运动之间存在一条“辨华夷—复尊儒—辨古今—学古文—复古道”逐步递进的线索.边疆危机、藩镇割据等安史流弊促使华夷之辨在中唐士人心中强化,进而引导士人对“华”之本体进行审视,产生儒学复兴的使命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华夷之辨延伸为古今之辨,即矫正华夷相杂的“今”文化,回归纯净的华夏“古”文化.中唐古文运动正是这种回归古典理念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即通过写作与古圣先王著述表达相一致的文体,探求古道精髓,复兴古典文化.这种复兴的终极目的则是儒学复古基础上的创新.     

春梦随云散 飞花逐水流——宝钗、黛玉、晴雯、袭人性格管窥

“千红一窟”、“万艳同杯”之寄身的大观园埋葬了诸艳，成为名符其实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埋香冢”，女儿们共同的命运是毁灭。不同身世、不同个性、不同处境的宝钗、黛玉、晴雯、袭人正是所有女儿悲剧命运的缩影。宝玉与四者的爱情婚姻纠葛的悲剧并非仅仅是单纯的性格悲剧、爱情悲剧；同时是沉重的社会悲剧、时代悲剧；更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和信奉者的双重悲剧。广而推之，蕴含着对人类生命悲剧的哲理思考和深刻洞见。     

南郭先生离开竽队以后

齐泯王继位后“好一一听之”。南郭先生闻此言,自知业务不精,工作难以胜任,便主动离开了竽队。南郭先生回到家中,将离开竽队之事告诉其妻。南郭夫人大为不悦:“你在竽队工作多年了,也可算个老资格,怎么能轻易将饭碗丢掉呢?即使目前处境对你不利,也不     

论北魏后期两代士人文学旨趣之异同

北魏后期两代士人由于文学思想之异趣,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北魏后期的文学状况可以依此划分为两个阶段.两代文人之异趣体现为对创作个性和藻饰的不同主张,这种区别由他们所受南朝文学影响之深浅程度不同所致.同时,尽管北魏后期两代士人之文学思想有所差异,但无论是实际创作还是理论探讨,北人显然又有一致的兴趣.这类共同兴趣取向实为北朝文人思想的核心特质,是影响其文学风貌的根本因素.     

孔孟荀的诚信思想比较及其启示

孔孟荀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三个重要代表人物。作为儒家的代表,他们的诚信思想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共同特征。但孔孟荀又是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阶段的代表,不同历史阶段下的具体历史特点又决定了孔孟荀的诚信思想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孔孟荀的诚信思想无论是从思想内容上,还是从积极入世的社会责任感上,都留给当代人以深刻启示。     

“路径依赖”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制度

"路径依赖"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制度的形成、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国时期,重农、抑商思想开始有机结合并有所发展,与其有关的制度建设在秦国取得成功;秦朝继承、发展了重农抑商制度;在西汉,这项制度得到了充分检验,并形成了制度选择到制度确立的制度变迁模型.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这一模型在中国经济制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良“退隐”原因初探——兼论秦汉之际的道家思想

张良在汉兴后"隐居静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其政治、个人等诸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张良深受秦汉之际道家思想的影响:秦汉之际的道家思想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庄思想有所不同,道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深受法家及神仙方术等思想的影响,呈现出多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政治、社会、策略、修身养性等各方面均有所侧重。所以,在张良身上存在着入世之"道"和出世之"道"两种看似矛盾而实际上并不矛盾的价值取向。     

先秦儒、道“通”、“异”论

春秋战国时期,儒、道两家都以＂道＂作为追求和向往的对象。所不同的是,前者之＂道＂为＂天道＂和＂先王之道＂的结合,是一种典型的尊天明神的＂神道设教＂信仰;后者之＂道＂则表现出对现实的超越性,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的理想。但二者所崇之＂道＂,都具有＂言说＂的性质和特点。＂道＂体现于社会,则表现出了对理想社会的回归：老子的＂小国寡民＂与孔子的＂大同社会＂似无本质区别。而对于这种理想社会的治理,孔、老都主张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和策略。二者的主要不同在于对待＂礼＂的态度：儒要奉礼,道要毁礼。

