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杜证杜”：《杜诗详注》读法例说——杜诗仇注的注释学研究初步

＂以杜证杜＂就是从文献内证的角度来研究杜诗在杜集中的内在呈现。以仇兆鳌《杜诗详注》为参照系,初步探讨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强调了＂读法＂在解读＂以杜证杜＂中的重要性,并为下一步开展杜诗的注释学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     

浅析《毛诗传笺》对自然美的欣赏

对自然美的欣赏与对自然美的追求由先秦发端一直影响至今,并长盛不衰。在《诗经》中就已有对自然美的欣赏与再现。《毛诗传笺》作为《诗经》的注释作品继承了对诗中所描写的自然美的欣赏,并在注释的过程中再现了自然美。这是注释者对自然美的审美体现,同时也丰富了注释的内容,使读者更好地去领会诗的主旨。     

掇其精粹 订补申说--《左传会笺》影响《春秋左传注》的几种方式

《左传会笺》为20世纪初《左传》注释的重要著作。《春秋左传注》晚出,能海纳百川,富采旧注,择撢群籍,遂有驾旧轶往之势,在《左传》训释诸书之中,最为称首。作为往籍旧说,以《左传会笺》之重,自然纳入《春秋左传注》参考权揆之范畴。对比分析两书,可以看到《春秋左传注》受到了《左传会笺》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为基本接受、约取其意、取其精粹、作以申发等几个方面。这种对比分析,为正确评价《左传会笺》的贡献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为深入理解《春秋左传注》的学术成就和特征提供了一种途径。     

欧美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

欧美的知识分子非常爱好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欧美优秀的中国诗研究者都具有诗人的素质,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时,不仅能忠于原诗的含义,而且能传出诗人丰富的感情.近几年,欧美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古典诗的专著和译著.最早研究中国古典诗的有A.韦利.H.弗兰克尔也是著名的中国诗歌专家,曾发表《中国诗选译随谈》.弗兰克尔对中国诗词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有古典诗、近体诗、乐府和词.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论文《曹植诗十五首》,这篇文章以曹植的诗为题材,试图用新的方法鉴赏中国的古典诗.弗兰克尔认为,对诗人传记的探讨,不是文学研究家的任务,他喜欢中国传统的注释家,认为应该用诗     

用典与"注典"——宋代杜甫诗注中的《世说新语》及其学术意义

诗歌创作的"用典"和注家解读的"注典",共同构成了诗歌接受的两个维度.其中,"注典"带有接受者鲜明的时代风貌和个人烙印.宋人对杜甫极为推崇,注者迭出,大量援引《世说新语》典故.在迄今保留的五种杜诗注本全帙中,有关《世说新语》的"注典"可分为准确阐释、正误两可和明显误注三种情况,且后两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宋人诗注征引《世说新语》,不仅体现了宋人对杜诗素材的认识、为《世说新语》的传播增添了辅助性渠道,而且部分保存了《世说新语》在抄本时代的早期形态,从而在文学史、传播史和书籍史三个层面上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艾荫范《读常见诗品常见词》连载之五

李杜诗中之"映" 杜甫的七律<蜀相>,不只杜诗的选本,一般唐诗选本也从不漏选,前数年李华、李如鸾二先生<新选千家诗>也收了进去,可见它是一首受到普遍关爱的诗.但我翻遍了当代诸家注本(包括大学教材),于该诗颔联"映阶碧草自春色"的"映阶"一语,从未见谁家出注,大约以为是常语,勿庸词费.     

论《孟子》对《毛诗传笺》的影响

郑玄的诗教思想受孟子影响最深的是"以意逆志"法与以史说<诗>.他在笺<诗>的过程中借鉴并吸收了孟子诗教思想的精髓.孟子认为<诗经>是西周王道教化的产物,可以用<诗>来证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理想王道时代.郑玄接受孟子以史说诗的方法,于<毛诗传笺>中在<诗序>和<毛传>的基础之上总结出了成体系的"正变"说以史释诗.郑玄也继承了孟子"以意逆志"的理论,并加入了他自己的创新,将孟子的"以意逆志"法上升为以"美刺"释<诗>.他将<诗经>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置于解诗的过程之中,从而推求和诠释诗人之志,赋予"以意逆志"更为深广的内涵.     

