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清末民初商会仲裁制度

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的帝国秩序逐渐走向崩溃,国家与社会力量不断调整。清末民初政府有意识地培育了商会及其裁决职能,以应对司法体系在解决商事纠纷方面的不足。对于商会裁决,政府采取鼓励与限制并行的方针,在推动商会实现其商事裁决职能的同时,又力图避免其权力扩张对国家权力的侵夺。在实践中,商会与官府密切合作,但由于国家权力的主导性,商会裁决始终处于依附和辅助性地位。商会裁决更多地体现了近现代仲裁性质。清末民初仲裁制度的兴起过程,显示了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彼此博弈、相互依存与合作,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弱势国家、专制政府的选择和仲裁制度发展的规律。这一历史进程对当代仲裁制度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民国商人、商会与政权力量——基于汕头商会档案中一个商人与商会诉讼案例的讨论

以1934-1935年间汕头市的一件商人与汕头市商会的诉讼案件为例,结合当时的地方社会经济状况,主要运用汕头市档案馆所藏民国汕头商会档案及地方报刊资料,从微观的层面上探析商会、商人与政权力量的互动关系。认为20世纪30年代商会政治影响力的削弱与商会、商人关系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汕头保证纸币制度下,汕头市商会已不能保持超越具体经济事务的公益组织的角色,有时是市场行为的甲方或乙方,有时是市场交易的担保方,必须在金融市场业务中承担具体的经济责任,这使商人对商会能否代表公众利益产生质疑,使商会在处理公共事务时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大打折扣。     

近代殖民租借地商业组织的典型个案——以威海卫的商埠商会(1916—1930)为例

威海卫在1898—1930年是英国的租借地。威海卫商埠商会成立于1916年,该商会在英国的殖民下成立和发展,商会领导李翼之、谷铭训等人带领商会整顿商务、福商利贾,倡行公益、服务地方,参与政治、影响社会。这些似乎与其他商会没有区别,但是威海卫商埠商会在成长中与殖民政府进行合作与抗争,体现了近代中国商人在自身、社会、国家利益面前的抉择。而威海卫商埠商会作为一个存在于英国租借地内的近代商业组织,既有其作为近代商业组织的普遍性特征,又有其地处殖民租借地的特殊性。     

内生与外生:农民合作能力演变的逻辑

在农民合作能力演变的过程中,村应内生力量和国家外生力量是两种重要的动力因子,它们或者相互促进,或者相互抑制,共同决定着农民合作能力演变的方向。按照村庄内生力量和国家外生力量之间的强弱对比关系。农民合作能力演变的模式可以分为"自发模式"、"强制模式"、"抑制模式"和"互动模式"四种类型,从而形成了农民合作能力的不同状况。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与佛教高僧关系探讨

十六国时期就国家政权与佛教高僧关系而言,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后赵政权与佛图澄、前秦政权与释道安、后秦政权与鸠摩罗什及北凉政权与昙无谶。通过考察这四组少数民族政权与佛教高僧的关系,可知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统治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少数民族政权与佛教高僧的结合经历了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利用,佛教的传播也是由粗放传播到理性发展。     

论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建构

中共合法性与政权建立和巩固紧密相关,其获取权力和执掌政权都要得到社会和人民的认可,并且愿意服从它的领导和管理,它的合法性来源于它的纲领、目标、成员构成及社会的融入程度。中共合法性是在各种力量比较中选择的结果,能容纳不断成长的社会力量,坚持合作、包容、进步的理念,通过民主方式整合各种有利力量。中共合法性的建构,依赖其组织力量的存在和制度规范的完善,由内生条件和外生条件相结合,主动把历史必然性变为政治可行性和现实性。     

国家与社会互动下精准扶贫的运转逻辑——以“第一书记”的制度框架展开分析

为了实现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并完成精准脱贫任务,国家通过选派"第一书记"的做法,意图构建国家与社会的接点,将国家权力和公共资源传递到基层社会。但从现有实践来看,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运转逐渐出现了资源依赖性、治理短期性和基层权力结构冲突等制度实施困境。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以鄂西L村的案例进行研究,探寻"第一书记"扶贫制度在基层的落地与运转成效。结果发现:在国家资源与权力的不断弱化下,"第一书记"代表的国家力量在与社会韧性的互动中经历了主导型合作、竞争型受限、排斥型失控等阶段,在基层受到了来自乡镇一级政权、村民自治力量和群众认同感等多重排斥因素,在有限的任期内"第一书记"很难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为了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国家需要避免急功近利和短期主义,在顶层设计上逐级完善驻村帮扶的方式,并以培育村民自治的内生性作为治理核心。     

试论国家重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德国和日本现代化透视

国家重建是现代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国家重建往往成为其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先决条件.本文通过对德国和日本两国现代化启动阶段的分析与研究,探讨了国家重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指出国家政权是两国现代化全面启动与推进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核心力量.     

从常州地区会道门的兴衰看地方权力体系之演变

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是近来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文章力图以会道门兴衰为线索,来考察1937～1953年间常州地方社会权力体系的演变.1937年以后,会道门的势力在常州兴起,主要是因为以商会为代表的绅权势衰,使得抗战期间地方自治力量缺失.1946年以后会道门在常州发展到了顶峰,国民政府试图对会道门加以控制,但多流于形式,反映出这一时期国家基层政权薄弱,尤以国民党基层党治之不足为代表.1953年,会道门在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销声匿迹,政府对会道门自下而上的瓦解反映出国共政权更替以后,国家地方控制力的加强.     