Abstract：

In the Spring-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Confucians and scholars of Tao all regard＂Tao＂ as the ultimate goal,which they are seeking and longing for.However,the former’s ＂Tao＂ is a combination of ＂Heaven’s Way＂ and ＂Deceased Kings’ Way＂,which is a typical faith of respect for the God of the ＂religious teaching＂ while the latter’s ＂Tao＂ shows something beyond the reality,which is a typical metaphysical ideal.Nevertheless,the ＂Tao＂ that they both worship has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ech＂.The ＂Tao＂ that is reflected in the society shows a return to an ideal society： ＂a small country with a few inhabitants＂of Lao Tzu and ＂utopia＂ of Confucius seem to have no difference in essence.As for governance of the ideal society,Confucius and Lao Tzu both advocate the attitude and strategy of ＂ruling by inactivity＂.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is their attitude toward ＂ritual＂：Confucians respect and try to keep the ritual,while scholars of Tao prefer to destroy it.     

雕版印刷的起源

七千年前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印章在战国时期传入中国,压盖印章的封泥则在造纸术发明五百余年后转变为纸张。石碑起于战国时期的秦国,贵族彰显孝廉之风使得刻写墓志铭的石碑盛于东汉。以后为了书同文和一统今古经文之争,东汉皇帝利用石碑刻写经文。唐代佛经的传入,动辄就要捺印成千上万次佛像的宗教习俗,促进了印章与石刻拓片技术的应用,终演变成印刷术。冯道的贡献在于儒家经文的勘定和考生读本的普及,而非雕版印刷的发明。     

战国时期秦国封君考论

封君制是战国时期列国普遍推行的一种政治制度 ,秦国的封君制是其中比较典型者 ,它上承西周、春秋时代的卿大夫食禄制 ,下启汉代的封君食邑制度。同时 ,与其他六国相比 ,秦国的封君制度融入了军功爵制的内容 ,即秦不仅仅分封子弟 ,更重要的是秦以封君作为对立有重大军功的大臣的最高爵位奖赏。正因如此 ,秦国的封君在秦国逐步蚕食东方六国直至统一的进程中均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本文对秦国的封君进行逐一考证 ,以明其源流及对秦国政治的影响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教"传统

孔子对《诗》的态度及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成为经典,都产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对孔子教《诗》的特点、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确立及由《诗》“可以怨”生发出的风雅正变问题,重新做了文献上的印证和澄清,为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及“诗教”传统的来源,提供了新的佐证。     

《孟子》类比论证方法分类的理论依据

类比是一种历史悠久且具生命力的修辞方式。在春秋战国处士横议的时代,类比论证的方法和语言形式都走向了成熟。我们以类比修辞的集大成之作《孟子》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并首次建立《孟子》类比的分类系统。可以把类比修辞的研究向系统化、科学化的方向推进一步。     

汉魏六朝“行马”建筑政治功能考论

行马是建筑物周围或门前的一种空间屏障设施,它本是战国时期的军事防御设施,至汉魏六朝逐渐演变成都城诸门、宫城诸门、公卿府邸等建筑物门外的空间屏障物,其功能也转化成分隔建筑物内外空间及政治权限的实物标志。例如宫城内外的监察权限通常是用“行马”这一特定概念来表述的,“行马内外”实际成为区别宫城内外两个不同空间管辖权的特定语言。都城门外、公卿府邸门外等设置的行马,其政治特权亦然。行马建筑设施的强化突出了统治者在城市空间划分和对主体“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这两方面的控制,凸显了皇权政治行为空间的等级性和文化象征性。     

道家寓言与"夸父逐日"神话

寓言是中国古代神话形成的一个重要途径。战国时期形成的"夸父逐日"神话是由道家寓言故事演化而来的,寓意在于讥讽夸父式违背天道不自量力的愚者行为。用进化论和自然神话论解释而来的原始社会父权制确立的反映和自然现象的反映等结论不能成立。摈弃西方进化论神话理论,采用文化要素分析法,用中国文化来解释中国神话是21世纪中国神话学研究的理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