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文学“民族形式”倡导中的创作问题

本文描述了四十年代“国统区”文学从“通俗化”、“大众化”到“民族形式”倡导的发 展过程,探讨了四十年代文学“民族化”倡导产生于抗战需要和战后复杂的国内政治矛盾的社会历 史原因,并着重分析了这种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民族化”理论在创作实践中的困难,以及“民族化” 理论的消解方式。     

论知识分子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民主运动

随着抗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情绪的消弱,知识界挑战、质疑国民党内战政策与党治模式的民主声浪显露出高涨之势.进言、学潮、建党、办报,在不具备现代法理基础的独裁政权下呼唤民主,是知识分子凭借自身力量与方式掀起的一场悲剧性的努力.     

论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生态意识

在革命意识形态渐趋消退的1980年代,中国文学终于又恢复了对大自然的诗意描绘,生态意识渐露端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成的<树王>等知青题材小说对历史进行反思时,就有意无意地透露了生态书写的信息.而徐刚等人的生态报告文学对现实进行了较为自觉而彻底的生态批判.虽说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人道主义话语制约了作家们对生态问题的全面呈现,但是那些有边疆体验或农村体验的作家们还是慢慢地写出了对大自然的理想追求,生态意识也初露华彩.     

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论争

本文认为 ,2 0世纪 3 0年代中国文学论争受制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 ,政治化思维在论争中起了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论文通过分析 3 0年代重要文学论争中各方的政治态度、政治情绪 ,特别是成为某种惯性的政治化思维 ,以及这些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和以什么方式 ,最终支配着文学论争的过程与结果 ,由此不仅突现了 3 0年代文学论争的一些基本的和重要的特征 ,而且多少找到了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重要根源     

论"新写实"思潮与19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

为什么1980年代后期的文学史会这样发展而没有那样发展?是什么使得我们的文学成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在“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这一新时期文学走向当中,“民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这一文学走向当中各种思潮的先后更替是民间的各种可能性之间互相消长制衡的结果,而且,“民间”本身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步强大起来,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日渐明晰。     

重新审视5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几种倾向

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 ,预示了即将拉开帷幕的中国文学新阶段将　　由两大文学潮流——解放区文艺传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汇合构成。当代文学的两大传统在这时已分清了主次地位。但两种价值观念、两种美学修养、两种文化实践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冲突 ,由此又形成了这一文学形态在结构上的繁复倾向。借助于对具体个案 (胡风、巴金、沈从文 )的研究 ,不仅准确地辨析了这诸多倾向的内在关系 ,而且从整体上有力地揭示了这一文学形态的真实状貌 ,这对于历史地把握整个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趋势颇具启示意义。     

20世纪2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面面观

过往的翻译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四"时期,20世纪2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研究成为一部断代史。20世纪20年代初期,多个文学团体的相继成立及各种文艺刊物的加盟,拓展了翻译文学的新局面。东欧、北欧的现实主义及浪漫主义名著介绍,形成了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潮。以政治意识和人本主义思想为取向的20世纪20年代的翻译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翻译文学的发展。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思潮自晚清至今 ,历经了三个发展时期 ,其主流始终体现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一开始便同世界化密切相联 ,随着世界文学思潮的骚动而革变。入世使我国进入了国际化的新时代 ,中国文学将发生重大变化 ,走向完全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但它不是全盘西化式的“充分世界化” ,也不是“东方文化天下”式的世界化 ,而应与时俱进 ,综合创新 ,越充满时代先进文化意识 ,越充满中华民族个性特色 ,便越有世界性。     

中央文学研究所与1950年代文学的政治生态

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学逐渐建立起一整套的制度体系。循此思路,建立文学学校不仅仅是文学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围绕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发展与最后停办,文学界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文学纠葛,这些文学纠葛是1950年代文学政治生态的生动表现。文研所走向式微及其最后的停办有个人恩怨的因素影响,但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决定这所学校命运的,是时代的语境和政治的需要。     

四十年代中国话剧的艺术精神

40年代产生了中国话剧的精品。这一时期话剧的艺术精神是历史精神的转化形式与实现。所谓艺术精神即民族意识的觉醒、高扬与民主意识的强化     

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

1980年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返“人的文学”的过程。最先的基本内容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与批判,但一些作家已着眼于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并开始呼唤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控诉与呼唤的潮流虽然遭遇挫折,但文学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些作家走向了个人,展示和肯定人的个性;一些作家走向人的生命,呼唤人的自然权利。“性大潮”的出现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文学中的一次回归。文学因此而对人的表现有了新的开拓,但也意味着一种退缩性的转向。重返“人的文学”的障碍不仅来自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旧的权威话语,而且来自海外引进的新思潮。1980年代文学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社会文化——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之一)

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在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交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要研究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就必须要研究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互动,因为文学是社会文化这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文学的互动离不开文化的参与.中国本土社会文化不仅积极参与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交流,而且还构成了二者互动交流的主要互动方式.     

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论大众传播与1990年代中国文学

苏州大学文学院陈霖教授承担的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论大众传播与1990年代中国文学》(项目批准号:03BZW041),近期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     

脸谱化的身体——论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的身体叙述

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身体形态的脸谱化与政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出现与发展,决不仅仅是影响与规塑当代中国人的身体外观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包含政治和文化等复杂意识形态内涵的大问题。英雄的身体形态具有范式功能,而反面人物的身体形态具有惩戒功能。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身体形态的脸谱化叙述,迎合了受传统俗文化熏陶的普通大众的审美心理需求,在一定阶段帮助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快速整合与确立,同时,对革命英雄强健有力身体形态强调,建构了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的身体美学,也激发了人们对崇高、伟大等人类永恒意义的追寻。然而,身体形态的脸谱化叙述其实违背了人的真实性、自然性,当脸谱化与政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必然走向另一个极端。     

众神狂欢与英雄独舞:90年代大陆文学的两种精神流脉

“９０年代”大陆文学的整体格局和精神流脉发生了深刻嬗变。在众神狂欢的世纪末编航中,仍的英雄在独舞。这是内在人格力量差异的文化折射。作家必须带自自己的心上路,坚守内心光明的孤胆英雄最终能站成“文化昆仓”。     

30年代商业化语境中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流派

本文分析了30年代文学现代化的商业化生存语境,从文学生态的角度揭示了30年代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等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土壤中所蕴含的商业化倾向因素,重点揭示了商业化倾向对30年代文学传播和文学流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论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

女性作家以女性的视角、文本形态、叙事逻辑来表达个人的情感体验和生存体验,表现出对自我、对环境的理想化的自恋。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观,标示着中国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已转化为女性写作的主动行为,女性书写已从性别歧视、性别压抑、性别遮蔽中解脱出来而浮出当代文化历史地表。     

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