杜诗研究三十载——南朝鲜杜诗研究者李丙畴一席谈

学术研究的道路是艰险孤奋的山径。石田李丙畴博士在他67年生涯中有30余年在杜诗研究的道路上拼搏,他是一位毕生挖泉不止的国文大家。石田现在仍在不断地搏击,而且他的追求越益执着,近乎顽固,故有别号“杜狂”之称。石田的编著甚丰,《杜诗谚解批注》、《杜诗谚解钞》、《杜诗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朝鲜文学上的杜诗研究》、《诗圣杜甫——诗读杜甫生涯》、《杜诗研究论丛》、《初刊本杜工     

“以古文解诗”的内在逻辑——以清初徽州士人杜诗评点中的“古文之法”为例

清初的徽州士人及清中后期的方东树都以"古文"的视角解析杜诗并从中发现了多种"古文之法"。事实上,徽州士人所谓"古文之法"的基本内涵是:局部性地打断句子内部、句与句、章与章之间平顺晓畅的意义关联,从而避免平铺直叙的表达方式。意脉理论是"以古文解诗"的理论基础:"古文之法"之所以能被引入诗歌,是因为它适应了构建网络型意脉的需要。通过与方东树的对比可知,从"古文之法"中发现"言外之意"是徽州士人"以古文解诗"的特色,而清初杜诗学"赋兼比兴"的学术观念是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历代诗经研究述略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自春秋中叶编辑成书之后,一直受到后世读者的普遍重视。历代学者对它作了许许多多传、笺、注、疏。从宏观到微观,从篇章的宗旨阐述到具体的问题探讨,以至训字解词、标音绘图,进行了广泛,大量的研究工作。远在先秦时期,虽然极少研究《诗三百》的专门著述,但是评论诗经的言论和征引诗经的文字记载却屡见不鲜。春秋时代的人们在宴会上、典礼上,在外交往来乃至日常生活中,都习惯于“断章取义”地援引《诗》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虽然说不上研究,但是可以由此看出人们对《诗》的理解和运用。     

注释工作的科学性不容忽视——评《清诗三百首》中对吴兆骞三首诗的注释

钱仲联,钱学增选注的《清诗三百首》,业经岳麓书社出版,这是根据钱仲联先生在五十多年前——即1934年所选编就的同名诗选集(曾由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出版),又按照今天已经发展变化了的形势要求,为“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对原所选录的篇章,“作了些调整”而编定的①。其中对顺治年间因科场案流放寓居宁古塔二十三年的吴兆骞三首诗的注释,有几处在年代、地理、历史事件和人物等问题上感到不要,颇有商榷之必要。现提出来就教于注家与读者。先说《奉送巴大将军东征逻察》的第一条注释。这条注释中,至少有以下几点是不确切的。(一)此条注释在涉及到清代宁古塔的具体地理位置问题时,钱注为“康熙年间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西海林河南岸旧街镇)”。在清代历史上,作为盛京以北“军事政治中心”的宁古塔城,上自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的天命十年(1625)派军队驻守起,直至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裁去宁古塔副都统,而改设为宁安府、县的近三百年间,不是固定在一个地点上,而宁古塔城的搬迁,正是发生在“康熙年间”。据清人张缙彦《宁古塔山水记》     

明其“法”而得其“理”——研究《尚书》的新途径

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语言学科学术带头人钱宗武先生在<<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一书中,尝试采用现代语法学理论与传统文化阐释学知识融为一体的方法对今文<尚书>进行注释与笺说,在传统笺说和注释形式中揉进新质,不但为解读<尚书>开辟了新途径,而且提出了诸如<尚书>的儒源地位、文学特性、德法兼治思想和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新观点,对<尚书>蕴涵的上古文明母题进行了多方位思考.     

