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悲剧与悲剧的启蒙

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院研究生会以“五四精神与中国前途”为主题,举办了征文活动,并进行了评选。本文及下文《对两代启蒙者的反思》是入选论文中的两篇。 本文认为,五四运动未能在中国真正开创民主、科学、法制、自由的新纪元,这不能不说是“五四”启蒙者的一个悲剧。这一悲剧,是多种历史因素、个人因素、时代因素和国际因素造成的。我们要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就必须执著于思想启蒙的任务,高举起“人”的大旗,使社会真正做到尊重和关怀每一个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发扬“五四”精神 积极开拓进取

八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爱国运动。以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五四”精神激励了“五四”以来的一代代中国人。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继承“五四”先驱者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勇于开创历史新局面的传统;学习“五四”先驱者“铁肩担道义”,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发扬“五四”先驱者勇于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决心和勇气,积极开拓进取,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论五四文学先驱者的文化人格

探讨一代先驱者文化人格的成因及其独特的魅力,不仅是进一步理解五四文学深层结构的需要,而且有助于考察中国文学从晚明到清末再到本世纪之初完成现代化飞跃的内在机制。五四一代文学先驱者在心态上迈出了由传统到现代人格转换的最具决定性的一步,体现出一种全新“超人”式人格价值取向。其特点首先表现在以个人参与历史的发展与创造,其次是对个人生命力量的高度推崇与刻意追求,第三是“重估一切价值”的决绝姿态,第四是超人式的自我牺牲精神。先驱者又不得不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困境。究其根源,一是“别求新声于异邦”后的清醒,二是清醒后‘“上下求索”的艰难,三是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之间所横亘的巨大历史鸿沟。但他们毕竟不是尼采理想中真正意义上的“超人”。其内省意识与其自觉的历史反省意识,现实反思意识与批判意识是分不开的,它尤其体现了对现代自我人格设计的主动追求。五四先驱者彻底冲破了传统理想人格模式,既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最根本的作为“人”的意识的觉醒,也表现出了异常的人格力量与人格魅力。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纪念李达诞辰115周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形态。李达是在中国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者和启蒙者。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有着开创性的历史地位,被毛泽东称为“理论界的鲁迅”。     

边际性:"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角色体验

在“五四”的文化语境中 ,启蒙者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全面否定已经成为主导话语倾向 ,时代的发展趋势决定在现实的话语环境中不再容许人们对传统文化抱有任何幻想。对于提倡新文化的先驱者来说 ,存在的不是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取舍的矛盾 ,而是批判的彻底性和如何用新文化取代旧文化的问题。然而 ,启蒙者作为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 ,虽然他们是传统文化的坚决批判者 ,但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批判和选择之间 ,却存在文化角色的边际性矛盾     

《小河》：“五四战士”的忧郁

《小河》时期的周作人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战士，处处流露着他的“少年精神”，但《小河》蕴藏着他内心深处的一种隐隐的忧郁，体现着启蒙者的困惑，也昭示了思想启蒙者必然面临的“两难”境地。《小河》之后不久，经过痛苦的思考，周作人开始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开辟了自己的园地。     

论五四小说与传统伦理意识的关系

五四新文学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思想革命运动。从新文学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启蒙、思想革命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传统伦理意识的变革。在“政教”与“人伦”两者中,五四启蒙者似更侧重于“人伦”的一面,对传统伦理意识的变革构成五四思想革命的重     

阐释学视野中的"湖畔派"爱情诗

“湖畔派”爱情诗曾经引起过激烈的论战。受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限制,当时的诗歌阐释者主要看到了其与西方诗歌的密切联系,而忽略了其与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渊源关系。另外,更多关注诗歌的“道德”价值和对古典诗歌传统的叛逆,这也是“五四”先驱者爱情诗阐释的显著特色。     

论五四文学现代文体意识的觉醒

“五四”文学现代文体意识的觉醒，首先体现在先驱者既推崇语言符号体系的革命，又认识到它毕竟代替不了文学文体的革命，并由此进一步从话语方式的根本变革上实现能指对所指的充分表达与创造；其次，“五四”文体革命与思想解放运动表现为一种异质同构、同步发展的关系，从而保证了“五四”文体的现代意识与人本价值；再次，在文体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上，“五四”先驱者不仅将文体革命视为文学革命的首要战略重点，而且始终以现代文体的实践与探索为主旋律。文章同时还对现代文体概念、白话文运动与文体革命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于新时期小说中人的主题的思考

早在本世纪初,“五四”新文学先驱者们就曾热烈鼓吹“人的文学”,作为向封建者专制主义,蒙味主义和禁欲主义反抗的旗帜。中国数千年历史,整个民族的“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五四”先驱者们以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为武器,或以冷峻犀利的笔锋解剖“国民性”,或以狂飙突进的热情鼓吹个性解放。“人”,首先成为现代新文学的核心主题意识。     

