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烟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泛滥,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各界围绕着禁烟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禁烟主张反映了不同的阶层、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禁烟人士通过报刊、媒体揭露外国非法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的大量事实,军阀、官吏、奸商等纵容包庇贩运和制售鸦片毒品的罪恶,抨击政府当局腐败,无能政治,唤起国人对鸦片严重危害性的认识,推动了群众拒毒运动空前开展起来,制约了政府当局的禁烟态度。在讨论中一些论者宣传“渐禁主义”理论和主张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场禁烟讨论结果说明,在旧中国社会制度之下烟毒泛滥的社会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今年花落颜色改”——嘉道年间罂粟种替换原因考

在毒品史研究领域,学界有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一是罂粟在唐代传入中国,明代医家已经掌握了提取鸦片的方法;二是鸦片战争前所需鸦片几乎全部来自进口,土产鸦片是嘉道年间引入新罂粟种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关于唐代罂粟的种名和清代罂粟替换的原因却始终悬疑。本文用花色和吗啡含量两项标准考证出唐代入华品种确系鸦片罂粟种,而观赏为目的的人工栽培导致其生物碱成分的变化和鸦片产量的下降是清代罂粟替换的原因。     

近代中国新兴的畸形行业--鸦片业

鸦片,曾在近代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业,并在传统的行业中占有重要一席。探究近代鸦片业的形成、发展、特点和影响,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寻找毒品经济在中国发展的脉络,对中国应对世界毒品泛滥大潮提供"资治通鉴"的警示作用。     

中俄《恰克图市约》中的法权探析

中俄《恰克图市约》中的法权规定是为了保持恰克图边贸的正常发展所订。在条约中,清政府既考虑到边境地区的特殊情况,又坚持行使了自己国家的属地法权,因此不能说《恰克图市约》是外国在华“治外法权之滥觞”。     

多元话语视角下的毒品成瘾问题分析

对毒品成瘾的认识,在管理者、吸毒者双方的话语中呈现各自不同的特征。管理者的成瘾话语是以鸦片类毒品为模板进行成瘾认识的,30年来对成瘾的宣传报道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吸毒者的成瘾话语是区分毒品类型与使用程度的,他们以鸦片类毒品的成瘾模式进行对照,不成瘾成为新型毒品的首要特征。两种话语的成瘾认知差异,背后的原因在于以医学为代表的科学毒品话语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期盼毒品话语能超越对鸦片类毒品成瘾的理解,对毒品认识进行更加科学的医学界定,从而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开展毒品治理工作提供更有成效地禁毒与戒毒宣传。     

《南京条约》与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取得

鸦片战争以前 ,英国便企图以国内立法并采取各种手段获取在华治外法权 ,但均未成功。鸦片战争后 ,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 ,最终通过其附件《五口通商章程》 ,以解决所谓的通商善后问题的方式攫夺了此项非法特权 ,首开了外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的恶例。     

鸦片战争时期的道光皇帝

探讨道光帝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政治决策,对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鸦片问题的摇摆不定.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摆在清廷议事日程上最急迫、最棘手的是如何处理鸦片的问题. 鸦片是具有药物功能的麻醉性毒品,原产地不在中国,由外国商人贩运来华.早在1729年,清雍正帝就颁谕禁止贩卖鸦片.1800年,嘉庆帝颁谕禁止鸦片进口和在国内种植罂粟.由于清政府统治集团的腐朽,禁令等于虚设,鸦片走私日益猖獗.怎样解决鸦片走私进口所     

侵华日军的另类杀人武器

1937年,太原沦陷后,日寇强迫河西地区的菜农在菜地都种罂粟,日伪还成立了一个专管收售鸦片的机构,美其名曰＂太原禁烟局＂,就设在大南门街路西,菜农所产鸦片全部被他们收走。他们不是倾销鸦片,而是把鸦片再加工制成一种叫＂料子（也叫料面）＂的毒品,形状似饼干,黄褐色,由大小料贩卖给中国人民吸食。     

论日本在华北的毒品政策及其危害

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后,大肆推行"鸦片专卖"等毒品政策.华北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把其罪恶的毒品政策推行到华北,在华北伪政权中设立专门机构,通过实行鸦片专卖使毒品生产、交易公开化、合法化,并广设烟馆,诱迫人们吸食毒品.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推行的毒品政策是其整个殖民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危害.     

