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卡尔维诺小说的童话思维

当代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对童话思维别出心裁而又得心应手地运用,使其创作在后现代的先锋小说中独树一帜。他一方面高度重视童话思维的幻想品格,保持叙事的诗性气质,一方面以"间离"的方式关注现实,负载起深邃而凝重的审美内涵,从而成功实现了他"轻"的美学理念,为小说在当代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可行之径。     

论卡尔维诺小说“晶体模式”——以《看不见的城市》为例

卡尔维诺一向因其富有活力、别出心裁的先锋创作而闻名。他在小说创作中解构了主线因果的传统模式,刻意追求一种以平等的晶面取代线性情节发展的晶体模式。从卡尔维诺的典范之作《看不见的城市》中,可以领略到卡氏小说晶体模式所具有的精致的组合结构、奇妙的自我生成和绚丽的多重折射等基本特点。     

从托尔金的童话文学观看《西游记》的童话性

本文通过托尔金的童话文学观从神话想象和童话艺术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童话至理”。从总体上看《,西游记》不仅充分体现了童话之幻想、恢复、逃避、慰籍等因素,而且最充分体现了童话对人类基本愿望的满足性,这些愿望包括探究宇宙空间和时间的深度、广度的愿望,与其他生物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愿望,探寻奇怪的语言和古老的生活方式的愿望。《西游记》的艺术魅力就源自卓越的神话想象和高超的童话艺术这两大因素的完美结合。     

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中的自然生态观研究

《树上的男爵》是一部以探讨与思考人与自然关系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它的作者卡尔维诺是轻逸性文学创作理念的提出者与践行者.《树上的男爵》即以轻逸为全篇主体的风格特点,借描写一位立志于终身在树上生活的男爵柯希莫的传奇经历而表达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与思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应该是建立在一定距离的基础上的对自然的亲近与尊重.     

《五卷书》与哈萨克民间故事

《五卷书》是印度民间文学的经典著作,其中的很多故事流传于世界各地。《五卷书》对哈萨克民间故事有着深刻的影响,两者在动物形象、故事情节、故事类型、思想主题等方面都很相似或者完全相同。     

作为认知的小说——论卡尔维诺对小说身份的重新定义

卡尔维诺试图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概念,对小说身份进行重新定义。他认为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应该具有同科学相似的认知属性,可以成为一种对世界的认知工具。他试图探寻文学与科学的同源关系,析出文学史中"智性"一脉的文学传统,并从中寻找自己的理论支持。与此同时他又敏锐地意识到作为小说认知的独特性,他旨意打开小说丰盈而广博的所在,而不是将之锁闭在一个狭窄的层面。卡尔维诺将这种理解渗透在自身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理论搭建中,并形成自成一格的小说观,刷新了小说的传统定义。     

论袁于令的小说创作观——从《隋史遗文》总评说起

袁于令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戏曲家、小说家,同时,他还是一位小说理论家.他虽然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问世,但是,他的小说观集中在《隋史遗文》总评中.《隋史遗文》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一方面承认小说的虚构性、通俗性和娱乐性,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与批评大家相仿佛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强调小说的戏剧性,反对拙劣模仿旧作、名作.而由于评语出自作家本人之手,与文本关系密切,袁于令在评语中可以直接与读者交流,进行互动,从而引导读者关注情节焦点,接受他的小说创作观.     

试析《仲夏夜之梦》的童话色彩

《仲夏夜之梦》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富于浪漫性的一部,在该剧中,莎士比亚通过奇异的幻想着力描绘、营造了一个充满魔力和魅力的童话世界,使整部剧作具有一种轻快、怪异、和谐的基调,本文即从幻想、人物形象、语言和画面等方面来分析它的童话色彩。     

中国、印度、阿拉伯民间故事比较论——以《一千零一夜》、《故事海》为例

本文从阿拉伯民间文学巨著<一千零一夜>中寻找出与古代印度、中国类型相同、内容相近的故事八则,比较它们的异同,寻找它们的交流关系,探讨古代中、印、阿拉伯文学的互动及其产生原因.     

民间故事与史诗建构——从叙事模式看《亚鲁王》的民族、民间构成

从《亚鲁王》被发掘和整理、出版以来相关研究众多,然而作为史诗的《亚鲁王》,真正从文学的角度切入进行研究的文章却鲜见。如果我们将《亚鲁王·史诗颂译》部分看作一个"事件",而将亚鲁王的民间传说形式看做一个"过程"的话,在史诗与民间故事两个维度上考察《亚鲁王》的叙事模式,则可以发现:《亚鲁王》的叙事程式杂糅了创世、征战以及迁徙的叙事程式;着力呈现的是"人的英雄",他兼具了勇敢、成功和失败、挫折,智慧与狡诈;叙事的回环往复,强调了挫折与苦难的主题,从而构建起以"苦难"为核心的民族想象;而民间叙事,则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属于本土的民间。     