对《唐诗选》注释的几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注的《唐诗选》,自1978年出版以来,受到了读者的好评。该书小传简明扼要,注释重点突出,不少方面有其独到之处,确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唐诗选注本。但是,凡事很难十全十美。在注释方面,这个选注本就有一些可酌之处。对此,刘凯鸣同志已提出过一些很中肯的意见。现就笔者管见,也谈几点看法。陈子昂《感遇》诗之十九:“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唐诗选》注认为“鬼工:”两句的意思是:“即使真有鬼神供役     

民国时期诸子学研究的转型与发展

诸子学研究是民国时期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诸子学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价,并进行了现代意义的注释,从而使诸子学发生了现代转型,极大地推进了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学的研究.     

试论《毛诗传笺》以"美刺"笺诗

郑玄在为<毛诗>作笺的过程中,发挥了汉儒解经时重"美刺"的传统.通过诠释诗的"美刺"功能,表现出诗的教化作用,并劝喻执政者,达到讽谏之目的.     

献曝之语--对朱振家《古代汉语》翻译等问题的订补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振家主编的《古代汉语》是一部好教材。但在翻译、文字、文化现象、注释等方面也存在欠当之处。古汉语的翻译应以直译为主,直译欠明时,再补以意译;古汉语经常出现的古今字、异体字、通假字、繁简字等语言现象,注释中要予以注出;文化现象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注释时不能以今律古;古汉语的注释要明确、完整、贯通,当注的一定要注出,不可失注。     

李白《独漉篇》发微

李白的乐府《独漉篇》是一首比较难解的诗,后世注家各持一说。陈沆《诗比兴笺》说:“此篇自昔付之不解。”清代王琦说:“此诗依约古辞,当分六解。…………解各一意,峰断云连,似离似合,其体固如是也。若强作一意释去,更无是处。”沈德潜《唐诗别裁》说:此诗“中三解未易窥测,恐强解之,转成凿耳。”这些都在说明这首诗难以解通,“未易窥测”到它的主题思想。但真的是“诗无边沽”,《独浪漉篇》已成了“不解”之谜吗?.我们以为并不是这样的。只要我们能够联系诗的时代背景以及李白当时的经历处境等有关情况,特别认真仔细地对诗篇作些探幽发微的…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本义发微

《论语·泰伯》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现存对此语最早的注释是何晏《论语集解》所引包咸的《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邢昺《疏》:“此章记人立身成德之法也。兴起也。言人修身当先起于《诗》也。立身必须学礼,成性在于学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既学诗礼,然后乐以成之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中又有语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成之以文德。”据此,后世学者便普遍认为此语说的是修身所学三门课程的先后顺序,以为其意是说“学《诗》之后,即学礼,继乃学乐”,“把音乐作为他的教学工作的一个最后阶段。”研读再三,总觉此解于理难安。孔子讲授课程也许真象《大戴礼记》所言,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此语却未必是陈述讲授课程的顺序。疑之者有四:     

论《全唐诗》中的“渭水诗”

《全唐诗》中对渭水有过描述的诗人共90位,而这90位诗人创作了128首"渭水诗"。这些渭水诗大体可划分为借景抒情诗、怀古咏史诗、即事感怀诗、唱和应制诗、送别友人诗、战争苦难诗、挽歌悲泣诗、其他八类。这些"渭水诗"在唐代山水诗发展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达到了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顶峰。     

古典学的人类学相关性:还原并反思地引申一种主张

近代人类学的奠基者曾高度重视借鉴古典学的研究成果。20世纪初，学科理念发生巨变。此后数十年间，古典学者继续借鉴人类学思想，而现代新人类学中重视古典学的学者却越来越少。20世纪60年代初，克拉克洪在其所著《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一书中对这一变化表示喜忧参半。他乐见人类学思想渗入古典学，担忧人类学因减少汲取古典学的养分而丢失其本来的品质。克拉克洪指出，人类学的根基是人文与科学，此二者均为古希腊人的发明，现代新人类学要保持其品格，便有必要重返古希腊。鉴于克氏主张的重要性，本文力图对之加以还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本文认为，克拉克洪有规避西学人类学的神学关联及过度渲染古希腊特殊性的倾向，更存在以“文化”概念“消化”文野关联的问题。要扭转这类倾向，克服这类问题，应有选择地丰富古典旧人类学有关“中间环节”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