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农村信访法律问题探析

信访是农民表达诉求,提出民主建议,履行公民权利的基本途径。但由于当前我国农村法制不健全、利益表达机制欠缺、农村治理结构缺陷以及土地征用与建房矛盾等原因,致使许多群众不能或不愿通过正常途径表述诉求,导致＂缠访＂、＂闹访＂、＂越级上访＂等问题日益凸显。农村信访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提高信访立法层次、完善人大监督方式、推进治理体制创新以及构建法律援助平台等途径,并应进一步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改革农村信访工作制度,将信访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唯此,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治访循环"现象的生成逻辑——基于宏观政治环境与微观行动相结合视角的分析

从上访反映问题,相关部门的治理,到问题的初步解决或拖延,再到出现遗留问题或产生新的问题,再引发上访者越级上访进一步反映问题,相关部门再治理……由此,形成了治访循环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放在国家的宏观政治结构与微观行动相结合的视角才能理解。因此,仅仅依靠信访制度的改革还不足以消解这种现象,而且还需要在范围更为广阔的体制领域内进行结构性的变迁。     

无理上访以何终结——对一起长达30年信访个案的考察

信访制度是公民利益表达和监督的途径,信访问题的有效解决助益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公平正义的实现。中国信访治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无理上访所致,无理上访对法治的不断冲击致使法治化进程陷入困境。通过对一起长达30年的无理上访的个案考察分析,信访制度的政治意义已超然于法律意义,信访部门的无原则救济功能凸显,究其原因是政策的失灵、法律的失效和个人主义的膨胀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应对之道是信访部门的限权、信访法治化和公民法治信仰的形成。     

论宪政视野中的上访权——兼析《信访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

当今中国面临的“上访洪峰”,引发了学者间对传统信访制度的存废之辩。上访权是宪法权利——表达自由权的实施方式。依据当代中国国情,上访权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因此,上访权利不容压制和废弃。     

信访制度的社会稳定功能:一个悖论及其解释

信访制度的一项重要政治功能是维护社会稳定,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然而由于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大量增加,加之信访制度本身的缺陷,使得这一制度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信访制度的这一悖论有其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根源。要真正发挥信访制度的政治功能,必须根据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社会目标从根本上改革并完善信访制度。     

社区“信访代理”能做哪些事

处理好居民的上访工作,是稳定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柳州市柳南区南站街道办事处,在处理居民上访的问题上首创信访代理人制度,把原来单一的管理制度转型为主动服务,对信访的上访人员采取"帮代理、帮疏导、帮陪访"的上门服务原则,使有的上访转变为下     

信访治理伦理困境的政治社会学诠解

各种不合理上访行为的产生和蔓延,逐渐主导了信访治理的逻辑走向。边缘式上访行为的主流化趋势,是国家转型困局的表征。在全能教化政体走向解体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和权利话语的弥散,使国家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规约能力下降,国家的话语权快速流失。信访治理遭遇的伦理困境,正是国家陷入意识形态缠绕、无力主导意识形态方向和提供强有力的话语权的表现。为扭转国家意识形态转型断裂的局面,走出信访治理困境,需要从政治与治理两个层面统筹安排。     

边缘人上访与信访体制改革——基于个案的实证分析

不同于正常人或者精英人物上访,非正常人或者边缘人上访通常更能够挑战常规体制、反映出信访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治理机制发生转型,家事纠纷溢出村落并通过信访制度的转化机制成为信访事件。信访制度将不属于信访对象的人与事吸纳进信访维稳体系,导致信访渠道壅塞,信访制度功能变异。只有划定信访制度的边界,建立健全信访的识别、信息共享、分类解决和终结机制,才能恢复信访制度的活力,发挥其正向功能。     

社区“信访代理”能做哪些事

处理好居民的上访工作,是稳定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柳州市柳南区南站街道办事处,在处理居民上访的问题上首创信访代理人制度,把原来单一的管理制度转型为主动服务,对信访的上访人员采取“帮代理、帮疏导、帮陪访”的上门服务原则,使有的上访转变为下访,这一转型的信访代理人制度,正在辖区的大鹅山、利民、天鹅湖、汇江等8个社区中推广执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信访制度的司法转向——信访纳入法律监督权视野之证成

伴随着国家传统治理方式的改变,现有的信访制度已经难以应对新时期社会稳定的诉求。改革信访制度,首先应当破除单一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利益表达方式,增强作为公民监督手段之一的信访制度实效性。信访法治化需要一个规范有效的权力来保证运行,在维持信访制度功能的前提下,将信访纳入法律监督权的视野或许能够促使信访制度的规范运行,而作为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机关在制度设计上已具备吸纳信访制度的条件。     