纯美的人性童话——解读彭学军作品集《油纸伞》

解读《油纸伞》可以感触到作品的审美情趣，其童话般优美的结局与浪漫色彩带给读者更多积极意义的教化与感动。     

论《醉翁亭记》的创作渊源

欧阳修创作于庆历年阃的《醉翁亭记》。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一篇典范作品,当时就已经引起了人们欣赏和研究的热情。在宋元文人看来,《醉翁亭记》吸收了古代经典作品的创作经验,也受到中唐韩愈散文创作的影响,这两方面的认同也为《醉翁亭记》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自宋初到欧阳修的时代,散文作家们逐渐语助词在文章中的审美作用,他们的散文创作实践产生《醉翁亭记》的现实文学土壤。正是在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欧阳修创作了这篇千古美文,并借此将北宋散文革新运动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亨利·詹姆斯的《意大利时光》——美国人身份的建构

亨利·詹姆斯游记合集《意大利时光》不仅呈现了作者对这个历史文化古国的热爱而且包含了他对自己美国人身份的认识和建构。本文认为,詹姆斯在向读者逐步构建和阐释自己对意大利的印象的过程中,也在探寻能够把自己和祖国联系在一起并建立自己美国人身份的途径。而这个身份的建构主要借由他在旅游途中频繁地将美国和意大利进行对比得以实现。     

《朝鲜民间故事》的中译本与徐悲鸿的插图研究

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俄文版《朝鲜传说》共收录了64篇韩国民间故事,而佩尔斯基选取了其中20篇,编译成了法文版《韩国故事》.中文版《朝鲜民间故事》是对《朝鲜传说》法文译本的重译.他们都秉持着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译介出韩国人的美丽心性、纯真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认同韩国人的文化身份.法文版和中文版的译著中收录了徐悲鸿所画的15张插图.徐悲鸿的插图利用虚构的想象重构了故事场景,增添了东方神韵,提升了故事的艺术品格.这三本韩国传说集是韩国口传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文本.     

法律的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从欧阳修的《纵囚论》说起

欧阳修的《纵囚论》作为史论性质的文学作品,旨在通过揭露唐太宗贞观六年的纵囚之事来阐发暗含在政治权术下的虚假和伪善。欧阳修认为唐太宗以所谓的信义释放死囚,既不符合法律惩治死刑犯的程序正义,也违背了大众逻辑下的常规情理,只不过是一种帝王德政形象的塑造和宣示。从唐人的集体性赞颂到宋人而后的群体性批判,欧阳修的指摘在其中的转捩,无疑开启了宋人法律文化思潮的萌蘖。然而,欧阳修的论断只是触及了政治权术表层的意涵,却没有对唐太宗纵囚的缘由根柢进行本质性揭示。实际上,从汉晋至隋唐,历史文本接续中皆存有类似的纵囚事例,这就不能以单向维度的判辨来归因于帝王权力图式影响下的历史书写。唐太宗施展特赦的举措,固然既有帝王德政思维下追求“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需求,也有蕴含在教化和资治功用下的信义取向。不过,在省思传统政治行为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的是先忘却政治正确与事实真相之间的变换。缕析《纵囚论》,不仅有助于思索自西汉法律儒家化以来的士大夫伦理文化,而且可以藉以追寻探讨经过唐宋变革后的法律文化路径嬗变。     

从《伪币制造者》解读纪德小说遗产

法国小说家纪德的《伪币制造者》以独特的叙述手法著称于世。本文则想重新探讨这篇小说,研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实主义小说出现合法性危机时,其如何以多角度网状叙事、思想小说、百科全书的形式解决了这一危机,拓展了小说的空间,并为未来小说样貌留下了一笔特殊的遗产。     

边缘化的主流——1981～1989年《小说选刊》研究

作为中国作协主办的权威刊物,《小说选刊》所选作品基本上代表了新时期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水准,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走向。文本从小说形态、叙事方式的演变两方面,解读1981～1989年《小说选刊》自身的发展及其为新时期小说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宏大叙事下的抒情诗——从《百合花》看茹志鹃小说创作风格

茹志鹃的小说以“清新、俊逸”而受到评论家的称赞,《百合花》是其风格的典型体现者。在半个世纪的流变中,论者大都把第一人称叙事、侧面描写战争、细节描写等作为这篇小说反映茹志鹃创作风格的具体体现。文章从女性视角、文本丰富多变的情感、别具深意的景物描写三个方面入手,再次解读《百合花》,试图重新阐释其“清新、俊逸”的美学风格。     

库切小说《敌手》中的女性主义叙事视角

库切的小说《敌手》通过对英国18世纪作家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进行模仿和戏拟,从女性叙事者苏珊·巴顿的角度重新对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进行叙事。揭示了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女性空白的原因,批判了父权话语体系对女性的压迫,质疑了经典,同时也表现了库切对于小说叙事的观点。     

从钱选《会真图》说起

钱选《会真图》,特别是文徵明对它的描述,有助于我们确定关汉卿《崔张十六事》创作于王实甫《西厢记》之前,进而有助于我们了解《西厢记》的“真正”作者;而元明以来有关《西厢记》作者的文献记载,明代嘉靖以前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其后关于《西厢记》作者的种种异说都不过是人们附会、颠倒、误会出来的东西而已,并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