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一则

近读香港书谱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书法大辞典》,其中丛帖部分介绍到《余清斋帖》和《清鉴堂帖》,都是明代徽州人汇刻。一些说法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所以忍不住在此一辩。     

五水与五水蛮——两晋南北朝史札记一则

(一)五水“五水”流域,古代住有少数民族,称为“五水蛮”或“西阳蛮”。这五水究竟是哪五条水?《水经注》说:“五水,谓蕲水、希水、巴水、赤亭水、西归水。……宋沈庆之于西阳上下下讨伐蛮夷,即五水蛮也。”《宋书·夷蛮传》“豫州蛮”下说:“豫州蛮,廪君后也。……西阳有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谓之五水蛮。”《南史·夷貊传》所载与这相同。这五条水都在大别山南麓,在现在的湖北省东部。近人丁谦说:“西阳今光山县,五水均在信阳州境。”(浙江图书馆丛书)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简讯一则

由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主办的大型40集电视片《百苗图》摄制组与重庆师范学院楚辞研究室联合发起并主持的“楚辞与苗文化学术讨论会”于1993年10月24日——28日在重庆沙坪坝空军招待所举行。     

史料一则

清初东北辽沈一带,经明清鏖战杀戮之惨,自山海关以北,井邑荒落,十室九空,触目凄凉。清兵入关,旗民内徙,关外遂弃同瓯脱,记载亦稀。兹据谈迁《北游录》     

读诗札记

诗的风格特色,“神而不知,知而难状”。属形而上的事理。为了将这抽象、玄奥、难以捉摸的风格特色,让读者能够真正领会,宜于把握,诗论家们往往通过拟物、描状的办法,将风格这个形而上的抽象事理还原为形而下的具体物象,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这就是“拟物品评风格”。在中国古代诗评中,摘句评是一种最常见的形式。南朝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正式提出了文学批评“摘句褒贬”的命题。摘句评有先摘后评、先评后摘、就摘就评三种样式。摘句评是对“秀句”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摘句应该使诗的形象…     

楚辞札记

一、伯庸即熊康离骚篇首,屈原自述家世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老曰伯庸。”玉逸注:“皇,美也;父死称考,诗曰‘既右烈老。’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辅楚,世有全名,以及于亡。”如王氏意,皇为形答词,言考之美德,皇不     

自然美札记

一自然界是人类也作为其结构项的总的客观实体。人类做为其中的一项,对其他部分的一切关联,实质上都体现着一定联系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也许应该说是多重的或多边的——作为人类固有的能动认识行为及其运动的审美属性的关联物,为人类直接把自然界作为审美对象,提供着逻辑上和理论上的立足点。     

读诗札记

陆放翁《夜读兵书》云: 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疎。 按靖康难作,中原沦入金入之手,江左且有不保之势。放翁对此,十分痛心。于是志欲从戎,立功万里之外。起初他以为机会一到,不难成为现实,可是结果落了个空,说明自己料事疏阔,不切实际。李易《陆游诗选》作了如下解释:“说功名本来是没有把握的,如果一定要预料如何如何,那就未免迂阔而疏于事理了。”与原意稍有出入。又同篇云:     

苏词札记

一、关于苏词的“豪放”词至苏轼,开豪放一派。自此,终八百余年词坛,两旗并展:一曰豪放,一曰婉约。与苏轼高举豪放大旗的同时,执婉约词派旗帜的是柳永。关于苏柳两家的不同词风,俞文豹有一段精采的描述,向为论者所注目: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吹钊录》) 这段评论结合词这一歌唱文学的特点,把苏柳两家不同词风——豪放与婉约,描绘得生动而精当。但试读《东坡乐府》三百余篇,非铜琶铁板不足以高唱者,却不多见。若以严格意义上的“豪放”词风来衡选,真可谓凤毛麟角。     

读诗札记

李白有《戏赠杜甫》一诗,李集不收,最早见于孟棨《本事诗》、《旧唐书、文苑、杜甫传》也涉及到,都说是对杜甫的讥刺。关键在三、四句:“借问别来太瘦生,总是从前作诗苦。”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别出新解,说这两句中前一句是李白发问,后一句是杜甫作答,并无讥刺之意。但他也觉得题目的“戏”字有碍,于是便断定为后人所误加。我看,没有任何证据,仅仅为了要助成己说,而把“戏”字除掉,这未免近于武断,绝不是科学的态度。李白和杜甫是心心相印的朋友,彼此之间开开玩笑,有何不可?杜甫自己也说过:“颇学阴何苦用心”,“新诗改罢自长吟,”便可看出他     

教法札记

教学方法必须要适应教学内容,即由内容来决定方法.在各种专业中,如文、史、哲、数、理、化以及工、医、农等不同专业课教学都要有不同的教法,这就是活教法.本文就医学专业教学谈一点粗浅认识.一、集合分类法,即把同一类属的教学内容集合起来,然后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总结.例如:在医学的妇产科教学中,讲解妊娠期出血性疾病,可按发病时间、出血原因、病理变化过程、临床表现、处理原则等进行分类.这样有利于搞清楚课程内容之间的区别,也可使学生初步掌握各种教学内容的联系,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     