组织创新、权力重组与转型期信访制度改革

“信访洪峰”是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民主与法治建设滞后、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构架滞后的集中体现,信访制度改革应同整个宏观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从我国实际出发,以法治为核心实行渐进性的制度创新。文章在分析信访制度的性质的基础上,认为转型期信访制度的功能应定位在利益表达、纠纷化解和权利救济上,按照党政、人大、司法的机构性质和基本定位,重整信访的组织体系和权力结构,探索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形成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信访新格局。     

探寻信访与法治的可能路径

“信访洪峰”是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民主与法治建设滞后、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构架滞后的集中体现。信访制度改革应同整个宏观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从我国实际出发,以法治为核心实行渐进性的制度创新。文章在分析信访制度性质的基础上,认为转型期信访制度的功能应定位在利益表达、纠纷化解和权利救济上,按照党政、人大、司法的机构性质和基本定位,重整信访的组织体系和权力结构,探索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形成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信访新格局。     

上访与下访——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下的信访工作取向比较

信访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老百姓对信访的青睐也是基于自身的生活状况和客观需要而进行的一种理性选择。针对当前的信访工作现状，通过对上访与下访两种取向的比较后发现，当前信访工作中的效率低下、过度信访严重、工作方式僵化等问题的存在与近年来依赖上访路径有着必然的联系。尤其在广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当下，强化下访取向，使信访工作的两条路径并行发挥作用，就成为回归信访工作初衷、实现政治民主与社会平等、重构政府信任、解决信访问题于萌芽的有益尝试     

论我国信访制度的既存缺陷与重构途径

信访制度作为一种弱救济性的行政救济手段、行政监督途径及表达民意的方式,是我党的一项政治发明,曾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其存在功能错位、＂人治＂色彩浓厚以及缺乏统一的协调、效率低下等问题,使信访制度似乎走入了＂困境＂,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设计的缺陷。要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就必须重设其功能目标,整合机构,畅通信访渠道实行阳光信访。论文分析了信访制度在我国设计的初衷及定位,探讨了其存在的缺陷,提出了重构信访制度的途径与建议。     

树立“快乐信访”的理念

当前，我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由于经济社会的加速转型、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在复杂的信访形势面前，南京市信访局率先在全国提出“快乐信访”的理念，以做好信访工作为荣，以做好信访工作为乐，推进信访工作的创新发展。通过这一理念的实施，南京市实现了来市信访、去省上访、异常上访和集体上访“四个下降”，有力地推进了和谐社会建设，维护了社会稳定。     

“表演型上访”:作为弱者的上访人的“武器”

构建"表演型上访"的解释框架,旨在解释作为"弱者"的上访人采用何种武器进行利益表达的问题。上访人之所以采取"表演"的方式来作为上访的武器,与上访目标的确定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有关,而深层次的根源还在于国家宏观的政治结构与上访治理方式的非制度化特性。上访过程的表演性凸显,给信访的制度化吸纳增添了障碍。因此,推动实施宏观政治结构的变迁与制度化的信访治理方式刻不容缓。     

叫停“群体上访型”项目值得期许

为减少群体性上访、维护社会稳定,辽宁省沈阳市建立信访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群众满意率达80%以上的项目方可动工。据悉,目前已有包括某公司土地动迁等4个在建项目被叫停     

论中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规范化改革

信访制度是中国公民实现利益表达、民主监督与权利救济的一项特色政治制度设计.但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转轨,被视为社会减震器的信访制度持续承受着内部功能性危机.面对信访制度困境所造成的民众对中央及地方政权的认同资源流失等众多恶劣影响,学术界的＂强化论＂、＂弱化论＂与＂废除论＂为信访制度改革提出了有益思路,但是仅从宏观角度探讨信访制度存废是片面的,关键是在明确信访存在的现实合法性与必要性基础上,进行信访制度的规范化改革,偏重＂信访监督＂建设,以防止＂责任压力＂下的权力异化.     

越级上访的概念、类型和发生机制

在信访制度建立之初,各种制度都没有对越级上访作出禁止性的规定,即使是新修订的《信访条例》也只是提出逐级上访的导向性规定。党的十八大之后,越级上访才被中央文件正式提出来,并确定为不受理的上访类型。越级上访可划分为腐败违纪举报型、督促执行型、历史遗留问题型、征迁强拆型、讨薪求助型、政策创制型等类型。越级上访是属地管理的矛盾逼出机制、超地方治理权限的政策诉求外溢机制、等级政治信任的心理推拉机制、维稳压倒一切的反制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越级上访反映的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群众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制度缝隙的利用和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