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及现代启示

抗战爆发后 ,晋察冀根据地在聂荣臻同志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 ,抗日民主政权在从建立、初步健全到完善的过程中推动着民主政治建设、法制建设、作风建设、基层政权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进步 ,密切了政权和人民的关系 ;推动着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充分调动了一切抗日的力量 ;推动着根据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的建设的开展 ,使晋察冀成为了敌后模范根据地。同时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的实践 ,为我们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轨迹探析

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轨迹与中国其他地方大致同步,但也有其自身特点。"防区制"时代,由于缺乏中央政府力量的介入,四川合作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川政统一后,通江、南江、巴中等"剿匪区"的农村善后催生了大量的合作预备社,四川农村合作运动得以初步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的提升极大地促进了四川农村合作社数量的急剧增长,农村合作运动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抗战胜利后,四川农村合作运动仍旧保持着一种惯性的发展态势直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终结。     

浪漫三峡风流宜昌--论城市文化品牌

"浪漫三峡风流宜昌"作为宜昌城市文化品牌的学理依据是,南骚原生带在宜昌,浪漫主义的源头在宜昌."屈宋"并提的整体效应,是历史赋予宜昌的一种高蹈的文化现象.自宋玉到欧阳修到苏轼到毛泽东,有关"风流"千古的不断被阐释,不断增值生辉的文化链,是宜昌人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内驱力,也是宜昌与世界接轨的形象大使和城市名片.其本质特征为灵性、超迈,丰富的想象力,卓绝的创造精神.文章还从文化反思与两难抉择的思考中,对"新理念新宜昌"作了若干论列与透析.     

乡村共治格局下的“政—族”合作——基于广东省蕉岭县客家村民理事会的实践

广东省蕉岭县以村民理事会运作为核心的村治实践,是当代宗族与政权在客家基层乡村治理中互动的典范,通过政权治理力量对宗族治理力量的引导与培育、宗族治理的自我转型与发展,以及在双方各自治理优势基础上的分工与协作,实现了乡村共治格局下的“政—族”合作。通过党政力量的适当引导,这种“政—族”合作主要是以双方在治理场域中的异质性与同质性共存为基础,通过彼此间异质性的调适与同质性的整合来实现。     

中国知识青年的成长：从社会责任到共同理想——关于青年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思考

知识青年始终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共运史特别是近代中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历史进程，以影响知识青年成长的两个重要因素——责任与理想为标识来审视知识青年成长的历史图景。在不同历史时期，知识青年，特别是青年大学生始终将个人使命与民族、国家、社会的前途命运紧密勾连起来，一方面广泛参与社会运动以强化实践能力而承载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积极加入青年社团以深化理论认识而凝炼共同理想。     

多党合作和政府的组成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 ,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 ,实行多党派合作共事 ,有其历史渊源和理论依据。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担任政府实职 ,扩大了政权基础 ,加强了与同盟者的合作关系 ,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政府中设置参事室是统战工作的重要部份 ,参事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参政议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什么俄罗斯被称为“战斗民族”

<正>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俄罗斯人被戏称为"战斗民族",这个国家的军事对国家大战略影响久远而深刻。相对落后于欧洲的俄罗斯,在几百年间迅速兴起,靠的是军事化贵族,以及整个民族像一支军队一样被灌注了使命感、纪律感、共同体意识。在几百年民族形成和崛起过程中,俄罗斯外面始终有很多强大力量,比如最初他们是在蒙古征服的"金帐汗国"下面听差,他们所传承的东正教文明核心、拜占庭政权,已经被土耳其所     

论孙中山先生的权能分治理论

权能分治理论是孙中山先生关于国家权力结构的一个重要设想。孙中山先生说:“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这是关于政权与治权最简明的解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也说过:“政府只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政权与治权的关系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和它的执行者的关系,这是任何形态的国家、政体都具有的和无法回避的国家政治结构当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孙中山先生抓住了这个关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一) 在君主专制国家里政权与治权完全由皇帝一人独揽。法王路易十四说:“皇帝和国     

和谐社会视角下乡镇政府功能的构建

乡镇政府是中央在农村地区设立的基层政权组织,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对于保持农村稳定、发展农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推动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乡镇治理功能则是国家管理职能在农村社会的缩影,乡镇治理功能发挥的好坏都将直接反映国家职能在农村地区履行的状况。而现行乡镇政府权力结构与功能方面存在着权力结构失衡和功能柔弱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乡镇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上。这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乡镇政权如何通过执政方式的调整、执政战略的选择和组织机构的变革来合理定位乡镇政府功能以适应"建设和谐社会"政府治理目标。这是一项重大而现实的课题。     

关于北宋建立和统一的几个问题

从唐末五代到北宋,封建国家由分裂割据重新走向统一,地方分权再变而为新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权也由“如翻(钅敖)上饼”式的更迭发展到又一个稳定性的阶段。政治方面的诸多变化,可以通过北宋建立与统一过程中的一些事件,看到当时社会的各种力量在相互矛盾冲突中,顺乎这一历史潮流者昌,逆之者亡。而在这一历史潮流中处于关键性地位的人物是宋     

赐予与回报:唐代国家与父老

唐代父老作为基层社会的重要力量,对国家政权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从"赐予与回报"的视角解读唐代父老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的互动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礼物"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