抗敌殉国的民族英雄陈化成

陈化成是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斗争中殉国的民族英雄。陈化成升任福建水师提督之时,正值东南沿海鸦片走私猖獗。陈化成与林则徐一样,对鸦片毒品深恶痛绝。他积极支持林则徐禁烟,多次阻截英军的鸦片走私船,打击了鸦片走私贩的嚣张气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陈化成临危受命,调任江南提督,驻守吴淞炮台。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1842年6月16日),集聚于     

薛福成与中英梅生私运军火一案的交涉

梅生案是上海、镇江两海关在1891年查获的一起以英国人梅生为首的私运军火案。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该案由上海会审公廨审理,最终的结果是判处梅生九个月监禁。此案显然是重罪轻判,清政府对此判决深为不满,责令当时的驻英大使薛福成就此案与英国外务部进行交涉。经过多次艰难的交涉,梅生最终被驱逐出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尊严,阻止了军火走私的蔓延之势,从而为中国赢得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     

近代列强在华路矿投资对中国法权的影响初探

自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列强以所谓“治外法权”为保护,并将这一特权滥用到经济领域,阻碍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近代列强对华的路矿投资,不仅攫取了路矿的修筑、开采权、借款权以及经营管理权,而且严重地破坏了包括法权在内的中国国家主权,加深了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程。     

论数据保护法的域外效力

受信息技术挑战、多元价值冲突与国内外规则互动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域外效力成为中国数据保护立法必须认真对待的法律问题。当前国际社会主要通过立法路径与司法路径扩张国内规则的适用范围，其中，司法路径一定程度填补了传统数据立法在域外效力问题上的缺失，但具有一定局限。当本国数据保护政策具有明显扩张需求时，立法有必要对域外效力问题作出直接宣示。直观来看，数据立法的适用范围取决于一国主权的自主选择，如果做全面考量，域外效力的确定仍然需要经过国际法层面的审视。考虑到数据保护政策与参与全球数据治理的需要，中国应在立法中确立域外效力条款，以设立机构标准和效果原则为基础对外适用数据保护规则。在实施阶段，应强化法院在适用域外效力规则中的作用，支持法院综合个案事实对中国数据保护立法的效力范围进行解释，从而与立法、行政机关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推动中国数据治理体系的构建。     

抗战后期驻华美军专属管辖权研究

《新约》的酝酿促使美国约束驻华士兵犯罪,并经国民政府单边许诺,于1942年事实上确立专属管辖权。《新约》谈判期间,双方认为驻华美军司法管辖权与废除治外法权无关,加之担心影响《新约》的积极意义,遂将其条约追认推迟到《新约》缔结后完成。战时驻华美军专属管辖权符合当时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并非《新约》的倒退、治外法权的复活,但由于美国军事司法体制的缺陷以及中方干预权的缺位,美兵犯罪非但无法根治,反而加重了中美关系的不平等。     

论洋务新政时期清政府内的守和主张

洋务新政时期除非遇到新的重大侵犯,竭力维持“中外相安”局面是清政府内的普遍主张,即使是公认的爱国官吏或极端仇外的守旧派也持这种主张。不能将这种避战守和主张简单地斥为投降主义。一些人这样主张是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敌之强,己之弱,因而认为中国暂不宜战,许多人并且希望利用和局振兴自强。     

论伪满时期日本对无籍朝鲜人的就籍措施

1937年日本宣布在伪满洲国"撤销"治外法权,给东北朝鲜族社会,特别是给占有很大比例的所谓无籍朝鲜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日本为了稳定东北的社会治安,让无籍朝鲜人就籍,而其效果微乎其微.     

论当代贸易与环境问题的主题

保护环境与发展贸易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的。但是,很多国家以损害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予以必要的限制,也就是说,通过贸易手段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贸易与环境问题是联合国大会和世界贸易组织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其主题是多边环境协议,对产品的进口限制,加工和生产方法以及污染避难所,出口限制和环境征税。     

略论尼赫鲁时期的印苏特殊关系

从 1 95 5年起 ,印度和两极之一的苏联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这对奉行不结盟外交的印度来说似乎有些非同寻常。然而 ,这是符合尼赫鲁现实主义外交原则的。因为 ,这种特殊关系是印苏两国之间利益一致的产物 :前期对付巴美结盟 ,后期对付中国。印苏特殊关系最终于 2 0世纪 70年代初 ,促使在亚太地区形成以印苏为一方、美巴中为另一方的战略态势     

黄遵宪《日本国志》对中国近代司法改革影响探析

黄遵宪是近代中日建交后派出的第一任参赞，《日本国志》是黄遵宪实地考察日本后所撰写的中国近代第一部全面研究日本的专著。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对日本为收回治外法权而在司法制度方面的改革进行了认真的评析，为清末司法改革提供了样板，推进了清朝司法改革的决策，并对中国近代司法改革方向和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林纾的民族意识

近代福州三巨人的林纾与林则徐、严复,都是心系国家,深明民族大义的名家。五四时期,由于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将新青年同路人和先驱者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敌人。以致后来将他视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玩固的守旧派。这是严重的历史歪曲。其实无论他早年的维新主张,中年后大量翻译外国小说,还是晚年为传统文化辩护,都是秉承了华夏赤子保种爱国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立场。精神脉络是统一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