“五四”文化保守思潮兴盛的原因及地位

“五四”后的文化保守派和新文化启蒙者一样,都把民族的现实危机与民族的文化精神直接联系起来。但文化保守派认为,“西学”的输入打破了传统道德体系,致使道德堕落、世风日下。因而,他们从各个层面用各种手段来维护传统文化,并试图用民族文化精神作为对抗西方的最后一击;在处理历史功利与道德情感二者的关系上,强调后者。     

评“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

“打倒孔家店”,这是七十多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的振聋发聩的战斗口号。它标志着“五四”一代人在用一种全新的现代眼光审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与先秦百家争鸣颇为类似的“礼崩乐坏”的时代,中国数千年来树立起来的民众心目中的“上帝”(孔夫子)遭到空前的猛烈抨击,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信仰、人生态度、文化品格遭到前所未有的翻转。这样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这样一股全面反孔的潮流,在时隔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和评价时,有学者认为“打倒孔家店”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应将“五四”的“打倒孔家店”正名为“打倒‘孔家店’”。这种用改变历史事实的方法来求证五四文化先驱者对孔子的态度与现在对孔子所做的科学评价之间的一致性,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它与清末民初的政治动态、西方思潮、文化冲突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动荡时局中,五四那代“不安本份”的知识分子,终于打响了本世纪初思想领域中惊天动地的第一炮。     

黄远生:五四之前的新文化先驱者

黄远生是“五四”前夕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位孤独的文化先驱者 ,他不但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启蒙运动 ,而且其立志通过改造个人而改造社会与国家的启蒙思路亦与“五四”先驱者大致相同。他在中国文化蜕变“阵痛”期更富独特价值和意义的贡献 ,还表现在不但具有浓厚的思想启蒙意识 ,而且富有强烈的现代内省意识 ,其内心体验与人格分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超前性     

王蒙《活动变人形》对启蒙的审视和反思

《活动变人形》是当代文学的一部经典，是王蒙以个人成长经历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小说以20世纪80年代倪藻的视角对中国历史展开回望。在回望中摒除理论概念，客观而立体地呈现历史中的现实，通过个人话语体系的构筑、变化描写，考察、探索历史、文化的变迁，凸显了被启蒙者的存在，改变了“五四”时期被启蒙者被转述的历史，进而反思、审视启蒙。小说在回望、审视历史过程中发现语言作为思想文化承载体，具有超强的恒定性，这种发现为我们考察思想文化变革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     

论“五四”时期“诗散文”的创作

论“五四”时期“诗散文”的创作傅德岷—“诗的散文”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看来，散文使用白话是古已有之，韵文使用白话则需重新创造。以胡适为代表对新诗的语言进行了最初的“白话”的“尝试”，力图用精炼的语言与分行的形式完成诗与散文...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试论

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不仅是伟大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化运动。在过去的六十年里,“五四”文学革命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不仅已经从幼苗成长为大树,而且已经历过从新民主主义文学到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飞跃,对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了越来越大的促进作用。拿今天的革命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相较,从整体说,无疑是大大地前进了。但是,先驱者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卓越成就是不可磨灭的。今天来回顾“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仍然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感伤的行旅”:“五四”浪漫抒情小说的风格

“五四”浪漫抒情小说普遍带有感伤的成分。感伤主要表现为“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反映了浪漫主义者的青春人格和叛逆精神。“五四”浪漫主义小说家的风格各异,显示了不同的个性和文化背景。郁达夫等先驱者对于浪漫感伤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时期"散文的心"对当代影视艺术的历史借鉴作用

“五四”运动发现了“个人” ,从而使“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蜕变。“五四”运动解放了“散文的心” ,注重人的自我价值的体现 ,为现代散文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同时它也影响了其他艺术的发展。“五四”时期“散文的心”也为当代影视创作提供了历史借鉴     

“五四人”启蒙角色的转换及文化反思

“五四人”作为本世纪初一个特定的文化阶层，其角色定位决非我们以往学术研究中的习惯性理论预设———一成不变的启蒙者。实际上，他们既有一个由传统文化精英向近代启蒙者转变的过程，也有一个由启蒙者转变为被改造者的过程，而且二者之间相互纠结，很难理清。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滥觞于学界的“知识原罪意识”，对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与政治传播

先进知识分子是“五四”时期政治传播的主体。这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政治传播作为自己的自觉使命，是政治思想推介、启蒙者，政治思潮的引领者和政治理想的实践者。“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政治传播的时代特点体现在：政治思想引进与选择的结合；政治传播与政治实践的结合；社会道义担当与政治价值选择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