哲学札记

学习要写札记,效果才大,印象才深刻。札记不一定是摘录书上的东西,也可摘记心得、体会一类。这类摘记,往往最易联系实际,因为凡是与自己的实际工作、实际生活、实际思想相联系的,才最易有心得、有体会。这类心得和体会,往往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因而是不成熟的,但一经摘记就过滤了一道,淘掉大片砂砾,总要存下几毫不无有益的东西,日积月累,千淘万滤,往往也可形成比较完整的系统的思想,否则,稍纵即逝,这一点一滴的东西也便滑过去了。因为是札记,总是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写出最紧要的思想,虽然不成熟,却也可避免掉那种没有多少见解却硬要搜索枯肠写大文章的痛苦。我只算开始学哲学,想到写札记的好处就动手写,主要给自己看,也打算随时向同志们请教。偶或有一两点觉得还可提请大家斟酌的,便抄出来请大家看看。     

札记四则

一、关于“今王”句“今”字的释义《孟子·庄暴见孟子章》的“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一句(以下简称“今王”句),赵歧无注,孙奭的疏见于一章,而对于该句的“今”字的释义,近年来颇为流行的看法是:“今”,应作假设连词,义同“如”或“若”。有的文言读本和语法专著,也持有这观点。如吉大韩峥嵘同志的《古汉语虚词手册》(八四年版)在例举该句时,还将     

读史札记

九鼎的真象 在中国历史上,前后出现过三次铸造九鼎的事。第一次是传说中的夏代;第二次是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第三次是宋徽宗崇宁三年。这后两次铸造的九鼎,《旧唐书》、《新唐书》、《宋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中有翔实的记载,稍事检阅,就可明白。传闻久远,影响最大的是夏禹铸九鼎。知道这事的人不少,但真正了解的恐怕不多,所以想提出来谈论一下。 九鼎在先秦史籍中就有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这一年,楚庄王     

读史札记

一、释“道”法人沙畹作《<魏略·西戎传>笺证》,冯承钧先生译为汉文,开端一段文字是这样标点的: “西域诸国,汉初开其道;时有三十六,后分为五十余。从建武以来,更相吞灭,于今有二十。道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对于这段文字,中华书局版标点本《三国志》是这样标点的: “西城诸国,汉初开其道,时有三十六,后分为五十余。从建武以来,更相吞灭,于今有二十道。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哪一种标点得正确呢?当然是后者。前者错在何处?错在标点者将文中的四个“道”字,都理解为一个意思,即道     

“别材”与“别才”辨——读《沧浪诗话》札记一则

<正> 严羽的“别材别趣”之说,是《沧浪诗话》中最为人注意并引起争论最多的论题之一。可是关于“别材”的具体解释却不尽一致。从现有情况看,一般的解释大致有两种:别材——诗歌的材料;别才——诗人的才能。到底这两种解释孰是孰非,却一直不为人们注意。但正是这个看似小而容易为人们忽视的问题,解释不同,有时甚至会产生相去甚远的结论,故有必要一辨。     

杜诗札记

<正> 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其中恰恰一词,不少注家都训为莺啼声,实则莺啼之声流丽婉转,与恰恰之音大相迳庭。﹝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引《广韵》训为“用心啼”,近人高步瀛不同意其说,谓“用心啼殊不成语,仍以解作莺声为是。”今人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云:“恰恰啼,犹言着意啼。”实即本《猗觉寮杂记》之说。唯清人施鸿保《读杜诗说》谓“……此言独步之时之处,适当莺啼。恰恰者,不一时不一处也,当亦方言,今尚云     

夜读札记

费密的《荒书》《荒书》是一本记述明季张献忠及其大西军转战四川的编年性史书,后期也记述了李自成余部西山十三家在川、鄂的抗清史实。著者费密,字此度,新繁人,曾做过南明广元伯杨展的幕僚,是农民军的敌对者。由于他“少丁离乱,祸患身经,年近六十,始成此书”,而且“亲历者多,或闻于同时亲友,间得之老兵余贼”,因此,他所辑的一些有关大西军史料,较他书为详。在康熙年间,已有要写张献忠传记“必取事《荒书》”之说。也许是怕得罪“新朝”吧?成书以后,费密始终未敢示人。一直到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广征史书,说是“虽有忌讳之语,亦不罪之”,费密“乃裒旧稿,重为涂乙”,战战兢兢之状可以想见。这种涂改,大约主要是删去了若干有关南明诸王的记载,不存南明诸王的年号,甚至对大西军与南明政权的关系亦吞吞吐吐,讳莫如深。例如顾山贞《客滇述》载,献忠死前对养子孙可望云:“明朝三百年正统,天意     

“需”非“懦”之误——读《鹤林玉露》札记一则

<正> 《鹤林玉露》乙编卷五《断决》云:“吴请成于越,勾践欲许之,范蠡不可;楚求和于汉,高帝欲许之,张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机也。二子亦明决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贼。’又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王瑞来同志的校点本(中华书局版)认为“需者事之贼”的“需”,乃是“懦”之误,于是径改之,我以为“需”是对的,不应改,理由如下: